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两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音乐文化十分发达的阶段。广泛传诵于宫廷、酒肆、坊间及村陌的宋词在这一时期达至巅峰；为士大夫和市井各阶层所喜闻乐见的宋杂剧，也在这一时期渐臻佳境。两宋音乐文学正是在这样一种音乐文化的沃野上成长、壮大的。研究两宋音乐文学离不开对包括两宋乐府制度在内的音乐文化的清晰认识。本书即以两宋乐府制度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两宋乐府制度的详细梳理，为有效还原两宋乐府制真实图景和进一步促进宋代音乐文学研究夯实新的基础。

所谓“乐府”，一般意义上指朝廷管理音乐的机构，有时也用以指代朝廷音乐机构所管理的音乐作品。两宋时期“乐府”的含义主要有两种：其一，指朝廷音乐机构。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政和间，置大晟乐府，建立长属。” ^[1]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 ^[2] 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五：“乐府中有古玉管，素号叉手笛，无稽也，上意欲增入雅乐。岘调品使合大律，别立号为拱辰管，诏备雅乐。” ^[3] 以上皆称朝廷的音乐机构为乐府。其二，为词作的代称。《全宋词》卷五十六黄庭坚《念奴娇·序》：“八月十七日，同诸甥步自永安城楼，过张宽夫园待月。偶有名酒，因以金荷酌众客。客有孙彦立，善吹笛。援笔作乐府长短句，文不加点。” ^[4] 刘祁《归潜志》卷一：“公平生诗文甚多，晚自刊其诗三百首、乐府一百首，号《如庵小藁》，赵闲闲序之，行于世。” ^[5] 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五：“殊少为儒雅，工乐府，游荡不已，妻投毒羹中，几死，啖蜜而解，故嗜蜜。东坡为作《老人食蜜歌》。” ^[6] 《能改斋漫录》卷十七：“元祐诸公皆有乐府，惟张仅见此二词。味其句意，不在诸公下矣。” ^[7] 《避暑录话》卷下：“秦观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元丰间盛行于淮楚。” ^[8] 以上皆以乐府代指个人所作的音乐文学类词作。本书中的乐府指宋代朝廷管理音乐的机构，主要有太常寺及其所辖的太乐局（署）和鼓吹局（署）、教坊、大晟府、钧容直、云韶部、仙韶院、乐营等。本书所要探讨的乐府制度主要指与以上音乐机构相关的各项制度。

一

本书是根据赵敏俐先生提出的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理论对两宋乐府制度进行系统研究。

艺术研究离不开对有关艺术生产方式等诸问题的探讨。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方式包括自娱式、寄食式、卖艺式三种，其中“寄食式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9] 。两宋乐府制度就是典型的“寄食式”艺术生产方式，它是以“满足国家的宗教祭祀、宴会朝见等的观赏与娱乐需要”为目的，生产者“由国家供养的歌舞艺人组成”，“由（国家乐府的）乐官来管理” ^[10] 的艺术生产。在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中，乐府（即国家音乐的管理机构）起着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枢纽作用。一方面，乐府以组织歌诗生产为目的，是艺术生产的实施者和组织者；另一方面，乐府是为满足统治阶级的各种精神需求提供服务的机构，与艺术消费紧密相关。这样，乐府机制的运行必然会对歌诗的产生与发展产生强大的影响。由此可见，在新的理论框架下对乐府制度进行研究，无疑是研究与乐府相关的音乐文学（即歌诗）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之一，也必将为进一步研究音乐文学创造新的契机。

二

迄今为止，全面研究两宋乐府制度的学术成果尚未出现，相关论文亦不多见。涉及两宋乐府制度的论著主要是一些音乐史著作，如廖辅叔的《中国古代音乐简史》 ^[11] ，张世彬的《中国音乐史论述稿》 ^[12] ，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13] ，岸边成雄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 ^[14] ，秦序的《中国音乐史》 ^[15] ，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 ^[16] ，田边尚雄的《中国音乐史》 ^[17] ，金文达的《中国古代音乐史》 ^[18] ，等等。这些成书于不同时期的音乐史著作均对宋代乐府制度有所论述，所论及两宋时期音乐制度部分同样都篇幅有限、论述简略，属于概述的性质。

