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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摒弃对教育公平研究的应然理解，以县域为单位，通过研究教育城镇化的实践状态反观教育公平，探讨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机制。之所以要选择以县域为单位开展研究，在于在“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下，县级政府是城乡一体化的最小统筹单位，教育责任和自主权相对较大 [71] ，一方面教育资源以县域为单位进行分配；另一方面教育政策的实施在县域内部具有一致性，因此在对县域内部不同层次学校进行比较时，能够减少不必要的因素干扰。本书采取随机的方法选择案例县 [72] ，分别为甘肃宁平县、广西林甫县和湖北黄西县，三个地区属于典型的中西部县域，三地县城的经济特征和学校发展特征能够代表中西部地区的普遍情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下文“田野工作”中会介绍三地的基本情况。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要回应的是中西部地区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问题，尽管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状态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存在相似之处，但是问题原因和运行机制存在差异，而中西部地区的问题更具普遍性，故而本书以中西部地区的县域为分析对象，未将发达地区的县区纳入进来。
本书的研究在资料搜集上采取田野调查法搜集一手资料，同时辅以文献研究法进行佐证，在分析方法上采取结构主义的分析视野进行机制分析。
田野调查法是来自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深入研究现象进行实地调查的方法，研究者可以采取参与式观察、结构式访谈或无结构式访谈等方式进行。笔者在县域范围内的村庄、学校、教育局开展调研，针对普通农民、学生家长、老师、学校领导、教育部门领导等人员进行无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三县调研时间各为一个月左右，调研总时长为96天，在调研一线搜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这为笔者撰写本书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基础。
文献研究法是指搜集、鉴别和整理文献，是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本书在调研中收集了当地学校、教育部门的文件材料，并在调研过程中查阅了中央和地方的教育政策文本和教育志，通过对地方教育材料和教育政策文件的梳理分析，一方面能够作为背景加深对于地区实践与个体行动的理解；另一方面能够辅助论证来自一线调研的经验判断，增加经验判断的论述深度和准确度。
结构分析法是针对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及其对比关系变动规律的分析方法，着眼于分层分析结构内部互动关系以及结构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本书在对教育城镇化进行分析时，针对县域内城区学校、农村学校和乡镇学校的教育管理、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展开结构分析，呈现不同类型学校的运行模式和发展状态，据此反思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机制和公平改善的方向。
机制分析法是在不同要素或现象之间建立深刻联系并对比提供有力解释的方法，这一分析方法能够从复杂的实践中抽取关键要素，抓住关键环节，建立关键联系。由于影响现象的变量很多，要素关联机制十分复杂，“在各个看似不相关现象之间建立联系，对一些看似不可理解的现象提供解释的努力，才是机制研究” [73] 。本书旨在建立教育资源结构与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机制分析探讨二者发生了何种关联以及如何发生关联。
本书的田野工作是在我国中西部省份的三个县城开展，分别为甘肃宁平县、广西林甫县和湖北黄西县，集中关注当地的教育发展状况，调研内容涉及教育的各个方面，包括教育宏观政策、学校教育管理、基础教育改革、教育政策实践、家校关系、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以及私立教育等。在调研地点的选择上，笔者并未刻意进行选择，纯凭偶然的关系获得调研机会，但是有趣的是，三县在方位上恰好位于祖国的南中北，经济发展程度一般，均属于欠发达地区的县城，因此本书所要展现的问题就不存在区域代表性的责难，能够代表全国中西部地区呈现一般性的问题。本书将通过机制分析揭示中西部地区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问题的一致性和普遍性，下面简单介绍三县的基本信息、个人调研情况和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
宁平县属于甘肃白银市的下属县，是1936年10月红军会师地，素有“西北状元县”“博士之乡”之美誉，2017年全县户籍人口57.6万人，下辖28个乡镇，GDP约为62.7亿元 [74] 。在该县的调研主要在宁平镇（县城所在地）、临江镇、崖边乡、土沟乡所在的中小学以及教育管理部门，村庄和家庭教育调研在崖边乡开展，调研时间为2017年11月20日至12月15日，调研时长为26天。在笔者开展调研之前，宁平县已经完成了城乡义务教育均衡验收，验收成绩合格。
林甫县位于广西东南部，户籍人口184.1万人，实际人口220万人左右（当地由于超生存在大量黑户），下辖28个乡镇，2017年全县GDP为261.8亿元 [75] 。该县调研主要在林甫镇（县城所在地）、金狮镇、两水镇所在的中小学以及教育管理部门，村庄和家庭教育调研主要在金狮镇和两水镇开展，调研时间为2018年3月25日至4月28日，调研时长为35天。笔者在该县调研期间，全县学校均沉浸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验收的工作压力之下，大量的乡村学校正在实施均衡项目，学校建设如火如荼，但地方财政压力大，大量建设资金依靠社会捐赠。
黄西县位于鄂东中部，大别山南麓，户籍人口100.9万人，下辖12镇1乡，另有非行政区划单位3个，2017年全县GDP为239.6亿元 [76] 。该县调研主要在甘水镇、王集镇、赤河镇的中小学以及教育管理部门，村庄和家庭教育调研主要在王集镇开展，调研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至6月10日，6月19日至6月29日，共37天。笔者到黄西县调研之前，该县已经完成了城乡义务教育均衡验收，验收成绩合格。
