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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丸山真男说思想史“能作为学界的公共财产而被认可的方法几乎还没有诞生” [53]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思想史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研究方法愈趋成熟。张荣明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与边界》中将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哲学的方法、历史理论的方法、历史文献的方法、新的探索” [54] 。刘岳兵在《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结合朱谦之、王守华、卞崇道、李威周、王家骅、韩东育、王青、吴光辉等的研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日本思想史研究方法做了系统的梳理。笔者认为在考察明治阳明学问题时，有以下研究视角值得关注与借鉴：
第一，“多层次研究”“哲学与历史相结合的思想史研究”。 [55] 王家骅在《儒家思想与日本的近代化》中提出这两点：“多层次研究”，就是说要冲破马克斯·韦伯从精神与经济现代化关系的设定，放宽研究视野，可以从政治、社会组织、教育等方面来综合考察儒学近代化的问题；“哲学与历史相结合的思想史研究”，是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各有特点，需要将两者取长补短结合起来，方能处理好“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更为全面地思考问题。具体而言，“哲学方法与边界哲学的方法着重共时性的结构分析，而历史的方法注重历时性的演变考察” [56] ，二者并用时还应将“功能评价”纳入考察的范围，即通过正、负二重性功能的考量，才能判定“对传统的文化、思想体系如何解析解构；哪些因子可以被重组入现代文化、思想体系；在重组时，对这些因子经过怎样的曲折变形或现代诠释才可能融入现代文化、思想体系，并发挥有利于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进而能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养护优秀传统文化之根。 [57] 可以看到的是，阳明学经过三宅雪岭、井上哲次郎、高濑武次郎等知识人体系化的构架，成为明治时期知识界一道独特的风景。与此同时，以《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的颁布为象征，天皇制度下新一轮“正统化”思想开始启动，中、日阳明学者的论著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被层层包装、借用后，作为伦理、修身教科书的重要内容，渗透到学校、警察、军队等组织机构中。因而，在考察明治时期知识人的阳明学论著时，在提炼出其核心概念的同时还应该返回历史发生的现场，从明治中后期政治认同的变化、社会组织的回应等方面进行综合性考量，整理出“思想发明”→“民众运动”这一连锁发生的哲学与历史的纹理。
第二，走出本国中心主义，重新认识作为“方法”的“东亚”。“近代阳明学”是东亚近代化过程中共同的时代思潮。 [58] “东亚视角”是近年来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议题，卞崇道、黄俊杰、张崑将等人都在研究中强调了这一视角的重要性。 [59] 2001年，山室信一在《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认识亚洲这一地域世界的三个视角：通过思想基轴被认识（conceived）的空间、通过思想连锁被联系（linked）的空间，通过思想投企（Entwurf）被投射、规划（projected）的空间。所谓“思想基轴”，指通过这一概念为中心而构筑的思想图像来理解和解释世界、把握情势的资用假说。 [60] 具体到地域认识上，即以某一地域世界为对象，整理其一系列共通性、类似性的部分，将该地域的多样性通过一种特征统合起来，由此可以清晰地辨别与其他地域世界的差异。通过基轴而形成的对地域性世界的同一性认识，是在直接的交流中得以确认的，这也正是“思想连锁”得以发生的重要机制。在不同国家、社会之间存在着人、信息的流通，它们通过对思想、制度的接受与拒绝而形成了相似的国家制度、学知体系，从而使这一地域世界空间性联系的意识以及对于这一世界的共同归属感得以强化，面对异域世界的防洪堤也因此形成。 [61] 可是，回看实际的地域世界秩序，总是交错着现实与理念的冲突、国利与威信的角逐，存在着思想基轴、思想连锁都无法消弭的实际问题，那么伴随着政治实践必然要加入“投企”的视角，由此可厘清现实中的对外行动、外交中产生的断绝、飞跃、矛盾等问题。 [62] 笔者以为，在探索“阳明学”与日本近代化的问题时也可以借鉴这一独特的东亚视角。因为这一问题背后同时也牵涉明治中后期国粹主义、亚细亚主义兴起的系列问题。首先，三宅雪岭、井上哲次郎、高濑武次郎等最早提倡“阳明学”的知识人，都与日本的国粹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三宅雪岭本人便是日本国粹派机关杂志《日本人》的主编。有趣的是，他们在高唱“国粹”的同时也积极提倡“亚粹”，二者在表象上并不矛盾，因为日本通过近代化转型的成功已然取代中国成为东亚区域文化辐射结构的中心，在西洋镜中照出的寒酸相却在亚洲这面镜子中显得高贵、盎然。 [63] 经由明治时期知识人重新发现，儒教尤其是阳明学中的一些普遍性价值被整理出来作为东亚近代性世界共同的思想基轴，重新输送回清末民初的知识界。例如，梁启超称其《新民说》是专述王阳明及其后学之言， [64] 章太炎更是甚赞“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 [65] 。对于阳明学的认同，也强化了东亚的整体性认识，这与后来的大亚细亚主义之间有着微妙的关联。因而在梳理阳明学与近代化的问题时，仅在中国或日本的内在文化理路中去寻找答案是略显局限的。破除本国中心主义，用“多极视野”进入中国、日本的历史语境去梳理阳明学近代性发生的连锁也是本书的重要课题。
