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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公开出版的专著和教材中，有部分章节的内容对少数民族档案编纂（编研）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如：
陈子丹著《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的大部分内容均涉及云南少数民族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第三章第三节“云南少数民族档案编纂史略”中概述了云南少数民族档案编纂利用的历史发展过程，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分别论述了彝族、傣族、白族、纳西族档案史料的编纂公布与出版发行。
陈子丹著《民族档案学专题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的第八章“少数民族档案开发利用研究”分别阐述了云南回族、云南藏族、哈尼族、傈僳族、佤族、瑶族档案文献的编纂利用工作。
华林著《西南彝族历史档案》（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第五章论述了西南彝文历史档案的管理、利用，分为三节：西南彝文历史档案的分布、西南彝文历史档案的抢救与整理、西南彝文历史档案的译注与出版。第十章论述了西南汉文彝族历史档案的编研利用，分为两节：古代封建王朝对西南汉文彝族历史档案编辑刊录、目前对西南汉文彝族历史档案的编研利用。
华林著《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学》（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的第五编论述了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的输出及开发利用。该编分为四章十一节：第十二章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检索、第十三章西南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的译注与出版、第十四章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编研、第十五章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提供利用。
刘耿生主编《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的第三编第八章专门论述了少数民族档案开发与利用的途径与方法。该章共分两节：第一节少数民族档案概述，第二节少数民族档案开发利用的途径与方法。
张会超主编《档案开发利用教程》（辽宁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的第三编专题篇第十三章专门论述了少数民族档案的开发利用，该章共分两节，第一节少数民族档案概述，第二节少数民族档案开发利用的途径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已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和硕士论文中，有部分内容对少数民族档案编纂（编研）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如：
华林的《论云南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开发利用》（《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陈子丹的《民族档案编研工作的几点浅见》（《兰台荟萃——云南省档案学术论文集》，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陈子丹、解菲的《对少数民族档案编研的几点思考》（《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5期）；胡莹、刘为、朱天梅的《面向用户的少数民族档案开发利用实践探索》（《档案学通讯》2017年第2期）；权诺诺的《浅谈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编研队伍》（《云南档案》2008年第4期）；陈正娇、金慧的《对民族档案编研中田野调查的几点思考》（《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3期）；刘彩桥、王娅的《现代云南民族档案编研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云南档案》2009年第4期）；刘彩桥的《文化变迁背景下民族档案编研探析》（《兰台世界》2009年第7期）。这些论文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民族档案编研工作、少数民族档案开发利用实践、少数民族档案编研队伍进行了探讨。
刘彩桥的硕士学位论文《民族档案编研研究——以云南民族档案编研为例》（2010年）首先阐明了民族档案、民族档案编纂、民族档案编研的概念，民族档案编研与民族档案编纂的区别与联系以及民族档案编研的地位和作用；其次介绍了民族档案的编纂、编研成果和编研理论的发展；再次分析了民族档案编研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产品、工作、研究、宣传、社会效益、网络编研、人员素质等方面，并对应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民族档案编研对策，即多层次、系列化地开发民族档案编研产品；立足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搞好民族档案编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编研兼顾古今；充分发挥基层档案馆的宣传作用；转移编研的角度，提高社会效益；网络编研；提高编研人员的综合素质。最后论述了民族档案编研的社会效益，即评估问题。 [2]
华林著《傣族历史档案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的第七章论述了傣文历史档案的管理与利用，分为三节：分布保存、分类整理、译注出版；第十七章论述了汉文傣族历史档案的公布，分为两节：历史文献对汉文傣族历史档案的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汉文傣族历史档案的公布。
华林著《藏文历史档案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的第五编论述了藏文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该编分为五章十四节：第十二章藏文历史档案的征集与整理、第十三章藏文历史档案的编研、第十四章藏文历史档案的译注与出版、第十五章藏文历史档案的开发利用、第十六章藏文历史档案的数字化管理。
华林的《论藏文历史档案的发掘利用》（《中国藏学》2003年第4期）；郑荃、陈子丹的《云南藏文历史档案及其开发利用》（《档案学通讯》2007年第1期）对西藏、云南等地藏文历史档案的开发利用进行了探讨。
