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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明在《关于东亚世界的“阳明学”概念》中，对于中国、朝鲜、日本使用的“阳明学”概念进行了文本梳理，指出“尽管‘阳明学’之术语最早由中朝两国学者提出，但近代意义上的‘阳明学’概念，也就是与‘朱子学’相对的、具有强大实践功能的、在行动主义、道德主义以及革新诉求意义上使用的‘阳明学’概念或者说价值判断，应该说是由日本学者首先提出的。” [15] 张崑将则在《当代日本学者阳明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指出近现代日本阳明学有两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阶段，“一是在甲午战后的阳明学研究热潮，带有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色彩；一是在战后的1972年，特选择在王阳明逝世五百周年纪念上，集合一流的汉学者编辑出版了《阳明学大系》十二卷” [16] 。本书集中考察的是前者，即日本近代第一次阳明学研究热潮。与此同时，需要明确的是，明治时期的“日本阳明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阳明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邓红在《何谓“日本阳明学”》中对“阳明学”一词进行了界定：“阳明学”是典型的“和制汉语”，由吉田松阴最早在《己未文稿·与入江杉藏信》中使用，在学派承传上称王阳明、李贽、大盐平八郎为“阳明派”；明治以后，“阳明学”出现了两条发展路径，一是明治二十至三十年（1890年）以后，三宅雪岭、德富苏峰、陆羯南等人为批判政府的表皮式欧化政策而倡导的作为“国民道德”的（近代）阳明学；二是战后日本学者在中国哲学史领域里开辟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 [17] 邓红将这两者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前者是一场命名为“日本阳明学”的社会运动，三宅雪岭、高濑武次郎、井上哲次郎等人的论著都是对于“日本阳明学”的学术包装；后者则指向日本学术界对于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哲学思想研究，这在明治思想界异常冷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由安田二郎、岛田虔次等人真正开启。
钱明教授归纳出东亚近代意义上的“阳明学”概念是准确的，进而张崑将教授、邓红教授将明治时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阳明学区别而论亦是妥当的。与此同时，笔者以为对于明治时期的日本阳明学应该做更进一步的区分：一种是学院式的阳明学研究，一种是社会式的阳明学运动。前者以三宅雪岭、井上哲次郎、高濑武次郎为代表，他们均是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出身，最早接受近代西方哲学的影响，同时反思欧化浪潮，试图融合东、西洋思想以复活传统文化，从而进化出日本思想，宣扬国粹主义、日本主义，他们的阳明学研究基本上便是从这一立场出发，进而利用西方哲学理论阐释王阳明哲学，梳理中日阳明学谱系，重新发现阳明学的近代价值。“阳明学运动”则是以阳明学的社会普及为目标，以1896年吉本襄创办的《阳明学》杂志、1906年东敬治的《王学杂志》（1908年更名为《阳明学》）、1907年石崎东国成立“洗心洞学会”（12月改名为“大阪阳明学会”，创办《阳明》杂志，1919年更名为《阳明主义》）为核心，扩大了阳明学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力。此外，内村鉴三、松村介石、植村正久、柏木义圆、新渡户稻造等基督教教徒将阳明学与基督教、武士道等勾连起来，阳明学借助宗教的力量在底层民众中进一步提升了认可度。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岛中洲的天皇侍讲中，在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等人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在夏目漱石、北村透谷、国木田独步等文学家的文学作品中各种社会层面都屡屡浮现了阳明学的身影，笔者暂将其归为明治时期的“阳明学运动”。阳明学研究与阳明学运动二者不可分割、相互影响，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促进运动的深入开展；后者则刺激了研究的活力，进一步拓展了阳明学研究的广度。笔者将集矢于明治时期的阳明学研究，以三宅雪岭、高濑武次郎、井上哲次郎为中心，逐渐探索日本近代阳明学拔锚起航的过程。
对于日本阳明学研究情况，彭国翔、钱明、张崑将、邓红、王锟等学者在各自撰写的回顾性文章中均有涉及， [18] 山下龙二在《日本阳明学大系·第一卷》、吉田公平在《日本的阳明学》中也详细梳理了中日王阳明研究的综合性资料。 [19] 下面笔者将围绕本论文的核心问题，对中日学界当前的研究状况做一个介绍。
