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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群体性事件、环境抗争事件、环境抗议事件、邻避冲突、环境自力救济等都是描述该类事件的常用用语。邻避风险是权力、资本对于社会空间挤压、利益侵夺与风险转移的结果，为了对抗此种权力，傅柯认为，“必须在地抗争，以击退对市民社会特定处所的干预” [1] 。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可以勾勒出我国邻避事件的总体框架。有学者认为中国邻避事件的总体特点是，“成本或收益高度集中化、高度动员性和不确定性以及跨区域性。其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点是邻避抗议层级呈螺旋式提升、邻避事件的议题难以拓展、以及邻避冲突双方无法达成妥协” [2] 。以及，城乡邻避冲突存在差异，途径主要包括非暴力和暴力手段，除此之外，还会通过网络舆论来最大限度地争取自己的利益。 [3]
2007—2019年，邻避性事件逐年增长，且规模呈扩大化趋势，邻避的发生与经济理性独大和高环境污染直接相关，这从实证数据中可以得到证实，相关研究者也得出了较为相似的结论。 [4] 可以较为地明显发现，在不同年份发生邻避事件与经济发展、工业废气排放量、雾霾天气、工业固废排放量等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当年雾霾天气增多，废气排放量增多，当年的邻避事件也会相应地增多。与经济发展和污染相关的是区域性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最为发达，邻避事件发生的占比也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少。进一步分析，发现华东、华南地区占全国邻避事件的1/3强，其中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是邻避事件的多发地。
东部地区邻避事件高发与经济发展和重污染相关，同时，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维权意识也较西部强烈，附之信息传播速度快等优势，这使东部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具有极强的动员能力，由厦门反对PX事件开始，江苏启东反对排污事件、浙江宁波反对垃圾焚烧厂事件、上海金山反对PX事件、广东反对垃圾焚烧厂事件、大连反对PX事件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东部地区的邻避抗争占全国邻避抗争的72.1%。
表2-1 邻避事件分地区发生百分比
这其中，华东与华南占全国邻避抗争超过70%，而华东与华南也正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所以，邻避抗争与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正相关。
表2-2 邻避事件分地区（细分）发生百分比
对于邻避风险，参与者极易形成集体认知，由此便构成集体行动的基础。这也验证了“接近性假说”，即距离邻避设施越近的民众对于邻避设施的反对态度越坚决，“微观的居民社会经济特征与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相互作用，对居民的态度进行复杂的重构，决定居民最终的邻避态度” [5] 。面对环境污染高发，邻避设施的建造容易形成高度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认知，这就使得地理空间相近与处境相同的社会主体形成命运共同体，即具有地理位置上的“共同特质”。民众参与的热情与参与程序高，因为“在一些共识性危机中，社会成员感受到社会体系所受的外力威胁，并且认识到问题需要得到尽快解决，会产生同仇敌忾的情绪” [6] 。同时，辅以行动成本和人际关系地理上的重合，民众很容易被调动起来，是一种“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的循环反应过程” [7] 。
事件起初，风险敏感者和信息灵通者进行信息发布与传播，随着信息扩散，事件得到发酵，形成特定群体的“情境规范”影响，集体认知便会形成，群体心理与情绪会受感染，以保卫健康、保卫家园、拒绝污染等口号带动，集体行动就在所难免。以PX项目为例，大多数民众认为PX是剧毒致癌物，并且关于PX的认识主要来源于网络。更为重要的是，环境保护与身体健康议题不仅承载了道德和正义，也符合国家政策方向，因而，环保抗争是“政治安全”的。 [8] 这也是以“散步”等形式的邻避抗争往往成功的重要原因。通过分析发现，在邻避类项目建造前发生抗争的占到64%，而邻避类项目建造后发生抗争的占36%，这充分说明邻避抗争是基于认识与通过传播而发生的。一般情况下，借助媒体曝光，形成社会舆论与压力，在此条路径不获支持的情况下，则会扩大规模，采取比较激烈的方式，“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闹解”似乎已成为最基本的路径。 [9] 邻避风险的认知是社会建构过程，并不是真实的风险受害。
表2-3 项目建设前后发生邻避事件的百分比