杨艺的《论白文档案文献的开发利用》（《档案学研究》2000年第1期）；陈子丹的《大理白族档案史料的开发利用》（《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二辑，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陈海玉、何永斌的《白族历史档案及其发掘利用》（《源于实践 服务全局——兰台工作纵横》，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年版）；赵洋月的《白族历史档案及其发掘利用初探》（《云南档案》2009年第9期）；马自坤、吴婷婷的《白族大本曲的档案价值及其实现》（《云南档案》2011年第12期）；王晋、舒宝淇的《白族石刻历史档案数字化展示刍议》（《四川图书馆学报》2014年第4期）。这些论文分别对白文档案文献、白族档案史料、白族历史档案、白族大本曲、白族石刻档案的开发利用进行了探讨。
万永林的《纳西历史档案开发利用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郑荃的《论纳西族东巴文古籍的价值及开发利用》（《思想战线》2000年第4期）；胡莹的《纳西族东巴文历史档案发掘利用初探》（《兰台世界》2010年第16期）；《东巴文历史档案编纂策略初探》（《云南档案》2012年第9期）。这些论文对纳西族历史档案、东巴文古籍、东巴文历史档案的开发利用进行了探讨。
陈子丹的《傈僳族档案文献及其开发利用》（《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3期）；陈子丹、脱凌的《佤族档案文献及其开发利用》（《档案学研究》2010年第6期），对傈僳族、佤族档案文献开发利用进行了探索。
颜艳萍、陆阳的《傣文历史档案的种类及其开发利用》（《云南档案》1996年第6期）；仝艳锋、杨博文的《云南傣族文献遗产研究价值与开发利用探析》（《档案学研究》2008年第6期）；陈园园、段睿辉的《论傣族贝叶经档案的发掘利用》（《云南档案》2011年第5期）等论文对傣文历史档案、傣族文献遗产、傣族贝叶经的开发利用进行了探讨。
乔晓梅、谷凯波的《彝文古籍历史档案开发利用模式探析》（《云南档案》2008年第4期）；肖黎熠、子志月的《彝族毕摩经历史档案及其发掘利用》（《兰台世界》2009年第4期），对彝文古籍历史档案、彝族毕摩经历史档案的开发利用进行了探讨。
肖敏的《白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的发掘与利用》（2003年）一文是较早涉足云南少数民族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问题的硕士学位论文。该文从白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的概念内涵、种类构成和研究利用价值入手，阐明了白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的理论与工作基础以及开发利用的方式方法，探讨了白族历史档案信息管理系统开发及数据库建设问题，提出了建立高效的档案信息检索系统、数字化编研出版、网络（局域网和网站）服务是白族历史档案数字化信息资源提供利用的有效方式等观点。 [3]
胡莹的硕士学位论文《纳西族东巴文历史档案的发掘利用研究》（2006年）从纳西族东巴文历史档案的属性、类别构成、特点入手讨论其珍贵的研究价值，从前端控制的视角提出档案的实体管理方法——分布与收集、实体整理（分类、组卷、排列、编目、编制档号、排架），针对东巴文存在的现状提出东巴文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的发掘利用方式（传统利用方式、数字化输入与利用方式），并结合现代化技术发展的趋势讨论东巴文历史档案必须面临的数字化工作，呼吁建立现代化的东巴文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系统，提升人们发掘利用东巴文历史档案以及传承东巴文化的意识，真正实现东巴文历史档案的发掘利用与丽江地区民族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平衡。 [4]
陈园园的硕士学位论文《云南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视野下的傣族贝叶档案发掘研究》（2010年）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在云南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视角下傣族贝叶档案的发掘利用问题：一是梳理了对民族文化产业与傣族贝叶档案的理论认识，进而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二是通过分析傣族贝叶档案在云南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发掘价值，说明了发掘利用傣族贝叶档案的必要性；三是分析了傣族贝叶档案在云南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发掘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四是从宏观策略上提出了四条建议：完善政策与法规体系，将发掘工作标准化；重视专业人才培养，引进复合型人才；积极开展翻译工作，保证发掘工作顺利进行；加强高新技术的应用，建立傣族贝叶档案数据库。从微观上分析了傣族贝叶档案与旅游业、影视业、出版业和医药业的联系，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5]
黄琴的博士学位论文《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背景下傣文贝叶历史档案发掘利用研究》（2012年）从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意义与相关措施入手，探讨了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与傣文贝叶历史档案资源发掘利用的内在必然联系，并以傣族文化的构成和特点为切入点，进而论证了傣族文化的发展传承与傣文贝叶历史档案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了傣文贝叶历史档案的学术功能（研究历史、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生态环境等功能）与文化产业的开发价值，分析了傣文贝叶历史档案发掘利用现状及成因，提出了傣文贝叶历史档案发掘利用模式的构建问题。最后从基础性开发与内涵式发掘两个方面论述了傣文贝叶历史档案发掘利用模式的实施路径。基础性开发包括傣文贝叶历史档案的编目、翻译、数字化建设等环节，内涵式发掘则根据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分别从核心层、外围层、相关层三个层面进行实施。 [6]
许姗姗的《彝族毕摩历史档案发掘利用研究》（2012年）一文在阐明彝族毕摩历史档案概念、种类、特点、书写、传承、保存和分布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毕摩历史档案的发掘利用价值（包括宗教哲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艺术科学价值），分析了毕摩历史档案发掘利用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发掘利用毕摩历史档案的对策——宏观对策有完善政策与法规体系；提高政府和民间对毕摩历史档案重要性的认识；加大扶持力度，增加发掘利用的资金投入；加强毕摩历史档案管理的人才培养；多部门联动，建立协调机制。微观措施有积极开展毕摩历史档案的译注工作；加大对毕摩历史档案的保管力度；创新发掘利用手段，建立毕摩历史档案数据库；充分发挥传承人的作用。 [7]