关于日本近代阳明学史的研究。吉田公平在《日本的阳明学》 [20] 中指出日本自江户时代以来经历了五次阳明学运动：第一次在17世纪后半期，以中江藤树、熊泽蕃山、渊冈山等人为代表；第二次在18世纪，以三轮执斋、川田雄琴等为代表，阳明学中作为心学原理的性善说成为思想界共同的资源；第三次阳明学运动以佐藤一斋、大盐中斋、吉村秋阳、东泽泻等为代表，活跃于幕末维新时期；第四次阳明学运动兴起于明治30年代前后，以吉本襄、东敬治、石崎东国等为核心，随着《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的颁布，反省过度西化，试图对于儒教等东洋思想重新评价，为富国强兵的目的，用儒教伦理强化国民的“臣民”意识；第五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宪法》实施，否定了此前的臣民思想，主张国民的基本人权，阳明学作为个人教养性、常识性学问重新得到市民的支持。而该书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前三个时期，即江户至幕末维新时期的阳明学运动，对于后两个时期偶有涉及。大桥健二在《良心与至诚的精神史——日本阳明学的近代》 [21] 中指出日本儒教的特色是“诚本主义”，而王阳明不仅要求至诚，还强调对于普遍性事物的认知能力，即良心，大桥健二以“至诚”“良心”为线索，由国家主义、基督教、自由民权运动等与阳明学的关系出发，试图回答“阳明学对于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带来了怎样的结构性变化”这一核心问题。小岛毅在《近代日本的阳明学》 [22] 中着重剖析了阳明学与国体、武士道、日本精神之间被建构的关联性，所谓追随天皇的正当性逻辑，源于在戊辰战争中确立的独善性理论以及藤田东湖编撰的《大日本史》，这也是赖山阳的《日本外史》；进而，在以动机正确的“大义”之战的根据下，还在称扬“圣战”、追问“为什么会失败”，这种停止反思的样态正是水户学的大义名分论与日本阳明学的纯粹动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23] 荻生茂博在《近代·亚洲·阳明学》 [24] 中指出，阳明学所谓的心情的纯粹性、激烈的实践性特色乃是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下创造出来的一种想象。“阳明学＝幕末维新精神原动力”的图示经由三宅雪岭、高濑武次郎、井上哲次郎等人一步步强化而来。例如，从中国阳明学的脉络来看，被幕末志士奉为精神偶像的阳明学者大盐中斋的思想，毋宁说是折衷阳明学与朱子学而来。他认为应打破近代以来各个国家自我的民族历史叙述，从东亚整体来考察知识的交流史，将各种学说观点透射到更广阔的思想空间。上述四本著作在日本阳明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对于全景式考察日本阳明学的发展颇有帮助。
关于三宅雪岭的阳明学研究论著。1893年三宅雪岭的《王阳明》问世，该书是日本明治时期第一本阳明学研究著作，可被视为日本近代阳明学研究的起点。可惜的是，三宅雪岭阳明学研究的特殊地位，被其“日本近代最具代表性的新闻记者之一”的光环所掩盖，因此，历来日本学界对三宅雪岭的研究多集中于国粹主义思想研究、近代公共性研究等层面，而忽视了其在近代阳明学研究史上的开创性、先导性地位。1986年，冈田武彦在《日本人与阳明学》中提出了在“心的修养与实践性”之外，还有一条哲学性的研究路径， [25] 三宅雪岭无疑应被视为其开创者。近年来，日本学界开始重视三宅雪岭在日本近代哲学史中的特殊价值，其阳明学研究才开始受到重视。2001年，上智大学的渡部清教授连续刊发两篇以三宅雪岭为主题的研究论文， [26] 突出了阳明学在三宅雪岭搭建的哲学体系中的宇宙本体论层面所占有的特殊位置。2009年，吴光辉在《日本阳明学的“解读”——以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中心》 [27] 中延续了冈田武彦先生两条路径的划分，并进一步凸显了“三宅雪岭——作为哲学的阳明学”的层面。此外，在《近代日本的阳明学》中，小岛毅将三宅雪岭描绘的“阳明像”进行了普遍主义式国粹主义的解读；大桥健二则在《良心与至诚的精神史——日本阳明学的近代》中则从三宅雪岭民族自由主义者的侧面出发，突出了其阳明学研究中对于“激烈社会主义”的特殊关照。在本书中，笔者将延续冈田武彦先生提出的观点，将三宅雪岭视为日本近代阳明学哲学性路径的开拓者，试图发掘其在近代阳明学研究史上的特殊价值。
关于高濑武次郎的阳明学研究。在三宅雪岭点燃近代日本阳明学研究的火种之后，高濑武次郎自1898年开始相继出版了《日本之阳明学》（1898年、铁华书院）、《阳明学阶梯 精神教育》（1899年、铁华书院）、《王阳明详传》（1903年、文明堂）、《阳明学新论》（1906年、榊原文盛堂）等阳明学研究论著，不仅深入挖掘了阳明学的哲学性思想，还拓展了阳明学的伦理性层面，成为明治时期的阳明学研究的大家。2006年吉田公平发表了《高濑武次郎年谱——东洋大学的汉学家们》 [28] 一文，这对于全面了解高濑武次郎的生平事迹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遗憾的是，除此之外并无专门研究高濑武次郎的论者。然而，在日本近代阳明学史论著中，日本学者基本都会为高濑武次郎单立一节，例如，小岛毅将高濑武次郎、井上哲次郎的阳明学视为“白色的阳明学”，是保守主义的、国体护持主义的，与之相对的是，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人士宣扬的激进、革命式的“红色阳明学” [29] ；大桥健二则认为高濑武次郎的《日本之阳明学》诞生于三国干涉还辽的国家主义风潮强盛期，因此别具“一种凛然生气”，突出了高濑武次郎与井上哲次郎提倡的“国民道德”之间的关联。 [30] 由此可见，在近代阳明学界，高濑武次郎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其阳明学论著是不可被忽视的存在，与此同时，其相关研究论著却严重匮乏。因此，对于高濑武次郎阳明学论著的整理、研究仍是亟待开发的课题。在本书中，笔者将对明治时期高濑武次郎的阳明学研究做一系统梳理，试图稍稍填补这一空白。
