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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源于人类维持生存或自我实现的固有本性。 [1] 可以说，正是权力现象的存在才使人类社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迄今为止，对权力的理解已形成了数十种观点，其中每一种观点都表达了诠释者对人类与宇宙万物的关系解读，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都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然而，本书所使用的权力主要是指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理解的“微观权力”。在具体阐述其权力观点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其他学者对权力的一般化解读。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在社会关系之内，一个行为者将不顾抵抗地处于贯彻其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 [2] 。韦伯对权力的这种界定是与“统治”“纪律”处于同一范畴之内的。为此，他进一步指出：“‘权力’在社会学上是无定形的。一个人的各种各样可以设想的素质和形形色色可以设想的情况，都可能使某个人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贯彻自己的意志。” [3] 因此，在他看来，“在权力的十分一般的意义上，亦即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行为的可能性的意义上，统治可能以形形色色的、十分不同的形式出现” [4] 。比如，“凡是村长、法官、银行家、手工业者能对下达的指令本身要‘服从’的地方，而且仅仅是在这种地方，我们将处处同样地说他们是在‘统治’” [5] 。此种权力观是“把权力限定在了它的个体性方面，限定为A对于B的权力。B要得到权力，A就必然有所失——因此它们的关系是一种零和游戏（zerosum game），在这一游戏中，权力总额能够在参与者中得到分配” [6] 。可见，韦伯对权力的理解主要突出了对实施积极惩罚的“强制性权力”的依赖。 [7]
与韦伯不同的是，美国政治哲学家塔尔考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从集体性即“人们在合作中能据以增进他们对于第三方或自然界的权力” [8] 的层面，将权力界定为它“是达到人们想要实现的任何目标的‘一般化的手段’” [9] ，也即是指“一个人或群体反复地把他或它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而不是指影响他们的一项决定（不管多重要）的单个例子” [10] 。帕氏的观点可以追溯至英国早期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霍氏曾将权力界定为“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 [11] 。对此，美国现代著名学者丹尼斯·朗指出，霍布斯的定义显然是意向性的，因为一个人显然可以占有获得未来利益的手段，即使并不用来达到此目的。 [12] 在霍布斯的思想中，权力就等同于潜能或主宰，既包括人对自然的控制，又包括人对人的控制，还包括人对自身的控制。与霍氏区别的是，帕森斯的权力更多地体现了集体对人与自然的控制，不管是意向性的控制还是实际发生的控制。
将权力置于交往媒介理论的范式中进行理解，是德国思想家尼克拉斯·卢曼与众不同之处。他认为，权力是“一种机会，创造这种可能性：实现不大可能的选择组合” [13] ，也即“权力‘是’代码指导的交往” [14] 。卢曼的创新，不仅便于人们通过运用同一组合的问题把权力与不同种类的交往媒介作比较，从而达到澄清权力现象的目的，而且还使对权力的理解获得了一种更广泛的视角。对此，丹尼斯·朗指出，与韦伯不同的是，卢曼强调的是对权力服从者的评估，而不是由社会学家通过对权力实际实施的统计分析基础上所提出的“机会”概念。 [15] 在卢曼看来，权力的特征在于强调一种现实的结构而不只是“分析的摘要”，它不是作为一种能力或资质归之于伙伴的一方，相反以代码与交往过程的差异作为基础，用概念说明现象并以此限制权力的转让。另外，包括不能被政治化的权力在内通过职能的相互依赖和结构期待能够在非暴力方式中实现权力资源的多样化，进而使类似“对抗”与“威胁”等的现象消失于高度的依赖性之中。简言之，卢曼的权力观在抓住“政治”情结不放的同时，突出了权力的关系性、互动性、多元性和微观性。