第三，解构与重构。荻生茂博在《作为方法的东亚“实学”》 [66] 中批判了“近代化”史观的叙述方式，指出中日学者在阳明学研究中仍无法摆脱“国民国家”的言说模式，大多思想史研究仍然陷在丸山真男的“近代性类型”中，并在《日本“近代阳明学”的成立——东亚的“近代阳明学”》 [67] 中详细分析了“阳明学”的“近代性论述”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荻生茂博批判了丸山真男的“近代意识论”和“古层论” [68] 的历史叙述方式，认为历史学家的专业性就在于“与过去的‘事实’（史＝资料的森林）格斗，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69] 。斯金纳也批判过丸山式的思想史研究方式，他说历来有两种“正统性”的文本解读方式：一种主张决定某一文本的意义，并进而为了理解文本，从“宗教性、政治性、经济型等诸种要素”来提供“最终的框架”；另一种认为要解开文本的意义，必找到一个唯一的、钥匙性的关键文本，且它自身具有自律性，那么任何为重构“整体语境”的尝试都是无用、有害的。这种方式会陷入各种历史性不合逻辑的危险中，而应对这种冒险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那么作为冒险结果的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神话。 [70] 那么，在思考阳明学与日本近代性问题时，可能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追问：三宅雪岭、井上哲次郎、高濑武次郎等人在撰写阳明学文本时，是在哪些特定的观念性语境下架构的？它们与其他借用的文本之间有何关联？明治知识人在书写阳明学文本时，设想了哪些实践性语境？与实际的政治行为有何关联？在对阳明学的某些观念的认同是如何被确定下来的？针对它们又有哪些批判、变化？阳明学观念的普及，与明治后期一些关键的政治性观念有何关系？给实际的政治行动有哪些影响？阳明学的一些观念又如何被普及和习惯化？笔者希望在与文献资料的“搏斗”中，能够为这些问题找到一些思索的路径。
[1] 丸山眞男「明治時代の思想」，『丸山眞男集』第六巻，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版。
[2] “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详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49页。
[3] 津田左右吉曾说儒教是“压抑人性的中国思想”。津田左右吉「文学観」，『文学に現れたる我が国民思想の研究——平民文学の時代中——』，洛陽堂1921年版。
[4] 柳父章『翻訳の思想』，東京：平凡社1977年版。
[5] 渡辺和靖『明治思想史——儒教的伝統と近代認識論』，東京：ぺりかん社1979年版。
[6] 徐水生：《中国儒学与日本现代化的复杂关联》，《南国学术》2015年第2期。
[7] 岡倉天心『东洋の理想』，亀井勝一郎、宫川寅雄編『明治文学全集·冈仓天心集』，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版，第6頁。
[8] 邓红：《何谓“日本阳明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9] 三宅雪嶺「王阳明」，『三宅雪嶺集』，柳田泉編『明治文学全集』第33巻，東京：筑摩書房1967年版，第313頁。
[10] 徳富蘇峰『吉田松陰』，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版。
[11] 内村鑑三『代表的日本人』，『明治文学全集 内村鑑三集』第39巻，東京：筑摩書房1967年版，第132—133頁。
[12] 隅谷三喜男『近代日本の形成とキリスト教』，東京：新教出版社1961年版，第27頁。
[13] 平石直昭「徳川思想史像の綜合的構成——「日本化」と「近代化」」，平成6至7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综合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非公开出版物），1996年。
[14] 吴震：《19世纪以来“儒学日本化”问题史考察：1868—1945》，《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15] 钱明：《关于东亚世界的“阳明学”概念》，《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16] 张崑将：《当代日本学者阳明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05年第2期。
[17] 邓红：《何谓“日本阳明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8] 可参考以下论文：Peng Guoxiang，“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of Wang Yangming and His Followers in Mainland China”， Dao：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U.S.A），Vol.11，No.2，June 2003，pp.311-329；钱明：《阳明后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张崑将：《当代日本学者阳明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05年第2期；邓红：《何谓“日本阳明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王锟：《从思想到学术：20世纪阳明学研究的流变与走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19] 山下竜二『日本の陽明学』，『日本陽明学大系』第一巻，東京：明徳出版社1971年版。吉田公平「王陽明研究史」，『日本における陽明学』，東京：ぺりかん社1999年版，第201—257頁。
