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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儒学现代化的问题一直是学界的重点、难点问题。经过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萧萐父、成中英、杜维明、郭齐勇、陈来等几辈学者的探索耕耘，儒学现代意义的诠释愈加多样，融入当代、走向未来的路径也更加多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在学界，从官方到民间对儒学的关注也持续升温，社会各方人士在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各持己见、多有激辩。然而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以儒学为共同思想基轴的东亚文化圈中，最早面临这一问题的当属明治时代的日本。
德川幕府崩坏后，旧式“正统”思想体系瓦解，西方思想的浪潮席卷而来，日本明治初期的思想界空前活跃。丸山真男在《明治时代的思想》中指出，明治时期的知识人面临两个重要的转变：一是从身份社会中解放出来，向曼海姆所说的“社会性流动”阶层转化；二是此前是由公权组织（作为权力机构一部分的学问场所，如教会）配给正统思想，此后多样化的学说开始在知识市场中自由竞争。 [1] 从庙宇中走出来的“儒学”失去庇护，一时成为明治知识人批判的靶子。福泽谕吉 [2] 、津田左右吉 [3] 就曾激烈地抨击儒教。儒学尤其是朱子学被视为导致日本社会停滞不前、阻碍西方文明传播之物。比较文化论学者柳父章指出，明治思想史上的“传统”问题多被作为阻碍近代化的封建残渣而被否定，“传统”在日本近代国家及近代思想的形成中的参与是极其有限的，对其停滞性、脆弱性的批判一直都在进行。 [4] 然而，回到明治时代的知识语境中可以发现，近世知识传统的解体与近代西方思想的接纳是同步进行的。基于幕府学制的要求，许多明治知识人都上过寺子屋、私塾，有着深厚的汉学素养，福泽谕吉本人也熟谙儒学经典。思想的历史是由一个个体及其背后的实际经历所构筑的。从明治知识人共同的儒学体验来看， [5] 很难做出中国儒学与日本近代化没有丝毫关联的定论。徐水生教授在《中国儒学与日本现代化的复杂关联》中从儒学与近代天皇制、西学受容、日本近代企业文化等层面梳理出两者的联动性，客观来看二者的关系并非单一线性式的，而应是复杂多维立体式的。 [6] 笔者通过爬梳近代知识人的儒学论述，发现在这一问题的背后还紧扣着“日本化”的主体性线索。正由于此，近代以来的一些日本知识人难以在该问题上保持冷静的态度。在“近代化”与“日本化”双重焦虑的炙烤下，他们对于儒学进行了有意的变形、捏塑，使之符合日本式近代化的廓形，而这在阳明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鹿鸣馆时代之后，一些明治知识人开始反思日本文化主体性问题，主张重新评价日本传统文化的近代价值，这其中便包括儒学。以陆羯南、三宅雪岭、志贺重昂、井上圆了等为代表的政教社和以德富苏峰为代表的民友社开始反思欧化浪潮，揭起了“国粹主义”“平民主义”之大纛，他们以《日本人》《亚细亚》《国民之友》为阵地，在民间发起了国粹主义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东洋”作为西洋的对抗性话语被提出并广泛普及。冈仓天心便说：“亚洲本为一体，以喜马拉雅为界可以划分出两种文明，即孔子共同社会主义的中国文明和吠陀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 [7] 儒学尤其是迥异于朱子学的阳明学作为亚洲文化圈共同的思想资源重新受到日本国粹派知识人的重视。1893年，三宅雪岭撰写了《王阳明》一书，政教社机关杂志《日本人》连续多月刊出大幅整版广告宣传此书。该书将阳明哲学简要总结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便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三点式快餐理解法的原型” [8] 。更值得注意的是，三宅雪岭直接将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原动力归于阳明学，“幕府藩制衰颓的同时，学术也随之束缚废弛。维新时期挺身而出的志士，大多都修习阳明良知之学” [9] 。同年，德富苏峰的经典著作《吉田松阴》问世，书中特别指出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吉田松阴多受阳明学之滋养。 [10] 此后，伴随着《教学大旨》《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等的颁布，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国民道德思想成为新一轮“正统”思想中的一环。沿着三宅雪岭、德富苏峰的路径，高濑武次郎、井上哲次郎开始进一步发掘阳明学中可供使用的近代性资源，阳明学与国体、伦理修身、国民道德、武士道等有了更多绵密的关联，其目的在于塑造日本国民对于天皇制国体的集体认同。有趣的是，阳明学不仅受到官方学者的重视，经由明治时期基督教传教士的宣传，它在日本社会民众中也获得了较高的认可度。明治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曾感叹，阳明学充溢着进步的希望，却曾和基督教一样不被国家认可。 [11] 隅谷三喜男指出，明治时期日本社会对于基督教的受容是以阳明学为基础的，“阳明学在反封建斗争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对于基督教的理解而言，它的作用在于‘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马太福音3：3）” [12] 。深厚的民众根基和高度的官方认可让阳明学成为塑造明治国民精神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近年来中日学界已经注意到，在儒学问题上“日本化”与“近代化”是彼此纠葛、不可分割的。平石直昭在《德川思想史图像的综合构成——“日本化”和“近代化”》 [13] 中指出“封建思想的近代化”与“外来思想的日本化”是战后日本德川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范式。吴震在《19世纪以来“儒学日本化”问题史考察：1868—1945》中也强调：“从‘日本化’与‘近代化’的视角出发来重构近代日本思想史，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 [14]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需要对“近代化”与“日本化”双重夹击下的明治阳明学做一系统考察，明治知识人对阳明学做了怎样的主体性重塑？日本近代阳明学中有哪些合理性与非合理性因素？它又是如何深刻影响了民众的精神世界、改写日本近代历史的？通过这一系列考察，本书希望：一来更为全面地审视阳明学在日本近代社会的发展脉络，呈现中日阳明学的历史差异；二来通过日本的历史坐标，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国家当下面临的儒学现代化问题提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