另有部分专著和论文论及两宋音乐制度中的某个部分。如李方元的《宋史乐志研究》 ^[19] ，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宋史·乐志》进行了研究，主要的着力点在史料的溯源。关于宋代太常寺中的鼓吹署和太乐署，有陈戍国的《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 ^[20] ，该书勾勒了宋辽金夏时期礼制的大体轮廓，对研究太常寺中的鼓吹署和太乐署有所帮助。而直接与此问题相关的论文则较少。

有关教坊的单篇论文还有：黄竹三的《“参军色”与“致语”考》 ^[21] ，张世宏的《东坡教坊词与宋代宫廷演剧考论》 ^[22] ，康保成的《“竹竿子”再探》 ^[23] ，张丽的《宋代教坊乐队的沿革及其历史文化特征》 ^[24] ，赵晓涛、刘尊明的《“教坊丁大使”考释》 ^[25] ，张春义的《〈宋史·乐志〉大宴仪系年考》 ^[26] ，黎国韬的《唐宋四部乐考略》 ^[27] ，赵晓岚的《论史浩〈峰真隐大曲〉及唐宋宫廷大曲之别》 ^[28] ，徐蕊的《略论宋代教坊》 ^[29] ，阴法鲁的《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 ^[30] ，谷曙光的《宋代翰林学士撰写教坊乐语考论》 ^[31] ，张咏春的《制度视角下辽宋夏金元的大乐》 ^[32] ，钟涛的《宋大曲以歌舞演故事探略》 ^[33] ，皇甫菊含的《宋代“对舞”多元形式的文化思考》 ^[34] 等。这些文章从诸多方面对有关教坊的一些概念、现象进行了探讨，不乏创见。教坊作为最重要的宫廷俗乐机构肇始于唐代，至宋又呈现出新的变化，领属上重新归入太常寺（元丰后），具体活动所牵涉的各方面则又在向民间靠近。上述诸文已敏锐地从一些现象中昭示出这一音乐文化史走向，弥足珍贵。然而，倘欲枝脉清晰地复现这一历史进程，立足乐府制度加以更详尽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因礼乐分府管理而出现的大晟府是有宋一代的特有现象，学界对与此相关的问题的探讨也用力颇勤。诸葛忆兵的《周邦彦提举大晟府考》 ^[35] ，李文郁的《大晟府考略》 ^[36] ，陈梦家的《宋大晟编钟考述》 ^[37] ，诸葛忆兵的《大晟府三题》 ^[38] ，龙建国的《大晟府与大晟府词派》 ^[39] ，既有音乐学、考古学和文学的研究，也有相关史实的考证。大晟立府、礼乐分置，在乐府制度史上是一个短期现象，且后来也没有再次出现过，背后隐含的文化意义非常丰厚，许多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搞清楚。例如大晟府乐官的任职资格与职责、大晟乐制作与推广等都需再做详尽、系统的考察。

乐府制度与音乐文学之关系是本书的考察点之一。从音乐制度到音乐再到音乐文学，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是榫接的关键点。关于此，前人的成果有：刘尧民的《词与音乐》 ^[40] ，施议对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 ^[41] ，王宁的《宋元乐妓与戏剧》 ^[42] ，李啸仓的《宋元伎艺杂考》 ^[43] ，这些著作都将对本书的写作有所帮助。此外，项阳的《山西乐户研究》 ^[44] ，张发颖的《中国戏班史》 ^[45] ，乔健、刘贯文、李天生的《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 ^[46] ，李剑亮的《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 ^[47] ，涉及乐工、乐妓的社会活动、法律地位诸方面的问题，也是本书所要进一步关注的地方。

赵敏俐的《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刘怀荣、宋亚莉的《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左汉林的《唐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都是有关乐府制度研究的力作。由于研究的对象与本书属同一序列，所资借鉴之处自不在少。中国封建官僚政治制度下的乐府制度创始于秦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又深植于先秦的礼乐文化之中。汉武帝立乐府是乐府制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一文钩沉探奥、详分缕析，在新的理论框架下描绘出了乐府肇造时的宏伟景观及对汉代文学的影响。唐代是音乐文化的鼎盛期，其结构模式直接影响了以后的宋代。左文布局严整、逻辑缜密，全方位地恢复了唐代乐府制度的规模。

