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太常寺

太常寺为两宋时期常设机构九寺之一，司职礼乐，长期以来是宫廷雅乐及鼓吹乐的最高管理机构。

太常寺的历史沿革。据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十五《职官考》九记载：“今太常者，亦唐虞伯夷为秩宗，兼夔典乐之任也。周时曰宗伯，为春官，掌邦礼。秦改曰奉常。汉初曰太常，欲令国家盛太常存，故称太常（颜师古曰‘太常者，王之旌也，画日月焉。王者有大事，则建以行，礼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后改为太，尊大之义也’）。惠帝更名奉常。景帝六年，更名太常（惠帝时，叔孙通为奉太常。定宗庙仪法及定汉仪法，皆叔孙通所著论也。王莽改太常卿为秩宗）。后汉秩与汉同。每祭祀前，奏其礼仪。及行事，赞天子。每选试博士，奏其能否。大射、养老、大丧，皆奏其仪。每月前晦，察行陵庙。助祭则平冕七旒。汉旧常以列侯忠敬孝慎者居之，后汉不必侯也。旧制陵县悉属，岁举孝廉，后汉则否。建安中为奉常。魏黄初元年改为太常。魏晋皆银章青绶，进贤两梁冠，绛朝服，佩水苍玉。宋齐皆有之。旧用列曹尚书好迁选曹尚书领护。梁视金紫光禄大夫，陈因之。后魏为上卿，兼置小卿官（《周礼》有小宗伯、中大夫二人即其任）。北齐曰太常寺，置卿及少卿、丞各一人。掌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之属。后周建六官，置大宗伯卿一人（掌邦礼，以佐皇帝和邦国），是为春官。隋曰太常，与北齐同。炀帝加置少卿二人，唐因之。龙朔二年改太常为奉常（少卿、丞随寺名改。光禄以下诸寺准此），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太常为司礼，神龙初复旧。” ^[1] 太常寺可追溯到周朝，当时主掌“邦礼”的官员称为宗伯。秦代改为奉常，汉代初年取“盛太常存”之意改为太常。汉代惠帝时更名为“奉常”，景帝时又更名为太常，建安中改为“奉常”，魏黄初元年改为太常。隋称太常，唐神龙初又恢复太常之称。宋沿唐制称“太常”。

太常寺的隶属关系。按照赵宋王朝的统治架构，太常寺属于礼部序列。《宋会要辑稿》“职官”十三礼部条：“尚书一人，侍郎一人，郎官一人，通行四司事。分案有五：曰礼乐，掌五礼、大乐、鼓吹、晏乐、朝会、上寿、飨宴、上元张灯、祠祭、朝谒、朝拜、藉田、郊庙、陵园、坛域、蕃贡物，凡邦之礼乐制度、仪注、器服、牲牢、婚姻、丧葬赙赠皆属之。曰贡举，掌学校，凡经籍、科举发解、省试及讲筵史官赐书、修书皆属之。曰宗正奉使帐案，掌皇后、皇子、公主、亲王、诸妃以上圣节大礼恩泽、公主降嫁及宗室冠、葬、试经艺并图书，奉使押赐外国事并点磨所辖官司文帐皆属之。〔曰〕封册表奏宝印案，凡册宝及封册礼命、章服、冠帔、旌节及恩赐并奏，表章、制造表词及图书、祥瑞、旌表孝行之事及宝印、朱记、给赐、牌印、关借、请纳等皆属之。曰检法，掌编类供检礼、祠、主、膳四司条法。又有知杂开拆。吏额：主事一人，令史一人。礼、祠、主、膳四司书令史、守当官共二十七人，通称曰守分。礼部十三人，贴司十二人，太常寺、国子监隶焉。” ^[2] 在礼部执掌的五个方面工作中的第一个方面，所谓五项“分案”的第一项，即为“礼乐”。这一“分案”的内容包括大乐、鼓吹、晏乐，还有朝会、上寿、飨宴、祠祭、朝谒、郊庙等礼乐制度，都是作为礼乐之司的太常寺职责所在。并且在这一段记载中，还明确指出了太常寺、国子监和礼部之间的隶属关系。