综合以上观点可知，权力是一种能力、概率（机会）或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影响力或交换代码；它可以被人们所拥有、交换或转让。为保持权力中心的相对稳定，控制、压抑、惩罚甚或对生命价值的单向否定是其主要特征。上述学者对权力的不同解读，与福柯对权力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巨大反差。
福柯对权力的全新解读，其灵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尼采的权力思想。在福柯的灵魂深处，尼采的身影及其思想潜藏至深，已经熔铸成其信仰的一部分。如果说“肉体之爱”是福柯在追求同性的游戏中所渴望得到的极限体验，那么“精神之爱”则是他在敬奉与趋向尼采的思想之旅中所企望到达的信仰驿站。爱之甚，信之深，仰之笃。对福柯来说，尼采为其开启了走进权力世界的奇妙之门。
作为宣判“上帝死了”的“反叛”先锋，尼采（Nietzsche, Fredrich Willhelm）对权力的诠释与实践可谓是19世纪最为耀眼的奇葩。在他看来，权力就是一种力量，不管它是来自神还是人，总是不能排除施惠之力与戕害之力，但是在对权力的理解上有人却习惯采用二元论的方法将二者割裂开来。 [16] 据此，尼采指出，“我们的物理学家用以创造了上帝和世界的那个无往不胜的‘力’的概念，仍须加以充实。因为，必须把一种内在的意义赋予这个概念，我称之为‘权力意志’，即贪得无厌地要求显示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地本能来运用、行使权力，等等” [17] 。在尼采的权力思想中，“意志”一词始终是同权力的诉求相伴而行的，但是，这种意志既不是通常意义上或心理学上人们所说的“意志”“要求”或“命令”，也远非叔本华从伦理学的角度所解读的类似“自在之物”的“生命意志”，而是一种追求统治与支配他人的“强力意志”或“权力意志”。因为，迄今为止人们所理解的意志乃是一种虚构，“多样的形式并没有表达某种特定的意志，人们通过剔除内容与目的而抹去了意志的特性。叔本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所说的‘意志’只是一句空话而已。意志并不是什么‘生命意志’，因为生命只是权力意志的一种特例。我们可以武断地声言：万物都力求向权力意志的形式过渡” [18] 。
在尼采的思想中，权力意志乃是万物之本，宇宙中的一切都是权力意志的不同表现形式。权力意志涌动不息，所谓的“存在”“本质”“真理”“科学”“信仰”等千百年来人类所梦寐以求、苦苦追寻的“真实世界”，只不过是“自我”的虚构。人类为了满足追求权力的意志时刻都在撒谎，因为只有谎言才能掩盖其虚伪面具下的丑恶嘴脸或险恶用心。这就是一代思想大师对权力的感慨与反思。固然他在某些问题上立场十分极端甚至反动，但是他对世人的影响和启发却历久弥新。
作为尼采的“信徒”，米歇尔·福柯在权力的理解上甚至要走得更远。 [19] 他在从尼采那里吸取有关权力思想的独特理解并深受启发的同时，又破除了尼采的本质主义的权力观，从而将对权力的理解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在福柯看来，权力并无固定不变的中心、形式或机构，本质上它是多样性的力量（势力）关系的总称。“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样性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强了它们、颠覆了它们。这些力量关系相互扶持，形成了锁链或系统，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别和矛盾。” [20] 这种权力完全不同于传统上那种以压制、禁绝、惩罚或杀戮为特征的否定性的权力，而是以煽动、挑起、生产、规训为特征的肯定性的权力，因而福柯将其称为“微观权力物理学”。当然，这里的“微观”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与“宏观”相对的那种含义，而是一种考察视角的转变。正如福柯研究专家德勒兹所言：“只要我们不把‘微观’理解为可见形式或可述形式的简单微型化，而是把它理解成另一个领域、一种新型关系、一个不归为知识的思想维度：变幻不定且不限于一地的联系。” [21] 权力的微观考察使福柯的分析视角更为广泛与深刻，从而促使潜藏或贯穿于社会机体内部的各种势力关系暴露无遗。