[20] 吉田公平『日本における陽明学』，東京：ぺりかん社1999年版，第6—9頁。
[21] 大橋健二『良心と至誠の精神史——日本陽明学の近現代』，東京：勉誠出版社1999年版。
[22] 小島毅『近代日本の陽明学』，東京：講談社2006年版。
[23] 小島毅『近代日本の陽明学』，東京：講談社2006年版，第10頁。
[24] 荻生茂博『近代·アジア·陽明学』，東京：ぺりかん社2008年版。
[25] 冈田武彦：《日本人与阳明学》，载冈田武彦等《日本人与阳明学》，钱明编译，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页。
[26] 渡部清「三宅雪嶺研究（一）：彼の「哲学」観の変遷を中心に」，上智大学哲学科編『哲学科紀要』2001年第27号，第87—117頁。「三宅雪嶺研究（承前）儒教心学再生の試み」，上智大学哲学科編『哲学科紀要』2002年第28号，第49—82頁。
[27] 呉光輝「日本陽明学の「読み換え」——明治期の知識人を中心に」，『北東アジア研究』2009年第17号，第105—116頁。
[28] 吉田公平「高瀬武次郎年譜稿—東洋大学の漢学者たち（その一）」，『井上円了センター年報』2006年第15号，第161—324頁。
[29] 小島毅『近代日本の陽明学』，東京：講談社2006年版，第121—133頁。
[30] 大橋健二『良心と至誠の精神史——日本陽明学の近現代』，東京：勉誠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5頁。
[31] 梅本克己「形而上学の批判と認識論」，『日本の哲学』，東京：岩波書店1969年版，第111頁。
[32] 卞崇道：《论井上哲次郎儒学观》，《东疆学刊》2004年第3期。
[33] 山下竜二『陽明学の研究·成立篇』，東京：現代情報社1971年版，第92頁。
[34] 井ノ口哲也「井上哲次郎の江戸儒学三部作について」，『東京学芸大学紀要』2009年第60号。
[35] 瓜谷直樹「井上哲次郎の儒学研究の再検討：陽明学を中心に」，『教育文化』2011年第20号。
[36] 町田三郎「井上哲次郎ノートー漢学三部作を中心にして一」，中村璋八博士古稀記念論集経編委会編『中村璋八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学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版。
[37] 大島晃「井上哲次郎の「東洋哲学史」研究と『日本陽明学派之哲学』」，『陽明学』1997年第9号。
[38] 大岛晃「井上哲次郎における東沢瀉」，『陽明学』2001年第13号。
[39] 野村英登「陽明学の近代化における身体の行方―井上哲次郎の中江藤樹理解を中心に」，『「エコ·フィロソフィ」研究』2016年第10号。
[40] 卞崇道：《论井上哲次郎儒学观》，《东疆学刊》2004年第3期。
[41] 卞崇道：《关于明治思想中武士道的一个考察——以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的本质〉为重点》，《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42] 唐利国：《论井上哲次郎武士道论的成立——东西洋的对抗与日本的定位》，《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年第16期。
[43] 戴宇：《井上哲次郎武士道论考》，《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44] 島田虔次『中国に於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版。中文版：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5] 島田虔次『朱子学と陽明学』，東京：筑摩書房1967年版。中文版：岛田虔次：《朱子学与阳明学》，蒋国保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6] 島田虔次『中国思想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2年版。中文版：岛田虔次：《中国思想史研究》，邓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47] 島田虔次『中国に於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版，第650頁。
[48] 溝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版。中文版：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龚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49] 张君劢：《比较中日阳明学》，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版，第60页。