[1] [美]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田雷、宋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215页。
[2] 关于“村治模式”的定义，贺雪峰教授认为，中国农村是一个超大型的非均衡的乡村社会，所有农民也不是均质的没有任何差别的抽象农民，而是深受区域文化浸染具有地域化特征的具体农民，所以，不同农村因为内部性质的差异，在接应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时，会形成不同的过程、机制和后果。故而将中国特定的村庄结构及其对政策反应的特殊机制、过程与后果，称为村治模式。基于对村治模式的认识，在某一个或多个村庄开展的关于该村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个方面内容的调研，称之为村治模式调研，这一调研的关键是对村庄进行全面、系统、深入、一体化的思考和提炼。
[3] 在笔者撰写书稿期间，该校校长微信告知笔者，由于招生困难，该校不得已被撤并。
[4] 田豆豆：《大家谈：重点高校农村学生越来越少》，《人民日报》2009年1月15日第11版。
[5] 梁晨、李中清、张浩、李兰、阮丹青、康文林、杨善华：《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6] [法]皮埃尔·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7] 皇甫亚楠：《对“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思考——分析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8] 2016年7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摆脱贫困首先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头脑空空，怕的是知识匮乏、精神委顿。
[9] 任家熠：《县域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5年；王正惠：《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综述》，《上海教育科研》2015年第9期。
[10] 于发友：《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翟博：《均衡发展：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教育研究》2010年第1期。
[11] 李涛、邬志辉、邓泽军：《中国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统筹什么？改革什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视阈下的“城乡治理论”建构》，《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董洪亮、张烁：《义务教育：破解“乡村弱”“城镇挤”——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成效与启示》，《重庆与世界》2018年第18期。
[12] 陆学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于建嵘：《可以将户籍改革与土地改革联动》，《农村工作通讯》2011年第4期；于建嵘：《演变围绕两条主线：户籍制度与资源配置》，《人民论坛》2008年第1期。
[13] 贺雪峰：《论中国式城市化与现代化道路》，《中国农村观察》2014年第1期；鄢一龙、白钢、吕德文、刘晨光、江宇、尹伊文：《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4] 薛二勇：《教育公平与公共政策：促进公平的美国教育政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5] 杨东平：《从权利平等到机会均等——新中国教育公平的轨迹》，《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年第2期。
[16] 黄颖、叶敬忠：《家长学校在留守儿童教育中的作用研究——基于四川Q县农村中小学家长学校的调查》，《中小学管理》2007年第9期；逯长春：《变迁社会中的家庭教育：困境与发展对策》，《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7] 周序：《“应试主义”的成因与高考改革的方向》，《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8年第4期；凌明一：《教育改革背景下应试教育症候及其对策探寻》，《教学与管理》2018年第30期。
[18] 杨东平：《“超级中学”超越了教育规律》，《中国教育报》2015年1月23日第2版；李习凡：《重点中学精英式再生产机制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1年；尚培胜：《校外的“重点学校”和“实验班”》，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7年。
[19] 顾明远：《教育公平绝不是平均主义》，《辽宁教育》2016年第18期。
[20] 辛涛、黄宁：《教育公平的终极目标：教育结果公平——对教育结果公平的重新定义》，《教育研究》2009年第8期；张意丽、李贞、梁华定、高志荣：《试论我国教育结果公平的立足点与致力重点》，《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4期。
[21] James S.Coleman， Equality and Achievement in Education ，Boulder，San Francisco and London：Westview Press，1990，pp.20-26.
[22] 转引自马早明《西方“教育机会均等”研究述评》，《教育导刊》2001年第Z2期。
[23] 转引自吴德刚《中国全民教育研究：兼论教育机会平等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58页。
[24] 袁振国：《论中国教育政策的转变：对我国重点中学平等与效益的个案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1—63页。
[25] 翁文艳：《教育公平的多元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01年第3期；沈有禄：《教育机会分配的公平性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26] Coleman，J.S.，“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Non - Market Decision Making ，Vol.16，1966，pp.511-535.