在福柯的意识中，“权力究竟是什么”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多样性的权力的不同的诡计是什么？权力的机制、效应和关系是什么？它是怎样运作的以及其实践形式是什么？……可以说，这种对权力的特殊效应和功能的独特关注构成了福柯一生的终极追求。福柯曾在一次访谈中表露出了这种掩藏其心底的信仰诉求：“迄今为止……我主要关心的是权力‘如何’运作。我试图把权力的机制与两个方面连接起来：一方面是为权力划定范围的权利的规则；另一方面则是这种权力产生和发送的真理的效应，这种真理的效应反过来又再生产权力。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三角：权力，权利，真理。” [22] 带着这种对权力的运作及其实践机制的偏爱，福柯一生分别考察了精神病院、监狱、兵营、工厂、学校、家庭等这些权力运作的不同领域以及相应的实施机制和策略，通过实施“考古学”和“谱系学” [23] 的研究，发现了权力被人们所忽视或掩盖的另一面。
他指出，第一，人们不应该只关注像国家、政府、军队、法庭等这些处于中心位置的受到调节的合法形式的权力，也不能只关心保证它们正常运转的普遍机制以及由此带来的持续效应是什么，而应该“关注权力的极端状况、权力的最终归宿，权力的微细管道，也就是说，权力的区域的和局部的形式和机构” [24] 。最为关键的是，人们应当搞清楚权力在何地僭越了对它进行组织和限制的权力的规则，“把自己扩展到这些规则之外，把自己付诸制度，具体化为技术，用工具甚至暴力的手段来装备自己。” [25] 权力其实并不总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威严、华丽、圣洁、至高无上的权力意象只不过是其对外展示的一副面具，在其实施的极端之处，它总是呈现出不太合法的特性。
第二，在分析权力的时候，人们不应该只从权力的自觉的意象和决策的层面、从权力的内部维度来看权力，也不应该问权力来自哪里、归谁所有、要达到什么目标；相反，人们要在权力运作的具体实践中，以外在的视角去研究“权力与其对象、目标、应用领域的直接的关系，在它安置自己并产生实际效应的地方” [26] 。因此，对权力的研究不是去关注权力实施者的主观意图、整体战略是什么，而应该把握权力在对人们的身体、姿势、行为、活动等具体层面实施的压制、征服、支配或规训的过程中呈现出怎样的发展形式。换言之，人们“不要去看统治权孤傲的一面，而是要去发现受统治的臣民是怎样通过多种机体、势力、能量、材料、欲望、思想，逐渐地、持续地、现实地、具体地被构成的” [27] 。在此意义上，“臣服”便可理解为臣民构成的具体的实例，它赋予个体多元化的特性和社会角色，从而这就有别于霍布斯（Hobbes）笔下的愿望单一的“利维坦”式的个体。 [28] 很显然，人们不应将观察的重点置于代表中心精神的统治权上，而应着力探讨无数的身体（个体）是怎样作为权力效应的结果而被构成为权力周围的臣民的。
第三，权力不应被理解为某个人、某个群体或某个阶级对他人、群体或阶级的固定的、同质的支配现象，而应被理解为一种动态的、循环的、异质的、具有链状结构的关系网。它们不能像商品或是财富那样被人所拥有、攫取，尽管每个人由于所处社会地位的差异从而对“他者”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力，但是对于处于权力网中的个体而言并不存在绝对的支配与服从的现象。“不仅个体在权力的线路中来回运动；他们同时也总是处于实施权力的状态之中。他们不仅是被动接受的对象；他们也是发号施令的成员。” [29] 在权力网中，个体既是权力的一种主要效应，同时又是其运载工具和实施对手。由此，福柯指出：我们“不应该把个人看成是单一的元素，一种没有生气的材料，权力碰巧抓住他，把它击垮和驯服”；实际上，“权力的主要效应之一，就在于某些身体、某些姿态、某些话语、某些欲望被确认和构成为个体” [30] 。
