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教坊的演出机构性质，决定了它的组成主体为乐官与乐工。与唐代以宦官为教坊使不同，两宋时期从教坊使至普通乐员都为乐人出身，也都参加演出。因此，两宋教坊中的担任管理职能的乐人以及仅以乐人身份参加演出活动的普通执色乐工，都可以统称为教坊乐官与乐工。本节在不涉及职务之处，对两者将不做区分，一并加以讨论。
宋代教坊乐工的人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数量不尽相同，综合来看，经历了从北宋到南宋的变化过程。
第一个阶段为北宋初期，教坊置有乐工二百四人。《宋会要辑稿》：“国朝凡大宴、曲宴、应奉车驾游幸，则皆导从。及赐大臣宴、宗室筵设并用之。置使一人、副使二人、都色长四人、色长三人、高班都知二人、都知四人，第一部十一人、第二部二十四人、第三部六人、第四部五十四人、贴部九十八人。旧使至贴部止二百四人……” [113] 按照《会要》对教坊人员分工情况的统计，教坊共有乐官十六人，四部（包括贴部）一百九十三人，执色一百七十五人，排乐与掌撰文字四十人。这些数字都与二百四之定额不符。如果以乐官之数加上四部（包括贴部）的人数，则为二百九人，以执色之人数与排乐与掌撰文字的四十人相加，则为二百一十五人，均大于二百四人的定额。二百四这一数字的来源殊难遽定。在缺乏资料进一步考证的条件下，只能暂且存疑。不过，教坊人数在二百四上下应该是不会错的。而如果按照岸边成雄的说法：“‘以下皆执色’暗示四部与执色，其在组织上似无关系者”，那么，教坊的人员总数即应是四部之数与执乐之数相加的近四百人，这是不对的。首先，根据《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乐》十七：“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 [114] 可见四部应为宋初教坊的全部，而执色还应包括在四部之内。其次，据宋陈旸《乐书》：“圣朝教坊裁二百员，并云韶、钧容、东西班，不及千人，有以见祖宗勤劳庶政，罔淫于乐之深意也。” [115] 也认为教坊人数为二百人，执色并非设于四部之外的其他教坊机构，而只是教坊内部的细分罢了。
第二个阶段为南宋时期的教坊，人数为四百一十六人。《宋会要辑稿》：“绍兴十四年二月，钧容直所言被旨，条俱祖宗置教坊以来典故。旧有钤辖教坊所官钤辖二人，系入内内侍省奏差。本省供奉官以下充吏额：点检文字、前行各一，后行三人，贴司二人，教坊手、分贴司二人。旧额乐人四百一十六人。使、副三人、管干教坊公事人员十三人，内都色长，兼管排乐色长、都部头各二人，部头三人，副部头一人，长行四百人。乐艺色目人：琵琶一十五人、双韵子、五弦各二人、筝一十二人、箜篌三人、箫二十人、笙十二人、筚篥八十人、笛七十人、方响一十五人、头板三人、拍板、参军各一十二人、杂剧八十人、杖头七十人、大鼓一十五人、羯鼓三人、制撰文字、同制撰文字各一人、排乐六十人（内节级二人），籍定应奉诸色人，左右蹴球等军各五十四人，左右百戏军遇宴一百人。” [116] 按照岸边成雄的说法，南宋教坊的人员分布是这样的：“乐官方面计有使、副使、都色长、色长、都部头、部头、副部头等七种，官员十六人及长行四零零人，共计四一六人。执色人（新制称乐艺色目人）二十类共计四八六人。另有新编入教坊之蹴球军百八人，百戏军百人，对舞若干等。以上合计一千二百余人，盛况可见。” [117] 岸边在对材料的分析中把乐官及长行与乐艺色目人分开，认为应该将几类相加得出教坊人员总数。本书认为，所谓乐艺色目人，是按乐器和艺术类别对供职于教坊的乐工所作的进一步分类，不同类别的成员实际包括了乐官与长行。至于乐艺色目人人数的四百八十六人多于乐官加长行的四百一十六人，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因为没有乐艺技能，也不参加演出的排乐人员，并未被计入乐人人数；二是乐人之中掌握两种以上乐器或艺术品种者，在乐艺色目人项目中可能被重复计算。岸边认为，“旧额乐人四百一十六人”仅包括“官员十六人及长行四零零人”，不包括乐艺色目人。事实上，教坊演出职能通过乐艺色目人来实现，因此乐艺色目人是教坊的必然主体，没有理由不被算入教坊员额之内。至于长行，实为教坊乐艺色目人的别称。据《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嘉泰四年，即1024年）：“丁巳，金驰围场远地禁，纵民耕、捕、樵采，减教坊长行五十人，渤海教坊长行三十人，文绣署女工五十人，出宫女百六十人。” [118] 与南宋同时的金国也称教坊乐人为长行。