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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以前，在判断一个孩子能在教育之路上走多远时，社会阶级当然是一个因素，但相对于学习能力而言，家庭的经济因素只是次要的。但现如今，成绩好的富家子弟很有可能从大学毕业（74%），成绩差的穷孩子拿到大学学位的可能性近乎为零（3%）。而同样是成绩位居中游的学生，来自有钱人家的孩子的大学毕业比例为51%，贫困家庭的孩子则只有8%，前者是后者的六倍还多。最令人震惊的放在最后说：在成绩好的穷孩子中，只有29%的人最终能从大学毕业，反而是成绩差的富家子会有30%拿到大学文凭，家庭出身压倒成绩成为最具决定性的因素。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只能宣告美国梦已经破碎，作为其核心理念的机会平等已经不复存在。
——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
罗伯特·帕特南的《我们的孩子》是一部关于社会分层、阶级固化和“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研究，他在研究中发现50年来，美国教育的阶层差距越来越明显。50年前，不同阶层的孩子还能够和平共处，不分你我 [1] 。在50年后，不同阶层的孩子之间已经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似乎从出生起，一个人的命运就随着自己的家境而被决定。如今，我国的教育发展状态出现了与之相似的“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苗头，近些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不绝于耳。与美国的差异在于，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发达国家，城镇化率高达83%，教育差距发生在城市内部的富人区与贫民窟之间。而我国尚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2017年的城镇化率达到58.5%，还存在一个庞大的乡村社会和数量巨大的乡村人口，教育差距显见于城市与农村之间。
自2017年5月起，笔者开始从村治模式调研 [2] 转向乡村教育专题调研，第一次专题调研选在南京某郊县，当地乡村学校运行的状况令人吃惊，不敢想象自己所处的是发达地区的乡村学校。触动笔者的不是学校的基础设施，发达地区乡村学校的基础设施能够与城市学校基本持平，但是学校缺乏生气。还记得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笔者赶到一所乡镇中学访谈，访谈间隙跟随该校副校长参加升旗仪式，副校长发言完毕后无奈地对笔者说，“你知道我们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学生吗？这些学生不要说考上重点高中了，就连考上高中都难。有几个初三的学生，他们连最基本的小学算术题都算不出来……”该中学的学生人数从2003年的900多人减少到了210人，还有38位教师。大量的学生是单亲、父母双亡或留守家庭的孩子，学生管理难度大，成绩差，教师们在面对这群学生时不知所措。
2017年底至2018年初，笔者在浙江东部某区开展乡村教育专题调研，发现了与南京郊县类似的状况。乡镇中小学基础设施健全、校园环境优美，教师经验丰富，然而学生人数曾多达1400—1500人的某中学 [3] ，在2018年初时只剩下69人，69名学生来自两个乡镇。学区范围内的学生生源数量多，但是大量学生转学或直接升学到城区学校，以至于所剩无几的学生学习消极而放纵，教师教学无力而悲观。乡村教育颓败不只是发达地区的个案，在笔者持续一年多的乡村教育专题调研中发现，乡村教育与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是较普遍的现象，在位于欠发达地区的湖北、甘肃和广西等地，乡村教育状况更加不理想，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在日益快速的教育城镇化过程中已经成为显见的事实。
与笔者所见一致的是，近年来国内关于“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讨论日益高涨，“寒门学子”主要指的是农村学生。2009年，《人民日报》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生源比例为50%，但重点高校的比例仅为30%。尽管近年来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就接受高等教育的质量来说，农村学生跟城市学生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从显性转为隐性 [4] 。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他们通过对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的数据资料分析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革命，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占据了相当比重。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的设置等制度安排共同推动了无声革命的出现。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农村学生大量减少 [5] 。当前我国教育发展的功能印证了布迪厄在《国家精英》中的论断，教育具有“过滤器”和“文化屏障”的功能 [6] ，前者通过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过滤掉众多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后者通过文化内容的设置偏向将寒门学子排斥出教育文化体系中 [7] 。
教育公平是我国所要坚持的最为重要的民生工作。我国经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有两点：一是强调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强调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前者指向的是国家能力建设，后者指向的是社会公平价值，是社会主义之于全体人民的优越性。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依靠公有制为主体所形成的国家能力保障社会公平，教育是实现阶层流动最为公平的渠道，保障教育公平就是保持社会公平最为有效的方式。
同时，保障教育公平也是维持社会稳定最为重要的方式，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农村教育改革以及农村社会进步的稳定器。截至2017年底，我国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3.9亿，其中有8000万贫困人口，“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 [8] 。尽管我国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帮助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还存在一定数量的底层人口，需要通过教育实现家庭发展和阶层流动。如果不能保障教育公平，大量的底层人口丧失了阶层流动的通道，他们就将长期集聚在社会底层。此外，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如果不能保障教育公平，还有大量处于中下层的家庭也极有可能重返贫困，他们有限的文化水平将成为其融入全国劳动力市场的障碍，进而沦为全国劳动力市场中的被排斥者和边缘者。教育不公一旦阻碍了阶层流动，使得大量人口聚集或回落到社会底层，就会构成国家保障的沉重负担和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子。
国家基于保障社会稳定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考虑，高度重视教育公平的重要性。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大幅上升，我国每年投入教育领域中的经费随之大幅上涨。近五年来，我国每年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4%，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达到42557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4204亿元，教育投入主要向乡村薄弱学校倾斜，以此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然而，在调研中却发现，国家倾斜性投入并未改变城乡义务教育不公的状况，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差距反而还在不断拉大。由此，当前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不均衡状态如何，为何国家在教育公共品供给上针对乡村教育的倾斜性投入无法扭转城乡义务教育不均衡的局面，如何调整才能实现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均衡发展，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