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哲学研究可以区分体系性建构和系统化的考察。体系总是追求包罗万象的形态，并常常趋向刨根问底，追问所谓最后的支点或原点，从古到今，这一类体系化追求一再以多样形式呈现于哲学史。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兴起和传入以后，受其影响的学人每每在不同意义上追求纯粹的逻辑形式，要求人们从最本源的命题出发，展开层层的推论，由此建构严整的体系。这种体系化进路常常或者走向缺乏实质内容的空洞形式，或者陷于某种思辨哲学，终究难以摆脱被解构的命运。事实上，历史上各种形式的“体系”，总是无法长久延续，从最初的原点或支点展开的体系化进路，也很难被视为“做哲学”的合理方式。

然而，尽管不应追求体系化的建构，但是，哲学又需要系统化的研究。体系化和系统化应当加以区分：体系具有封闭的特点，追求的是形式层面和思辨视域中的严整性；系统化则意味着肯定哲学观念的多方面性及其相互关联，同时对所提出的见解和观点进行充分的论证，给出理由，提供根据，使相关看法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哲学领域的思考，不能仅仅凭借某些零星、偶然的感想，或孤立地提出某一观念，而是需要给予相关的理论以系统化的考察，并对其作周密的论证，以避免流于缺乏充分根据的意见。

历史地看，哲学领域的很多概念都包含丰富、深沉的内容，需要通过系统的研究，加以多方面的阐发。以“事”而言，作为哲学之域的概念，它至少在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以往思想家对其讨论也绵绵不绝，直到今日，仍可看到相关的论辩。这一概念在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思想界那里，也受到了不同的关注，日本学者广松涉便先后出版了《事的世界观的前哨》《存在与意义——事的世界观之奠基》等著作，如书名所示，其研究以“事”的观念为核心。然而，综览其所述的实际内容，则可注意到，广松涉对“事”这一概念并未作实质性的系统研究：他在“事”的名义之下所作的讨论，似乎既缺乏以事观之的自觉意识，也未能揭示“事”与人以及现实世界的内在相关性。另外，晚近的学人对“事”虽有所注意，但对“事”的具体含义以及它在人与现实世界关系中的意义，却又较少有自觉、清晰的认识：把“事”主要理解为fact，便表明了这一点。对“事”与fact的等量齐观，基本上没有超出维特根斯坦的视域：当维特根斯坦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物的总和” ^[1] 时，他说的事实即指fact。以fact界定“事”，意味着将“事”主要限定在静态的结果之上，这一理解至少在逻辑的层面，未能注意到“事”首先表现为人之所“为”或人之所“作”，从而，对“事”作为人的活动及其结果的双重涵义未能达到充分的意识。至于在更广意义上把“事”放在“人与世界”这一宽阔的范围作具有实质意义的系统考察，相关之论则更是付诸阙如。由于缺乏系统的研究，“事”在把握世界中的真切意义，便无从实际地彰显。以上思想现象从一个方面表明，哲学领域离不开系统性的探索。

可以看到，哲学研究需要系统化，其核心观念也应该系统地展开，在哲学的探索中，不能仅仅就某一观念提出灵光一现的见解，这种见解也许可以体现某种哲学的明智，但如果游离于系统性的考察，则其意义也将受到限制。如前所言，现时代已无需追求体系化的哲学，但系统化的研究却是严肃的哲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自康德以来，德国古典哲学区分了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认识形态。这种区分既涉及认识论，也有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意义。从把握世界的方式看，感性侧重于经验性方式；知性主要体现为逻辑的分辨和划界；相对于知性而言，理性更多地以跨越界限的形上理解为进路。从19世纪以降的哲学衍化来看，早期的实证主义比较偏重于三者之中的感性，尽管实证主义也注重逻辑分析，但是它对意义的追问首先以能否被感觉经验所确证为标准，从这一倾向来说，虽然实证主义不限于感性经验，但似乎与之有更直接的联系。后来的分析哲学比较侧重知性这一层面：从总体上说，其进路基本不超出知性思维。分析哲学注重严密的逻辑分析，并趋向于以划界的方式把握世界，在这一方面，它大致延续了康德哲学的传统。比较而言，传统的思辨哲学以及晚近的现象学更多地注重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的理性层面以及形而上学的关切。

在研究进路上，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三者之间的沟通，而非它们的相互并立或彼此分离。首先，包括日常经验的感性层面应给予必要的关注。如所周知，中国哲学有“日用即道”的传统，生活经验是中国哲人从事哲学思考的源头之一，这一传统值得关注。所谓形上与形下之间的沟通，重要的意义即体现于对感性经验、生活世界、生活实践的注重。其次，分析哲学所推重的逻辑分析方法，也需要加以重视，对于不同界限之间的区分亦不应忽略，当然，不能像分析哲学那样，仅仅限定在划界的层面之上而疏离不同界限之间的关联。复次，对于理性的进路，即“跨越界限而求其通”的把握世界方式，同样不能加以拒斥，也就是说，哲学研究不宜限定在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的感性或知性层面，而是需要接纳理性。质言之，合理的哲学研究方式在于兼容感性、知性、理性，以三者互动的形式把握世界与人自身的存在。

本书的内容既涉及元哲学的思与辨，也关乎哲学之域的道德问题；既包含对中国哲学的总体反思，也以儒道各派及其相关哲学论题的辨析为指向。无论是普遍意义上的哲学审察，抑或具体问题的论辩，都试图体现上述哲学视域，而基于理由和根据的考察、形上和形下的沟通，以及逻辑分析和求其通的结合，则构成了相关研究的总体进路。从如何“做哲学”的角度看，以上“做法”与我前此的工作大致一致。

哲学领域的问题往往古老而恒久，难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然而，在不同的视域之下，却可以对其作新的考察和理解。从中国哲学的总体回溯，到道德行为的分梳，从正义观念的内涵，到儒道思想的不同面向，这些问题都在历史中一再以不同方式被讨论，但其哲学的内涵却依然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以上述论域为对象，本书的思考试图推进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当然，其中也依然带有无法避免的历史印记。

[1]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5页。参见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Dover Publications, 1999, p.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