又《鸡肋编》卷中：“绍兴中……时步军都指挥使兰整云：‘昔为殿前班长行，请米四石八斗；今作步军太尉，乃反不如。’而又不得为统兵官，是尤可笑也。” [119] 南宋侍卫军中有长行一职。再有《铁围山丛谈》卷一：“国朝禁中称乘舆及后妃多因唐人故事，谓至尊为‘官家’，谓后为‘圣人’，嫔妃为‘娘子’，至谓母后亦同臣庶家，曰‘娘娘’。又呼掌书命者曰‘内侍省次直笔’。内官之贵者，则有曰‘御侍’，曰‘小殿直’，此率亲近供奉者也……乃有都知、押班、上名、长行之号。” [120] 宋代有称内侍官为长行的习惯。综合起来看，谓乐人为长行，可能有把教坊乐人称作御前内侍人员的意思，与祗应人相当。又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一：“辛卯，复置教坊，凡乐工四百有十六人，以内侍充钤辖。” [121]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五：“绍兴十四年春正月复教坊，乐工凡四百十有六人。” [122] 清毕沅编著《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辛卯，复置教坊，凡乐工四百有十六人，以内侍充钤辖。” [123] 以上资料都提及南宋教坊总人数为四百一十六人，亦证明岸边对南宋教坊构成情况及人数之分析有误。
教坊乐工的来源有以下几种：
第一，在教坊的初创期，被征服的地方政权的音乐机构和王储的藩邸为教坊提供了大量的乐工。《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乐》十七：“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 [124] 宋初的教坊由各地方政权、藩臣、藩邸的音乐机构进献的技艺精湛的乐人组建而成。
第二，来自皇戚府邸。教坊有从皇戚家乐中挑选乐工的先例。《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荣王元俨尝侍宴，颇多言。又尝请石保吉伶人新隶教坊者作戏，及赴北园御筵，有伶人少不中意，元俨遽叱之，将加捶挞，宫寮皆莫敢谏，既而对帝，复请此伶人作戏。” [125] 又《宋史》卷二百四十八：“鲁国大长公主，开宝五年（972年），封延庆公主，下嫁左卫将军石保吉。” [126]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石保吉的身份已为驸马，则教坊中之乐工有从驸马府邸选入者。
第三，从其他音乐机构点选。《宋史》卷一百四十二：“绍兴三十年，复诏钧容班可蠲省，令殿司比拟一等班直收顿，内老弱癃疾者放停。教坊所尝援祖宗旧典，点选入教，虽暂从其请，绍兴三十一年有诏，教坊即日蠲罢，各令自便。” [127] 在钧容直被废罢之后，教坊曾按照先例，请求挑选原钧容直乐工进入教坊。
第四，部分有才华的士人，或因品行不佳不足胜任朝官，或其他原因，进入教坊为乐官。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一：“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教坊官王世昌自陈年劳，乞监永济仓门。上曰：‘世昌本亦士人，以无行检，遂充此职。且仓门乃国家粮储出纳之所，岂可令此辈主之，宜与在京一庙令。’” [128] 王世昌因品行不端，充为乐官。《过庭录》：“丁石举人也，与刘莘老同里发贡，莘老第一，丁第四，丁亦才子也，后失途在教坊中。莘老拜相，与丁线见同贺莘老，莘老以故不欲廷辱之，乃引见于书室中，再三慰劳丁石。” [129] 丁石原为士人，后因故进入教坊为乐官。
第五，乐官子弟通过荫补成为教坊乐官。一定级别的乐官的子弟可按门荫补官之制，成为教坊乐官。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四：“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丙申，诏：‘伎术官合奏荫者止授以伎术官，仍一次而止。其封赠，初以副率，次正率，次小将军，毋得隔资而授。司天监官听赠至大卿、监止。’初，知制诰王珪言：‘近岁伎术官，因缘进拔者甚众，其合奏荫者，又参用士人之条而无定数，杂污仕途，莫斯为甚。请自今各以其类推恩，若医官使奏医学，教坊使奏色长之类，仍只许奏一人，不惟使世专其艺，诚足以革入官之滥。’下两制并以伎术官封赠详定。” [130] 允许教坊采用门荫补官制度增补乐官，也可使乐官的技艺在家族里得以传承。在通过《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八李清臣撰《王文恭公珪神道碑》所记略同：“元丰八年四月，丞相王公珪感疾，诏国医诊视。遣尚宫数就问，赐以御膳珍药。五月己酉薨于位，讣闻，两宫震慑。又论伎术官荫子孙宜各以其类，若医官使奏医学，教坊使补色长，不独使专其业，且以杜入官之滥。至今行之。” [131] 可见，乐工子弟也是教坊乐官的一个来源。