太常寺的府址。据《春明退朝录》卷上：“太常寺旧在兴国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肃判寺，厅事画寒林屏风，时称绝笔。其后为判寺好事者窃取之。嘉祐八年，徙寺于福善坊，其地本开封府纳税所，英宗在藩邸，判宗正寺，建为廨舍。既成而已立为皇子，遂为太常所请焉。” ^[3] 北宋时期的太常寺经历过一次搬迁，嘉祐八年（1063年）由京城汴梁的兴国坊迁往福善坊。南宋朝廷在临安也设有太常寺。《梦粱录》卷九：“太常寺在罗汉洞，掌奉常礼仪，讨论典故、祭器、太常乐器等事。寺内有昭勋崇德阁，阁上绘像文武功勋大臣，自忠献赵韩王普以下二十五人于其上也。” ^[4] 又《梦粱录》卷七：“自西楼酒库侧三桥南入惠迁桥西，过惠迁井，曰太常寺后小桥，次曰台官衙后门桥。” ^[5] 南宋太常寺位于临安罗汉洞，寺后有小桥。

两宋时期太常寺的变迁。《文献通考》卷五十五：

宋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长主判（《续会要》云“皆以两制充”），而礼院自有判院、同判院。祥符中，祥瑞繁缛，别建礼仪院，辅臣主判，而知制诰为知院。天禧末罢知院，天圣中省礼仪院。而寺与礼院事，旧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并兼礼仪事。元丰正名，始专其职焉。卿掌礼乐、郊庙、社稷、坛壝、陵寝之事（礼之名有五：吉、宾、军、嘉、凶。皆掌其制度仪式。祭祀有大祠，有中祠，有小祠。其牺牲、币玉、酒醴，荐献、器服，名辨其等。掌乐律、乐舞、乐章。凡亲祠及四孟月朝献景灵宫、郊祀告享太庙，掌赞相礼仪升降之节。及朝会、燕享、上寿、封册之仪。若礼乐有损益，及祀典、神祇、爵号与封袭、继嗣之事常考定者，拟上于礼部。凡太医政令，以时颁行）。元祐诏太常寺置长贰，馀寺、监长贰并互置。中兴并省寺、监，独存太常，又命太常兼宗正。绍兴复。隆兴元年，诏光禄寺并归太常寺兼领。掌社稷及武成王庙诸坛斋官习乐之事。丞一员罢。卿，旧不除人（绍兴二十五年除张扶，执政以为言。遂改宗正，复言之，乃除祭酒。开禧间忽除陈谠，俄亦改秘书监）。少卿，元祐初除吕纯礼，御史论门荫得官不可任奉常，于是外补。建炎初，并省冗职，诏太常少卿一员兼宗正少卿（国初，太常少卿、博士、寺丞俱为寄禄官，少卿后来为朝议大夫，博士丞议郎，丞奉议郎）。 ^[6]

在两宋历次政府机构的改制中，太常寺的留存均未被涉及，可见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政府管理机构。宋初，朝廷并没有用专人担任寺中的最高官员——判太常寺，而是“以两制充”。这可能是因为管理礼乐的最高官员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背景，根据需要在两制中甄选精通于礼乐事务的官员应是一个有效的做法。太常寺中的其他官职在两宋职官的沿革中常有所增减，但该机构的整个职能架构则一直保持不变。

太常寺的礼乐管理功能。《宋史》卷一百六十四：“分案九：曰礼仪，掌讨论大庆典礼、神祠道释、袭封定谥、检举忌辰。曰祠祭，掌大中小祠祀差行事官并酒齐、币帛、腊烛、礼料。曰坛庙，掌行室坛、庙域、陵寝。曰大乐，掌大乐教习乐舞、鼓吹、警场。曰法物，掌给纳朝、祭服。曰廪牺，掌岁中祠祭牲牢羊豕涤室。曰太医，掌臣僚陈乞医人，补充太医助教等。曰掌法，曰知杂，并掌本寺条制杂务。” ^[7] 第四案“曰大乐，掌大乐教习乐舞、鼓吹、警场”即指太常寺的礼乐管理功能。