杜钊的《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大理白族档案发掘利用研究》（2012年）一文在调查云南大理凤羽白族村档案及白族历史文化名镇——凤羽镇白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分析了大理白族档案发掘利用取得的成效及面临的挑战，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探讨了大理白族档案发掘利用的四个理念（原真性、协调性、保护性、整体性）、三点发掘利用机制（加强档案实体的管理；深入开发信息，加大资源开发利用；加强白族档案信息化建设）、三种发掘利用模式（动态式保护、系统性开发、整合型利用）、三种白族民间文化村建设模式（个人和家庭模式、村落模式、社会模式），最后对民族档案发掘利用进行了理论思考，认为应加强少数民族乡村档案的发掘利用（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舞蹈、民间工艺），正确看待民族档案的持有者，发挥民族档案对民族文化的反哺作用。 [8]
余璐的《旅游人类学视阈下纳西族档案价值及开发利用》（2014年）一文从旅游人类学视阈阐述了纳西族档案的开发利用问题。一是引入场域理论分析了丽江旅游与纳西族档案的关联。二是认为纳西族档案在丽江旅游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利用，东巴文化研究成果突出，成立了研究、保护、传承东巴文化的组织和机构，纳西族档案符号与内容被广泛用于丽江旅游中，但也面临着保护与开发不平衡、档案符号与内容被滥用等问题。三是对科学、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纳西族档案进行思考，提出了加强学科间交流与合作，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明确保护与传承纳西族文化的地位与使命；加强馆藏建设，丰富旅游资源，实现良性互动；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建立特色专题数据库；借鉴相关经验，做好开发利用工作。 [9]
赵红艳的《巍山谱牒档案及其开发利用刍议》（《云南档案》2010年第2期）；华林、韩南南、黄玉婧的《基于新疆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少数民族档案发掘利用研究》（《档案学研究》2016年第6期），分别对云南巍山的谱牒档案、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档案的发掘利用进行了初步探讨和研究。
1.在医药古籍档案方面
华林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字医药古籍的发掘利用介绍》（《西南古籍研究》2008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字医药古籍的发掘利用进行了介绍。
陈海玉的博士学位论文《民族医药振兴背景下的西南少数民族医药档案遗产发掘利用研究》（2010年）首先从理论认识层面认真梳理了西南少数民族医药档案遗产的内涵与外延、种类与构成、基本特点、多元价值等问题；其次调查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医药档案遗产发掘利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再次从政策与措施方面探讨了民族医药振兴背景下西南少数民族医药档案遗产发掘利用的对策，即加强意识、完善政策、夯实基础、发掘资源，积极推进民族医药档案遗产与文化产业的互动，以实现民族医药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开发；最后提出了发掘利用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包括科学原则、法律保护、合作开发、国际交流乃至信息安全和保密等问题。 [10]
胡梁雁的《云南彝族医药古籍档案开发利用研究》（2017年）是专门探讨云南彝族医药古籍档案开发利用的硕士学位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彝族医药古籍档案开发利用研究的不足，也为以后对彝族医药古籍档案的全面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文章首先界定彝族医药古籍档案的概念，明确彝族医药古籍档案的种类、特点、价值和开发利用的意义，其次分析彝族医药古籍档案开发利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彝族医药古籍档案开发利用的对策，认为应提高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和医药档案开发利用意识；完善云南彝族医药古籍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的政策体系，加强经济支持；采取有效措施，打好云南彝族医药古籍档案开发利用的基础；改进云南彝族医药古籍档案的利用方式。 [11]
2.在口述历史档案方面
董甜甜的《论白族民间传说故事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云南档案》2009年第1期）一文对白族民间传说故事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进行了论述。
子志月的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2013年）从口述史料、口述历史、口述档案、少数民族档案概念入手，对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进行界定，对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种类、特点、价值、作用进行分析。在回顾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抢救保护的历史和现状、明确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内涵和意义的基础上，针对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应遵循统筹规划原则、按需开发原则、慎重原则、效益优先原则、本真和创新均衡原则、保护与开发并重原则，应采取提高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和档案开发利用意识、建立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长效机制、加强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资源建设、建立一支高水平专业人才队伍、注重编研成果的多样化、大力开发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文化资源、重视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资源信息化建设、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等具体措施，提高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的水平，促进当前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及民族文化旅游、民族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12]