一般来说，邻避事件是基于邻避设施建造而引发，针对邻避设施与建造企业就成为常规选择，而我国的邻避事件诉求则是针对管理方。这与我国管理方在社会管理与社会行动中的角色直接相关。我国的邻避设施通常都是地方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如厦门PX项目，“此间化工厂预计年产80万吨。一旦完工投产，将为厦门市新增800亿元人民币的GDP”。四川什邡钼铜项目是什邡市经济复兴的一个重点项目，也是什邡市首个百亿级投资项目。该工厂计划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冶炼厂之一，其建设旨在通过创造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来刺激经济增长。原环境保护部表示，这家耗资17亿美元建造的工厂每年将提炼出4万吨钼和40万吨铜。所有工业设施的建造都如出一辙，对被地方政府看重的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拉动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对于设施建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且在当下我国的社会情景中，有些人认为，这种项目中肯定存在管理方与企业相互勾结的情况，对于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上不作为，环境执法不力，各种“潜规则”盛行，监管失职，“为污染企业开绿灯，一些污染企业和工业园区在没有进行充分环境评估的情况下匆忙上马，许多地方政府还给予其种种优惠政策，有的地方政府为项目跑腿拉关系，甚至在环评上作假” [10] 。如此，地方政府通过引进污染企业得到了GDP、财政收入和劳动就业，一些官员凭借“政绩”获得晋升而企业则获得廉价土地、基础设施及其他优惠政策，赚取高额利润，两者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 [11] 邻避抗议群体常以法律与中央政策作为抗议的筹码，以环境保护为唯一诉求，不涉及政治性的部分。诉求的目标是让项目终止或是求得损害赔偿，其策略性的部分是与国家话语保持一致，也希望获得体制的资源支持。
我国邻避事件的发展一般是政府内部决策信息泄露小道传播，这是萌芽阶段；然后媒体曝光网络传播，进入缓慢发展阶段；最后快速传播，形成抗议阶段。越来越多的利益攸关者了解有关信息，选择通过集会等方式进一步扩大事件的影响力，希望得到外界更多的关注；暂时缓和，尖锐对峙，事态超出政府控制范围，尝试与民众沟通；再度升级，政府策略性的沟通行为可能导致沟通失败，民众便会选择更为激烈的冲突方式，附之以其他因素，特别是环境保护之外的其他诉求，推动冲突升级；处理化解等，政府会防止事态滑向崩溃，做出某些妥协，如邻避设施易址、重新环评、赔偿费计算等。从这样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在事件开始，都是采用较温和的理性方式，要求信息公开与决策参与，但当诉求不获重视时，会迅速演变为激烈的对抗，甚至还会造成更严重的事件。通过梳理发现，邻避事件中参与者基本是底层民众，受教育程度与视野有限，环境知识与法律知识匮乏，又缺乏精英人士的关注与支持，这使得抗争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且成本较高，容易失控，将合理的维权行动转化为冲突事件。统计显示，理性和平抗争的占72.1%，而冲突占27.9%，由此可以看出，社区民众都是优先选择理性与和平的方式，只有当其诉求不被重视时，才升级为冲突的方式。
表2-4 邻避事件的表现形式百分比
网络信息传播已成为邻避事件发生的重要工具，从2007年厦门反对PX事件以来，几乎所有的邻避事件都离不开网络的信息传播，由网络信息传播推动邻避现场抗议的形成。民众通过QQ、微博、微信、论坛新媒体等了解邻避设施信息，并且通过网络提交诉愿，更重要的是，通过网络进行抗议动员，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这种压力不但是给管理方的，而且是给可能受此影响的“命运共同体”的。潜在的受影响群体经过网络信息传播与推动，产生情绪上的共鸣与道义上的压力，最终推动现场抗议行动。“公众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处于弱势地位，为引起政府重视，唤起社会悲情与愤怒，常常借助未经证实的消息进行传播，作为弱者抗争的武器，争取舆论的支持与同情，给政府形成压力。” [12] 新媒体的信息传播也与传统媒体对于邻避设施与抗议的失语有关，但传统媒体在邻避抗议发生后，也会选择性地进行报道，这些报道大多在深度、广度与侧写方面较新媒体具有优势。通过分析邻避抗争的发生，其模式基本上可作如下概括：始于邻避情结，以风险规避的心理感受要求进行利益补偿，但地方政府则以强硬姿态回应，简单处置方式导致冲突的生成，在网络等的催化作用下，由“在地冲突”演变为“全域对抗”。在这一过程中，网络舆论对于邻避抗争的扩大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有论者认为“应吸纳邻避效应的合理成分，理解利益补偿与舆情预警在防控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重要性，充分发挥疏导网络媒体、意见领袖与网民的议题设置在抑制网络负面舆论方面的中坚作用” [13] 。
对于邻避冲突的处置方法，对民众是引导疏散，对于未建造的邻避设施一般要求重新进行环评，或是重新选址，对于已建邻避设施则是要求企业停产整改。这些处理结果都是临时性的，做出了妥协性的处理决定，表面上，民众的邻避抗争似乎取得了胜利，其权利与诉求似乎得到了保障，但这不是程序性的制度保障。厦门PX项目最终迁往漳州建设，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也择址建设，大连PX厂从未停产，这些足以说明当时的承诺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行为选择。 [14] 基本上，在所有的邻避冲突中，地方政府都是使用妥协的方式来处置邻避冲突。要么就像大连反对PX事件中，先是暂停建设，以退为进；要么通过给好处的方式，进行局部处理。 [15] 并未寻制度与机制上的解决之道，事件对于环境政策与法律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