太常寺乐官的职责。《宋史》卷一百六十四：“太常寺：卿、少卿、丞各一人，博士四人，主簿、协律郎、奉礼郎、太祝各一人。卿掌礼乐、郊庙、社稷、坛壝、陵寝之事，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礼之名有五：曰吉礼，曰宾礼，曰军礼，曰嘉礼，曰凶礼。皆掌其制度仪式。祭祀有大祠，有小祠。其牺牲、币玉、酒醴、荐献、器服各辨其等；掌乐律、乐舞、乐章以定宫架、特架之制，祭祀享则分乐而序之。凡亲祠及四孟月朝献景灵宫、郊祀告享太庙，掌赞相礼仪升降之节。岁时朝拜陵寝，则视法式辨具以授祠官。凡祠事，差官、卜日、斋戒皆检举以闻。初献用执政官，则卿为终献；用卿，则少卿为亚献；博士为终献；阙则以次互摄。郊祀已，颁御札则撰仪以进。宫架、鼓吹、警场，率前期按阅即习。余祀及朝会、宴享、上寿、封册之仪物亦如之。若礼乐有所损益，及祀典、神祀、爵号与封袭、继嗣之事当考定者，拟上于礼部。” ^[8] 太常寺设置有太常卿、太常少卿、太常丞、博士、主簿、协律郎、奉礼郎和太祝等官职。担负的职责中明确有“掌乐律、乐舞、乐章以定宫架、特架之制，祭祀享则分乐而序之”。太常寺中设置有各类官员，其职责都与太常寺礼乐管理的功能有关。掌管宫廷各类礼仪用乐也是太常寺的职能之一。

太常乐官的分类。太常寺乐官的身份有三类：官、吏和工。这里的官指的是太常寺里有一定官品的官员，是乐府机构的实际管理者，与一般官员不同的是，其职责中有管理朝廷用乐相关事项的功能，所以被称为乐官。其实际身份为朝廷命官，太常寺中的太常卿、少卿和协律郎等即属此类。还有一种实际身份为吏的乐官。吏没有正式官员身份，只是各级官僚机构中的办事人员。太常寺中肩负管理有关音乐事务职责的吏，也被称为乐官。据《宋史》卷一百六十四：“裁减吏额，赞引使二人，正礼直官二人，副礼直官二人，正名赞者七人，守阙赞者七人，私名赞者七人，胥吏一人，胥佐四人，贴司一人，书表司一人，祠祭局供官十二人，祭器司供官十人，乐正三人，鼓吹令一人，本寺天（大）乐祭器库专知官一人、库子二人，圆坛大乐礼器库专知官一人、库子一人。” ^[9] 文中所谓乐正三人、鼓吹令一人、本寺天（大）乐祭器库专知官一人、圆坛大乐礼器库专知官一人等人员都属于吏，但由于从事与音乐管理相关的事务，所以也被称为乐官。还有一些乐工，其身份为工，但由于在乐府机构内部负有一定的管理职责，所以也被称为乐官，比如太乐署中的色长。

太常寺始自周代的掌邦礼的宗伯，后历数代名称几经变化，至宋代称为太常寺，隶属于礼部。两宋的太常寺执掌九案，其中包含礼乐管理职能，是宫廷雅乐及鼓吹乐的最高管理机构。太常寺的乐官有三种，其一为有官员编制的乐官，其二为身份为吏的乐官，其三为工属的乐官。太常寺作为朝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宋的历次机构改革中，虽官员设置有所调整，但整个部门架构一直非常完整。 YZrP8IL/P3XA9p0hfuMVJ/oWFUOzikwpmqMkoeGAnR9Av2yU4n8P2MXaOLh7Zn9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