孙丽娜的硕士学位论文《云南省佤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2014年）对云南佤族口述档案的相关概念、分类、特点、价值作了简要概述，重点探讨了资源整合和开发利用问题，对开发利用的概念、意义、原则、途径作了阐述，认为开发利用的意义在于延续佤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为佤族地区民族旅游赋予新的内涵、开启学校教育的新模式，开发利用需有规划性、特色性、协同性，需兼顾物质性和精神性，提出了举办展览、出版口述历史书刊、拍摄纪录片、互联网制作口述历史专题等开发形式。 [13]
3.在非遗特色档案方面
董甜甜的硕士学位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大理白族特色档案的开发利用》（2010年）在阐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白族特色档案的概念、大理白族特色档案的种类（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节庆习俗、手工技艺、服饰建筑、风味饮食、传统文化传承人档案）、白族特色档案的文化保护功能、传承价值和作用的基础上，分析了大理白族特色档案开发利用的现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大理白族特色档案开发利用的几点措施：一是拓宽收集渠道，丰富馆藏；二是优化利用，提升文化意蕴；三是发掘潜在价值，弘扬民族文化。 [14]
4.在民间契约档案方面
王淼哲的《白族民间契约档案发掘利用研究》（2017年）是专门探讨白族民间契约档案发掘利用的硕士学位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白族民间契约档案发掘利用研究的不足，也为今后对白族民间契约档案的专题研究打下了基础。文章首先界定白族民间契约档案的概念，明确白族民间契约档案的类型、载体、内容和社会意义，其次分析白族民间契约档案的发掘利用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白族民间契约档案发掘利用的对策，认为应完善基础管理工作（加强征集工作，充实档案资源；利用科学手段，妥善保护原件；合理利用资金，促进档案开放；做好宣传工作，鼓励民众配合），采取合理利用方式（借鉴成功经验，丰富编研方式；实现数字加工，推动信息利用；多方协调研究，增进学科交流）。 [15]
如在旅游文化领域，丁秀梅的硕士学位论文《云南民族历史档案在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中的应用研究》（2009年）对民族档案与民族文献、民族历史档案与云南民族历史档案、旅游资源、旅游文化资源与民族旅游文化资源等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对民族历史档案的文化价值、旅游文化价值及研究意义进行了认识与梳理，对云南民族历史档案在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中的主要作用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民族历史档案在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应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即档案和旅游两个部门应加强专业学习和管理、档案部门应加强研究和宣传力度、旅游部门应加强民族历史档案的开发利用。 [16]
近年来，虽然有关云南少数民族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以报道性、介绍性、总结性文章为主，学术论著仍十分稀少，且质量水平不高，专门著作尚未出现。目前在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档案与信息管理系师生发表和出版的相关论著中，对这一论题有专门章节或较为集中的探讨。以上几本著作中的论述与探讨，表明档案学界已开始关注到少数民族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随着这项研究工作的深入推进，其研究成果将为新时期我国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研究内容既有少数民族档案的编纂（编研）利用的综合性研究，也有某个少数民族档案编纂（开发）利用的研究；既有某一地区少数民族档案发掘利用的研究，也有某一类型少数民族档案开发利用的研究；既有某一方面少数民族档案的开发利用研究（包括医药古籍档案、口述历史档案、非遗特色档案、民间契约档案等方面），又有某一领域少数民族档案开发利用的研究（如旅游文化领域）。
研究成果既有专著和教材，又有期刊文章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既有调查研究报告，又有项目课题成果。
研究人员中既有云南大学档案与信息管理系的老中青三代教师，又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由于部分作者既没有进行深入实地的田野调查，也没有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仅凭自己的想象、猜测和主观臆断下结论，因此导致有的观点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偏差。
从当前的研究现状和成果来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甚至较为严重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有的学术论文生产出来的研究成果既不能为档案部门的实际工作提供业务指导，也不能为相关机构的工作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也就是说，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并没有被档案部门所关注或采纳，更不用说运用到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并发挥效用，其影响力和推动力都较小，“理论派”与“实践派”几乎是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上行进，无法找到一个相交点或结合点。因此对于如何更好地开展少数民族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还需要档案工作者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