综上所述，关于两宋乐府制度研究诸方面的情况归纳为两点：一是概述性质的居多；二是取得成绩最大的是一些有关细部的研究。截至目前，还没有一本研究两宋乐府制度的专书出现。正因为缺乏宏观的把握，许多论涉两宋乐府的文章，也难免有所欠缺。

三

一代之学宋词的崛起与发展以及宋杂剧的产生，都与宋代音乐文化的发达、乐府制度的完备有着相当的关系。本书旨在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详细描述两宋乐府制度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以便为揭示两宋乐府制度与两宋音乐文学之间的关系奠定基础。

通过资料的详细梳理，力求再现宋代乐府制度全貌。近年来，随着学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界学者开始认识到，对文学艺术生产与消费诸要素进行深入研究当有裨于古代文学研究本身。两宋音乐制度是影响以宋词、宋杂剧为代表的宋代音乐文学的重要因素，全面地研究宋代音乐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两宋乐府各机构是一个相互补充、相互合作的有机体。两宋乐府对宋代音乐文学的影响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实现的。若欲从根本上认识宋代音乐文学，对两宋音乐制度的全面研究，自不能付之阙如。

参照以往的成果，凸显两宋乐府制度自身的特征及历史地位。一方面，两宋乐府各机构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另一方面，两宋乐府制的发展、变化和最终形成又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国家乐官制度源远流长，自周代“制礼作乐”、秦汉立乐府，一直赓续不断，而两宋乐府制度是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何使论述更有历史感，如何能突出本论题自身的特点，也是需要思考的一个方面。

以往关于两宋音乐制度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模糊不清或有纰漏，还有许多增补其阙、订正谬误的工作需要去做。对乐府制度的认识，既不能离开宏观上的把握，也不能缺少微观上的辨析。由于历史记载的原因，对于两宋音乐制度中的一些问题还众说纷纭。比如，许多音乐史家对教坊中乐官的构成与职责的看法都不相同，需重新考订。又如关于宫廷女乐《宋史》并未论及，本书将在材料的支持下对这一部分进行补述。

关于两宋音乐与文学的论文较多，但多是对音乐文学进行文献学或音乐学意义上的梳理和研究，对两宋乐府制度对宋代文学影响的论述相对较为薄弱。本书力图从教坊与两宋音乐文学、教坊四十大曲与两宋音乐文学等几个方面论述两宋乐府机构对宋代文学的影响，以期得出对此问题的较为全面的认识。

四

运用实证的方法，在全面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完整再现两宋乐府制度全貌。运用比较的方法澄清事实、辨别真伪、突出特征，详细刻画两宋乐府制度的运行机制。两宋乐府制度与宋代音乐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是本书的一个重点关注对象，运用文学和音乐学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研究，也是本书要做的工作之一。

五

两宋乐府按地位、功能和隶属关系可分为太常寺、太常寺属下的太乐局和鼓吹局、教坊、教乐所、大晟府、云韶部和仙韶院、钧容直和乐营等。本书的结构按两宋乐府各机构的设置、置官、沿革、乐曲及职能等情况逐次展开。

第一章，对两宋各乐府机构的总体构成和设置情况进行了总览式的考察。两宋乐府机构规模宏大，有太常寺、太乐局、鼓吹局、教坊、教乐所、大晟府、云韶部和仙韶院、钧容直和乐营等。各机构之间，管理上有的相互独立，有的又互有隶属；功能上互相配合、相互补充；人员上既自成一体又相互流动；乐曲演奏上既相互区别又互通借鉴。根据各乐府机构的整体特点、历史渊源、设立情况、隶属关系和基本职责宏观又鲜明地揭示出两宋乐府制的“宫室之美，百官之富”，是这一章的重点。

第二章，详细分析两宋乐府中乐官和乐工的构成以及职责履行情况。两宋乐府中的乐官和乐工是乐府体制中最核心的要素。两宋最重要的乐府机构有太常寺、教坊和大晟府，存在大量的乐官与乐工，对其中各类乐官、乐工职责和任职条件的认识是考察两宋乐府机制运行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首次对两宋乐府各机构的置官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并订正了前人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认识。

