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因其对确定性的追求而成为真理的化身，受到许多人的追捧，反之，信仰则因其盲目的狂热崇拜而成为蒙昧的化身，受到许多人的唾弃。可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非常复杂，恰如碧海青天中的日月，昼夜不舍，交相辉映。在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往往都不单纯是因其卓越的理性追求而扬名于世，往往是因其超越时代的信仰光芒而光照千秋。信仰如果失去了理性的支撑，就会陷入丧失人性的迷狂与恐怖状态，最终遭受人们唾弃。反之，理性如果失去了信仰的动力，最终也会在对确定性的追求中走向迷茫，丧失本心，走向崩溃。所以，信仰与理性的合理性根据都不在对方，而是在于人性，只有符合人性，才能彰显思想的魅力。当然，人性是复杂的、多元的，不同的时代往往会彰显不同侧面的人性，但同时也会遮蔽其中一些人性。伟大的思想家及其创立的思想体系的超凡之处，往往就在于其能够超越时代的思想高峰，揭示那思想高峰遮蔽的阴影，彰显被遮蔽的那一部分人性，引领人类走向未来，走向新的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人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往往刻意彰显其科学性的一面，强调其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强调其对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揭示，往往忽视了其作为信仰的思想魅力一面，一些学者甚至走向极端，否定其作为信仰的合理性，忘记了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领袖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肯定。实际上，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魅力就不仅仅在于其科学论证的理性魅力，更在于其追求人类解放、追求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政治化的信仰魅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毕竟是一个随着其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过程，可是作为一种试图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充满激情的政治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具有引领时代发展的思想魅力。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历经重重惊涛骇浪而不断发展，即使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时期也发挥着引领时代发展的作用，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作为追求人类解放的政治信仰的魅力：无论生产力如何发展，只要资本对于人性、对于阶级的束缚不变，人类追求资本解脱与阶级解放的自由发展的心就不会改变，马克思主义就会像明灯一样昭示着前进的方向。

当然，随着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拓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会出现境遇化、本土化与多元化的发展现象。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就是其政治信仰的境遇化诠释、本土化解读与民族化重构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不仅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而且还锻造出了一支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人民谋大同”作为自己初心和使命的革命队伍——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信仰无论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还是在其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活动中，都成为具有支配性地位的一种信仰形式。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就没有中华民族日益实现伟大复兴的今天。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网络信息化与金融全球化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信仰的话语权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化及其影响的加剧，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反马克思主义信仰迅速滋长和蔓延，由此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马克思主义信仰被冷落、被淡化的现象日趋严重。在此境遇下，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当代中国遭遇传播困境的原因及其对策，便成为新形势下任何一个具有真挚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导师，我感到欣喜的是，青年学者徐俊在其博士论文《当代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研究》中，运用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和当代传播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传播与权力博弈进行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研究。

当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博性、全球化的多维性以及信仰传播的复杂性，该问题的研究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有待进一步深化，希望徐俊博士锲而不舍，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也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和读者能够带着一颗宽容的心予以批评指正。“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在中国抗疫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之际，我祝愿徐俊博士能够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是为序。

刘魁
2020年5月4日于南京紫金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