[27] 薛二勇：《教育公平与公共政策：促进公平的美国教育政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29] 杨东平：《教育公平三题：公平与效率、公平与自由、公平与优秀》，《教育发展研究》2008年第9期；李涛、姚俊：《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教育公平治理体系——方法论新范式：统筹教育论纲》，《江淮论坛》2009年第4期。
[30] [美]阿瑟·刘易斯编著：《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31] 林辉煌、贺雪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从“剥削型”到“保护型”》，《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32] 邬志辉：《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制度束缚与破解》，《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33] 张雅光：《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对策研究》，《教育探索》2018年第2期。
[34] 李军超：《政府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制度逻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褚宏启：《城乡教育一体化：体系重构与制度创新——中国教育二元结构及其破解》，《教育研究》2009年第11期。
[35] 邬志辉：《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制度束缚与破解》，《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张旺：《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36] 李慧芳、孙津：《城乡统筹中新型城市形态创制的要素关系》，《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年第2期。
[37] 邬志辉：《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制度束缚与破解》，《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张旺：《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38] 杨斌：《农村教育投入：绩效、机制与模式》，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张济洲：《文化视野下的村落、学校与国家——一个地方社区基础教育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陈静漪：《中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研究——机制设计理论视角》，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9] 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 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
[40] 何爱芬：《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困境与对策研究》，《亚太教育》2016年第13期。
[41] 纪德奎：《乡村振兴战略与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教育研究》2018年第7期；徐同文：《城乡一体化体制对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郭一建：《二元结构下的城乡教育与社会正义的实现》，《现代交际》2016年第10期；李素敏：《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42] 李军超：《政府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制度逻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43] 刘雪扬：《城镇化、财政分权与政府教育支出绩效研究》，《市场周刊》2019年第2期。
[44] 杨良松：《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教育供给——省内分权与财政自主性的视角》，《公共行政评论》 2013年第2期。
[45] 丁春风：《财政分权视角下对义务教育投入不足的原因分析——以小学为例》，《中国集体经济》2017年第17期。
[46] 吕炜、王伟同：《我国公共教育支出绩效考评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基于绩效内涵和教育支出过程特性的构建思路》，《财政研究》2007年第8期；吕炜、王伟同：《中国公共教育支出绩效：指标体系构建与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7年第12期。
[47] 李齐云、隋安琪：《中国式财政分权对义务教育供给水平的影响研究》，《公共财政研究》2018年第4期。
[48] 杨东亮、杨可：《财政分权对县级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2期。
[49] 范先佐：《教育的低效率与教育产权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50] 宁本涛：《调整结构 明晰产权——对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制度分析》，《教育与经济》2000年第3期。
[51] 夏茂林：《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失衡的制度述源及变迁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52] 夏茂林：《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失衡的制度述源及变迁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53] 吴晓林：《“阶层复制”还是“精英循环”——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再分析》，《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54] 钱民辉：《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
[55] [法]皮埃尔·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美]大卫·斯沃茨：《教育、文化与社会不平等》，陈金英译，载薛晓媛、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15页。
[56] 张山：《家庭资本、教育与社会流动》，《经济问题》2018年第12期。
[57] 张山：《家庭资本、教育与社会流动》，《经济问题》2018年第12期。
[58] 顾辉：《教育：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预演一项对H市两所高中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0年。
[59] [法]皮埃尔·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60] [美]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阶层、种族与家庭生活》，张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1] 仇立平：《家庭—学校—工厂：中国社会阶层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朱新卓等：《中国农村教育阶层再生产功能的文化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62] 梁晨、任韵竹、王雨前、李中清：《民国上海地区高校生源量化刍议》，《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
[63] 梁晨、董浩、任韵竹、李中清：《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1865—2014）》，《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
[64] 刘阳阳、王瑞：《寒门难出贵子？——基于“家庭财富—教育投资—贫富差距”的实证研究》，《南方经济》2017年第2期。
[65] 张山：《家庭资本、教育与社会流动》，《经济问题》2018年第12期。
[66] [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遇南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美]罗伯特·K. 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67]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68] [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69]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70] 李海楠：《增强乡村教师留任意愿是补齐乡村教育短板之关键》，《中国经济时报》2019年1月15日第2版；德吉卓嘎：《浅析学校人力资源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西藏教育》2017年第10期。
[71] 邬志辉：《城乡教育一体化：问题形态与制度突破》，《教育研究》2012年第8期；于发友：《通向教育理想之路：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72] 按照学术惯例，本书中案例县的地名（市级以下）、人名、校名均使用化名。
[73] 贺雪峰：《华中村治研究（2016年卷）：立场·观点·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页。
[74] 数据来源于《2017年宁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75] 数据来源于《2017年林甫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76] 数据来源于《2017年黄西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