第三章，从史的角度描述两宋主要乐府机构的发展和变化过程。本书认为，北宋时期体现太常寺职能的一个中心工作是雅乐建设。赵宋王朝的雅乐建设从太祖朝开始，到崇宁四年达至顶峰。宋代教坊建立于太祖朝，到真宗、仁宗朝教坊进入了它的全盛期，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第四章，对宋代各乐府机构所管理的音乐进行了考察。对曲目进行了分类，对音乐的使用情况进行总结，对乐目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必要的考证。

第五章主要对两宋乐府的基本职能进行了阐述。

第六章与第七章，考察两宋时期的乐籍制度，并针对一些观点进行了辨析；就宋代乐府制度与音乐文学的关系问题，做了必要的探讨和总结。

最后，作为本书的重要构成，附录部分在大量文献搜集工作的基础上，详尽考证了两宋时期各机构出现过的乐官和乐工履职情况。举凡与乐府职责相关的生平履历、在乐府中的具体音乐活动、有关礼乐制度的著述等，都一一收录其中。

两宋时期的乐府制度极为复杂，涉及面也很宽泛，故论述起来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军队系统还有所谓的东西班乐、清卫军乐，由于其参加朝廷一级的演出活动的情况比较少见，遗留下的材料也不多，所以未被列入本书的论述对象之列。两宋乐府制度与宋代音乐文学关系，一直是本书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本书写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为进一步探讨两宋乐府制度与音乐文学关系问题打下牢固的基础。由于这一问题不在本论题的讨论范围之内，故在本书中仅作有限的延伸。

[1]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丛书集成》，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页。

[2] （宋）洪迈：《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6页。

[3] （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全宋笔记》，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4] 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85页。

[5] （金）刘祁：《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

[6] （宋）谢采伯：《密斋笔记》，《丛书集成》，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页。

[7]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笔记小说大观》第8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295页。

[8]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丛书集成》，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页。

[9] 赵敏俐、吴相洲等：《中国古代歌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10] 赵敏俐、吴相洲等：《中国古代歌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11] 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

[12] 张世彬：《中国音乐史论述稿》，友联出版社1975年版。

[13]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

[14] [日]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梁在平、黄志炯译，台北：中华书局1973年版。

[15] 秦序：《中国音乐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16] 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7] [日]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陈清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8] 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版。

[19] 李方元：《宋史乐志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20]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1] 黄竹三：《“参军色”与“致语”考》，《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

[22] 张世宏：《东坡教坊词与宋代宫廷演剧考论》，《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23] 康保成：《“竹竿子”再探》，《文艺研究》2001年第4期。

[24] 张丽：《宋代教坊乐队的沿革及其历史文化特征》，《音乐研究》2002年第2期。

[25] 赵晓涛、刘尊明：《“教坊丁大使”考释》，《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26] 张春义：《〈宋史·乐志〉大宴仪系年考》，《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27] 黎国韬：《唐宋四部乐考略》，《音乐研究》2003年第3期。

[28] 赵晓岚：《论史浩〈峰真隐大曲〉及唐宋宫廷大曲之别》，《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

[29] 徐蕊：《略论宋代教坊》，《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0] 阴法鲁：《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

[31] 谷曙光：《宋代翰林学士撰写教坊乐语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秋季卷。

[32] 张咏春：《制度视角下辽宋夏金元的大乐》，《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33] 钟涛：《宋大曲以歌舞演故事探略》，《青海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34] 皇甫菊含：《宋代“对舞”多元形式的文化思考》，《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12期。

[35] 诸葛忆兵：《周邦彦提举大晟府考》，《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

[36] 李文郁：《大晟府考略》，《词学季刊》第2卷第2号1935年1月。

[37] 陈梦家：《宋大晟编钟考述》，《文物》1964年第2期。

[38] 诸葛忆兵：《大晟府三题》，《文献》1998年第2期。

[39] 龙建国：《大晟府与大晟府词派》，《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

[40] 刘尧民：《词与音乐》，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1] 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42] 王宁：《宋元乐妓与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

[43] 李啸仓：《宋元伎艺杂考》，（台）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

[44] 项阳：《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45] 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46] 乔健、刘贯文、李天生：《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7] 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