关于井上哲次郎的研究。在明治中后期的思想界，井上哲次郎可谓是“官学首领” [31] 式的人物，在日本近代儒教史上“位居其首” [32] 。1900年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出版，轰动明治思想界，旋即成为日本“阳明学研究的主流” [33] 。日本学界对于井上哲次郎的研究多集中在哲学字典的编纂、东洋哲学与日本近代哲学的建立、伦理学的构建、国民道德论、教育论等方面，而针对其阳明学研究的专题性文章并不多见，主要有：在井之口哲也的《关于井上哲次郎的江户儒学三部曲》 [34] 、瓜谷直树的《井上哲次郎的儒学研究再讨论：以阳明学为中心》 [35] 、町田三郎的《井上哲次郎笔记——以汉学三部曲为中心》 [36] 中，井上哲次郎的阳明学研究被作为其儒学研究的核心部分纳入考察范围；大岛晃则在《井上哲次郎的“东洋哲学史”研究与〈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 [37] 中指出，井上哲次郎在留学德国时期便形成了“东洋哲学史”的构想，而《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应被视为在这一构想下结出的果实；大岛晃则在《井上哲次郎与东泽泻》 [38] 中详细勾画了井上哲次郎对于东泽泻的评论，特别是在“必死组”问题上与东敬治等人的分歧；野村英登的《阳明学近代化中身体的走向——以井上哲次郎对中江藤树的理解为中心》 [39] 以井上哲次郎的中江藤树研究为中心，考察了作为“近代儒教”的阳明学在修养实践中，注重天人合一思想下孝之观念的扩张，而排除了中江藤树思想中关于静坐等身体技法中迷信的要素。中国学者对于井上哲次郎的关注多偏重于儒学研究、武士道的建立等内容，如卞崇道的《论井上哲次郎儒学观》 [40] 《关于明治思想中武士道的一个考察——以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的本质〉为重点》 [41] ，唐利国的《论井上哲次郎武士道论的成立——东西洋的对抗与日本的定位》 [42] ，戴宇的《井上哲次郎武士道论考》 [43] 等。由此可见，中日学界对于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研究的总体性考察并不充分，在本书中笔者将对井上哲次郎阳明学研究的理论背景、体系构架、思想影响等方面做一探索，力图全面把握日本近代阳明学这一主流观点的思想风貌。
此外，需要关照的还有阳明学与中国近代性的研究。岛田虔次先生出版了三本阳明学研究的论著：《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 [44] 《朱子学与阳明学》 [45] 《中国思想史研究》 [46]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开启了中日学界对中国思想史中“近代性”的讨论，狭间直树评价说“可以说这部著作是导致日本战后中国研究重整旗鼓的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 [47] 。岛田先生惊讶于阳明学在中日两国之间截然不同的境遇，于是由心学的核心，即人之概念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去勾画王阳明、王龙溪、王心斋、李卓吾、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图景，并指出在中国晚明时期已有欧洲式近代的萌芽，但是遭遇了挫折。沟口雄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中批判了岛田虔次的观点，认为这是用欧洲范式来读取中国，没有挖掘中国的独特性，他以“内发式视角”审视了中国的近代性，认为宋明之间最大的变化是从二元论转向一元论，由理智主义转向抒情主义。 [48]
在中国学界，最早开启日本阳明学研究的当属张君劢。1955年，张君劢的《比较中日阳明学》问世，书中总结阳明学在日本流行的缘由有三：“第一，阳明学简易直截……因而合于日人快刀利刃之性格。第二，阳明学侧重于即知即行，合于日人勇往直前之习惯。第三，日本人注重事功，将阳明学应用于人间社会，发生大效果。” [49] 此后，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与阳明学》相继出版， [50] 以朱子学、古学、阳明学为框架来梳理日本哲学明显是受到了井上哲次郎的影响，这两部著作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阐述日本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批判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1986年魏常海在《王学对明治维新的先导作用》 [51] 中阐述了幕末阳明学对日本近代化的积极作用。此外，朱维铮的《阳明学在近代》，王家骅的《文化与发展——儒学与近代的百年历程》，李甦平的《圣人与武士——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沈善洪、王凤贤合著的《王阳明的心学及其积极的影响》，李威周的《日本阳明学派的哲学》，张崑将的《德川日本儒学思想的特质：神道、徂徕学与阳明学》《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兵学与阳明学为中心》《阳明学在东亚：诠释、交流与行动》，张海晏的《国际阳明学研究》，顾鸿安的《阳明学及其传播》，李亚的《梁启超与近代中日阳明学》也值得参考。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