第三节
法治乡村的现实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要教育引导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积极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9] 2018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首次提出“法治乡村”的基本概念之后，法治日益嵌入乡村治理体系之中。当前，在法治乡村建设领域，中央也都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意见（详见表1-2），为法治乡村建设擘画了蓝图。因此，立足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乡村领域相关文件，全面把握法治乡村建设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基础地位，对于进一步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意义、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央出台的文件来看，法治乡村的现实定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现实意义上看，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是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 ^[10] 。这表明，在新时代背景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基层治理法治化要求将乡村社会生活轨迹纳入到法治轨道上来，但在乡村社会中，农民群体占大多数，并且仍然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最为广泛的社会群体，其生活方式离法治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中国农村社会对宗亲关系的重视使其成为奉行“人情”原则的血缘社会，同现代社会的“理性”相抵触。 ^[11] 因此，为使法治融入乡村社会生活中，并在乡村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需要加快法治乡村建设，不断消融民间传统与现代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从而在深度上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因此从法治乡村建设的现实定位来看，法治乡村建设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从作用定位上看，法治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2018年“中央1号文件”中，党中央立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精准定位乡村振兴的基础是治理有效。 ^[12] 而在这份文件中，中央提出的乡村治理体系分为建设法治乡村、建设平安乡村、提升乡村德治水平、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五个方面。综合来看，法治乡村贯穿于每一方面。一是法治乡村要求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长效机制。在这一机制下，通过推动基层干部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综合行政执法，规范村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对民主权利的行使，不断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进而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治理基础。二是法治乡村促进乡村治理理念的变革。通过建设法治乡村，强化基层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断增强基层干部群众的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并通过法治方式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能力，进而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的组织基础。

第三，从实践路径上看，法治乡村建设要坚持党领导下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2019年“中央1号文件”在乡村治理工作中提到要“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13] ，而在2020年，中央则对法治乡村建设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加强党对法治乡村建设的领导，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和“坚持法治与自治、德治相结合”两项基本原则。 ^[14] 梳理其中内容可以发现，法治乡村要在党组织领导下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由此可见，在建设法治乡村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通过强化政治和组织保障，发挥乡村传统道德价值与村民自治实践的作用，同时依靠法治使乡村本土治理资源与国家外部规范力量有机结合，构建法治、自治与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为实现乡村善治提供坚实基础。

第四，从顶层设计上看，法治乡村是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基础的必然要求。伴随着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15] 。这就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进一步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16] 。这也就意味着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而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离不开法治保障。加快法治乡村建设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乡村社会中的具体举措，通过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有助于巩固和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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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7—168、199页。

[2] [英] 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245页。

[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

[4]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76页。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页。

[6] 《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2019年6月23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23/content_5402625.htm， 2022年1月19日。

[7] 陈柏峰：《中国法治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8]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40页。

[9]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74页。

[10]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11] 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12]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人民日报》2018年2月5日第1版。

[13] 《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19年1月3日第2版。

[14] 《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 2020年3月25日，http://www.moj.gov.cn/pub/sfbgw/qmyfzg/202003/t20200325_150392.html， 2021年1月21日。

[15]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16] 《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人民日报》2021年7月12日第1版。 Oz+6OtC+BZN7lJj4XdExOytlSSBwFvoMYgsxzxo1l52WbbLj9JSVfHHl35zmZer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