第四，权力关系的网状结构虽然并不必然导致权力在分配过程中的均匀化现象的产生，但是，人们却不应企图从中心向边缘的渗透程度、从推算权力“怎样在社会最微小的元素层面对自己再生产的程度”的维度来理解权力的运作。相反，人们应该分析权力的不断升级，“它从无限小的机制开始，这些机制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轨道，自己的技术和战略，然后看这些权力的机制怎样被不断一般化的机制和不断普遍化的支配所投入、殖民化、利用、卷入、改变、转移、扩展，等等” [31] 。进而言之，我们所要关注的不是整体的支配向多样性的压制扩散的过程，而是处于基层的权力运作的现象、技术和程序及其转移、扩展与改变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要表明，权力的这些运作机制是怎样“被更普遍的现象所利用和吸收的方式，以及更一般的权力和经济利益运用这些技术时的精妙手段” [32] ，譬如对疯癫、性、罪犯等的控制、改造和惩罚的各种知识、技术和程序等微观机制是如何被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普遍的机制和整个国家体系所规划和把持。
第五，权力在运作和实施的过程中所依凭的相应的知识、技术和程序等微观机制，尽管可能会被国家机器等宏大权力所吸收和利用导致意识形态的生产，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结果。因为，从社会基层来看，在权力网络所触及之处，正在形成的并不只是意识形态，其建构物大部分既超越了意识形态又达不到意识形态。事实上，权力实施的机制“更多的是知识的形成和积累的实际工具，这是些观察的方法、记录的技术和研究探索的程序，是些检验的工具” [33] 。换言之，当权力通过这些微妙的机制得以实施之时，如果没有知识的形成、组织和进入流通，那么它就不能取得成功，因此这些机制并不全然是意识形态的构成物。
第六，权力的无处不在性及其运作和实施的微观机制并没有表明它们是无往不胜、无法反抗的，相反，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反抗和抵制。权力的运作与抵抗是共生的、相互内在的，权力“只有依靠大量的抵抗点才能存在：后者在权力关系中起着对手、靶子、支点、把手的作用” [34] 。这些抵抗点在权力网中到处都有，但是并没有一个绝对不变的中心。它们不为一些性质各异的原则所束缚，它们相互联结、相互激发、相互推广，它们是权力关系的另一极，是权力关系不可消除的对立面。因此，它们“分布的方式是不规则的：抵抗的各个点、结、中心以强度不等的方式散布在时空中，有时以一种明确的方式挑动团体或个人，激发某些身体部位、某些生命时刻、某些行为类型” [35] 。当然，有时由于权力网上不同抵抗点的利益的暂时一致性或权力运作环境的特殊性（比如纳粹统治德国的时期），权力的不同抵抗点也会暂时形成一个或数个核心点，与权力的运作和实施形成两军对弈的态势。不过，这种局面会很快被打破，新的抵抗点又会重新形成、转变或消失。正是这些变动不居、层出不穷的抵抗点不断把各种不定的划分“引入社会之中，打破一个个团体，让其重新组合”，“对个人进行划分，把他们分解之后再重新塑造他们，在他们的身体和灵魂中划出一些不可还原的区域” [36] 。进而言之，这些大量的抵抗点已经贯穿于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个体以及由其所组成的团体和阶层之中，从而使抗争的胜利成为可能。需要指出的是，福柯所谓的反抗其实并不是实体性的抗争，即一种反抗的实体对应权力的另一种实体，而只是一种可能性。 [37]
总之，权力在福柯的解读下成为一种多样性的势力（力量）关系总和。它不是一种机构、实体，而是一种变动不居的力量关系，不能被任何人所拥有；它不是从某个绝对的中心由上至下向四周扩散，而是由无数个微观结点自下而上地运作；它不仅带有压制性，而且更注重生产性；它与反抗相伴而生，哪里有权力，哪里便有反抗；它与知识（话语、真理）相互支撑，知识是权力的眼睛，权力生产真实的话语。在此意义上，福柯称其为“微观权力”。这种对权力的全新解读及其实践运用，使我们对宇宙万物的关系形态尤其是信仰的现象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审视维度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