[50] 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日本的古学与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51] 魏常海：《王学对明治维新的先导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52] 朱维铮：《阳明学在近代》，载《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下），齐鲁书社1987年版；王家骅：《文化与发展——儒学与近代的百年历程》，载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甦平：《圣人与武士——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沈善洪、王鳳賢「王陽明の心学とその積極的な影響について」，『中国：社会と文化』1993年第5期；李威周：《日本阳明学派的哲学》，载《中国哲学论集》，齐鲁书社1992年版；张崑将：《德川日本儒学思想的特质：神道、徂徕学与阳明学》，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版；张崑将：《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兵学与阳明学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崑将：《阳明学在东亚：诠释、交流与行动》，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版；张海晏：《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顾鸿安：《阳明学及其传播》，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李亚：《梁启超与近代中日阳明学》，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2015年。
[53] 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区建英译，载区建英、刘岳兵译《日本的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5页。
[54] 张荣明：《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与边界》，《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2007年4月，《学术月刊》策划了关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专题讨论，邀请张荣月、李焯然（《多元学科研究与中国思想史》）、方光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三个向度》）、劳悦强（《同门曰朋：从〈论语〉注释刊思想的文化与历史维度》）四位学者共同撰文。
[55]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56]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8页。
[57]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58] 金吉洛「韓国儒学の近代的変貌——開化期の朴殷植の近代精神」，天理大学おやさと研究所『日韓宗教研究者交流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1996年，第121—125頁。
[59] 参见卞崇道《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张崑将：《德川日本儒学思想的特质：神道、徂徕学与阳明学》，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版；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0]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ー基軸·連鎖·投企』，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8頁。
[61]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ー基軸·連鎖·投企』，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13頁。
[62]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ー基軸·連鎖·投企』，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23頁。
[63]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ー基軸·連鎖·投企』，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625頁。
[6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3—115页。
[65] 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388页。
[66] 荻生茂博「方法としての東アジア「実学」」，『近代·アジア·陽明学』，東京：ペリカン社2008年版，第7—16頁。
[67] 荻生茂博「日本における“近代陽明学”の成立——東アジアの「近代陽明学」」，『近代·アジア·陽明学』，東京：ペリカン社2008年版，第414—444頁。
[68] 参见徐水生《略论丸山真男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69] 荻生茂博『近代·アジア·陽明学』，東京：ペリカン社2008年版，第16頁。
[70] Quentin Skinner，“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in James Tully eds.， 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