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两宋时期礼乐文化的鼎盛与昌明、音乐文化的发达与繁荣都与乐府体制的完备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本书旨在对两宋乐府制度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展示其宏伟架构，描绘其发展态势，勾勒其运转机制，考订前人误说，为进一步揭示其文化史意义奠定坚实的基础。

两宋最主要的乐府机构包括太常寺、太乐局、鼓吹局、教坊、教乐所、大晟府、云韶部、仙韶院、钧容直、乐营等，这些机构都为当时音乐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们各具形态、各司其职，相互合作、互相补充，共同构建出了两宋乐府的宏伟景象。太常寺是朝廷执掌礼乐大政的核心机构，历史悠久，地位崇高。其下辖两个专职音乐事务的机构，一为太乐局，一为鼓吹局。太乐局以雅乐演奏为其职守。鼓吹局掌鼓吹乐，是俗乐之一种，源自军乐。教坊是朝廷最重要的俗乐机构，代表了这一时期俗乐发展的水平。教乐所在南北宋时期具有的乐府功能大为不同。大晟府是在大晟乐制成以后建立的，从此礼乐分治，这是历史上一个很突出的现象。云韶部和仙韶院则是两宋时期专门为宫廷内部服务的机构。钧容直是两宋时期军乐的代表。乐营是两宋时期州县所设立的乐府机构，属于地方性质，地域跨度大，人数众多。

两宋乐府的乐官大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担任朝廷各乐府机构的官员。本人身份为朝廷命官，由于担任的职务涉及对音乐事务的管理，所以称为乐官。第二类是本人为普通乐人，以专业演出为职业，由于任职于为各级官府服务的乐府机构，因此被称为乐官。第三类是在各级乐府中任职，既是普通乐人，又担任一定管理责任，也被统称为乐官。这三类乐官的履职情况，从管理架构、组织形式、职业规范等各个层面体现了乐府机制的运转情况，是考察乐府内在机制的重要方面。

从历史的维度考察两宋乐府纵向发展过程，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雅乐建设的孜孜以求、鼓吹乐建设的相沿不辍、教坊建设的高潮迭起真切地描绘出了两宋乐府的运行轨迹。自宋建立之初，雅乐就受到格外关注，也因此，两宋雅乐建设在人才储备、机构管理、乐器制作、乐章创作和音乐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鼓吹乐一方面具有随从、警卫的具体功能，同时又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乐队的有无、乐员的规模、使用的频度、歌词的内容往往都有丰富的含义。宋代最重要的俗乐机构——教坊的兴衰与历代帝王的艺术修养、个人喜好密切相关，此外，与蓬勃发展的两宋民间音乐的密切互动，也是推动教坊发展的重要因素。

管理音乐事务是两宋乐府的核心工作。因而，有关乐府中音乐曲目的研究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宋乐府管理的音乐分别有雅乐、鼓吹乐和燕乐，鼓吹乐和燕乐本质上都属于俗乐，但两者又各不相同。太常雅乐主要为“十二安”和瑞曲，部分改编自后周雅乐，大部分为本朝创制。太常鼓吹乐由鼓吹局管理，演奏曲目八首。教坊是赵宋朝廷俗乐的管理部门，曲目众多，传统上有“四十大曲”之说。另外，大晟乐的成功制作也是宋代乐府音乐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太常雅乐主要用于祭祀昊天、地祇及祖先，并用于朝廷重大仪典，功能为歌功颂德，祈福禳灾。鼓吹乐以仪仗卤簿、严更警场及鼓吹十二案等形式参加各类仪式活动。教坊掌管朝廷燕乐，主要用于宫廷宴飨各类活动。大晟府则承担着朝廷最高音乐管理机构的职能。

两宋时期的乐籍制度既体现出历史的继承性，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它是北魏以来乐籍制度的一部分，同时又受到唐宋社会转型的巨大影响。乐府制度是两宋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着包括宋词及宋杂剧在内的宋代音乐文学的发展轨迹。以此为基础，可以为宋代文学研究拓展出新的思路。

“两宋乐官考”作为附录也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部分主要针对两宋乐府各机构的乐官进行了详细考证。考察范围包括两宋乐府中的太常寺、太常两局、大晟府及教坊等机构的各个层级的乐官。内容包括乐官的任职条件、基本职责及履行职责时的具体事迹等。目的是对两宋乐府制度中人的因素给以更多的关注，力求从人的角度更为生动地展现出两宋乐府的发展进程和运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