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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的灵感”强调华中村治研究中的经验优先原则。当前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时期，经验现象十分丰富，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以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作为出发点和归属，在理解经验与实践中形成对经验与实践的解释，是华中村治研究的显著特征。
“野性的思维”强调华中村治研究中理论与方法的多元性。只要有利于增加对经验与实践的理解，任何理论与方法都是好理论和好方法。正是在用各种理论与方法来理解和解释经验与实践的过程中会形成各种提炼与概括，会形成基于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野性的思维”的另外一层含义是“不拘一格，大胆假设，不怕出错，敢于探索”。
“直白的文风”强调华中村治研究要能容纳多学科、经验性与原创研究的特点。经验研究看起来没有进入门槛，真正深入进去却需要长期积累和学术功力。“直白的文风”反对雕刻文字，闭门造车，注重想事说事，注重研究向大众开放，注重多学科研究对话。开门搞研究而不是关门自我循环，是华中村治学者的一个基本准则。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5000年文明，14亿人口，陆地国土面积就有960多万平方千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已是世界第一。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时期，农村人口迅速城镇化。中国正由一个传统国家变成一个现代甚至后现代的国家。如何理解巨变中的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在这个理解与解释的过程中形成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并转而指导实践和改造实践，就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的伟大使命。
立足中国经验和实践的中国社会科学一定是伟大的，是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是饱含中国民族性和地域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扩大我们观察和理解实践的视野，而不是屏蔽我们的视野。脱离中国实践的语境，套用没有经过中国实践注解和浸泡的西方理论，往往不仅不能改善我们的视野，反而可能屏蔽我们的视野。只有真正进入经验与实践，我们的理论才有还原经验与实践的能力，才能改善我们观察和理解经验与实践的视野，真正理解实践和改造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是在理解和解释伟大的中国经验与实践中产生的，是服务于中国实践并以中国实践来检验的。这样一种“从经验中来―形成理论提炼与概括―又回到经验中去”的社会科学研究循环，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大循环。只有在这样的大循环中，中国社会科学才能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研究也才能获得丰富的中国经验与实践的滋养，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循环过程中产生的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才具有生命力。有了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大循环，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就必然会有“从理论出发―到经验中去―再回到理论”的以学术对话为特点的小循环，这样一种小循环是服务于和服从于中国社会科学大循环的。
要在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与实践的大循环中建立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就必须要有真正做中国经验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要有充分的经验训练，要在长期经验调查中形成对经验的总体把握能力，要有“经验质感”，不仅要能从经验中提炼出理论命题，而且要有将理论还原到经验中的能力。
获得经验质感的不二法门是进行饱和经验训练，不断地到经验中浸泡，这样才能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具有将经验碎片整合起来的能力，从而真正形成想事的能力。饱和经验训练尤其要防止对经验的“一触即跳”，即仅在经验中产生了微弱问题意识就脱离经验去做精致“研究”。只有通过饱和经验训练，才能利用各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经验，才能将经验研究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论化的概括，才能为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添砖加瓦。
十数年来，华中村治研究所追求的就是在饱和经验训练基础上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事业。这个事业从理解和解释经验与实践开始，又回归经验与实践，中间留下的理论提炼与概括正是建设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所需要的砖瓦。
最近十数年来，我所组织的研究团队按人次算，每年驻村调研时间都超过4000个工作日，平均下来，我们研究团队每天都有超过10人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团队同仁都经历了饱和经验训练。
从时间上看，我们在取消农业税前的20世纪末期就开始进行农村调研，到现在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2000年，我国城市化率只有36%，现在已超过60%，几乎所有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进城了；从地域上看，我们不仅在中国南方、中国北方和长江流域调查，而且近年也密集地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贫困地区调查，发现了中国南北、中国东西和中国腹地的巨大区域差异；从研究主题上看，我们从基层政治研究开始，由此进入对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研究，再延展到对几乎所有乡村主题的研究，比如家庭制度、农业发展、宗教信仰、土地制度、乡村教育、医疗保障等；近年来我们的研究也随着农民工进城，开始了城市社区、街头治理、信访制度、县市治理、教育治理等方面的研究。
我们希望在调查和研究中能真正做到“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从经验中获得灵感，依靠经验形成“想事”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若干理论提炼与概括。
十数年来，我们研究团队在饱和调研基础上形成了大量理论概括，这些理论又作为视角融入政策问题的讨论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政策产生了影响，比如对农业、土地、信访、乡村治理、城镇化等方面的政策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团队坚持下去，再坚持十年、数十年，就一定可以形成理解中国经验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一家之言。我们希望中国社会科学有百十家这样的一家之言，我们呼吁各种一家之言良性竞争，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共同发展，最终成长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适应的高水平的中国社会科学。
我们计划在未来持续将团队的最新研究纳入《华中村治研究丛书》出版。希望丛书能增加读者对华中村治研究的了解，引发社会各界对转型中国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是为序。
作于2018年4月10日晚
修于2021年4月12日晚
[1] 贺雪峰，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