第六，地方州府为教坊选送优秀乐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时诏下成都府，召优人许朝天等补教坊，左正言刘随以为贱工不足辱诏书，监察御史李纮言：‘陛下即位，尚未能显岩穴之士，而首召伶官，非所以广德美于天下。’朝天等随罢归。” [132] 后《宋史》卷二百八十七：“刘均、蔡齐举为御史台推直官，拜监察御史。时召成都府乐工许朝天等补教坊，纮言：‘陛下即位，尚未能显严穴之士，而首召伶人，非所以广德美于天下。’朝天等遂罢归。” [133] 《宋史》卷二百九十七：“蜀中，选优人补教坊，（刘）随以为贱工不足辱诏书。又劾奏江、淮发运使钟离瑾载奇花怪石数十艘，纳禁中及赂权贵。累疏论丁谓奸邪，不宜还之内地；胡则，谓之党，既以罪出陈州，不当复进职。” [134] 《元宪集》卷三十四：“居谏署也，志拾遗漏以箴朝禁。教坊举伶籍之缺，有命蜀部输送善优。君建言圣主方追三代之隆，敛才聘士孜孜如不及，奚复迁明诏求贱工，非所以广德声于天下。疏奏，帝悦，遗中黄门申谕，且勖以无后言之隐。” [135] 以上资料所指均为诏成都府乐人许朝天入教坊一事，虽因皇帝初即位，且“贱工不足辱诏书”，此事在大臣的力谏下最终不了了之，但也由此可见，有应朝廷要求，从地方州府选送乐工入教坊之事。
第七，各藩国、地方、王府派遣入教坊学习的乐工之优异者，被留充教坊乐工。《宋会要辑稿》：“太常，太平兴国三年诏：两浙所进淮海王伶人马安国等百余人，俾教坊肄习之。马迎思等四十五人赐钱俶。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成都府传送伶官五人，令教坊肄习之。七年五月二日以秦府伶官二十人肄教坊，余从之。” [136] 从文中“所进”二字可知，两浙送入教坊肄习之乐工，实际上是进奉给朝廷的乐员，唯如此才会有再赐予钱俶之说。再者，秦王府乐工进入教坊之时，秦王赵廷美已被黜，这些乐工的结局大约是部分被教坊留用，部分遣返或流入民间。
综上所述可知，教坊乐工的来源非常广泛，地方、军队、王府和藩国优秀的乐工都有被选送教坊的机会。这一状况与最高俗乐机构的地位有关。教坊处于乐府的最高层，直接为帝王服务，帝王的权势与需求是教坊乐工来源广泛的根本原因。
宋代教坊乐工有着较高的经济地位。作为宫廷音乐机构之从业人员，乐工的经济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为朝廷按月发放的薪俸，二为演出或进献乐曲等得到的赏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七：“至是，以嘉雪应期，朝廷无事，中旨特令公著与辅臣近侍宴乐。其日又赐教坊乐七十人，又遣中使赐上樽酒及禁中果实镂金花，皆环奇珍异十倍常数。又遣近侍赐香药，以御饮器劝在席酒甚苦，惟于公著颇宽。又出御前钱，赐教坊乐人百缗，开封衙前乐人五十缗，及管勾使臣等四十缗。至晡复赐椽烛二十秉，且传令‘继烛坐’，皆异恩也。” [137] 在朝廷宴乐活动后，皇帝以珍异之物和钱赏赐参与演出的教坊乐人。《文昌杂录》卷三：“十八日，集英殿大宴，酒九行……教坊已下凡支赐绢二千四百余匹、彩百匹、钱七百七十余贯、锦一端、银碗三十五口，春秋常例也。” [138] 大宴之后，依惯例教坊乐工都能得到皇帝赏赐的钱物。又《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卷三：“教坊大使回（田）正德进新制《万岁兴龙乐》曲破对舞，各赐银绢有差。” [139] 乐工进献乐曲，也可能得到赏赐。
由于教坊乐工的薪俸、赏赐所费不赀，多次引起朝臣议论。《庶斋老学丛谈》卷四：“吏部尚书张焘因对，论甲库：‘萃工巧以荡上心，沽良醒以夺官课。教坊乐工，员数日增，俸给赐赍，耗费不赀，皆可罢。’上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明日罢甲库诸局，以酒库归有司，减乐工数百人。” [140] 吏部尚书张焘认为，教坊乐工人数过多，建议罢免以减少开支，皇帝同意减罢乐工数百人。又《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二：“侍御史王十朋上疏曰：‘宫禁近习使令之数不无过多；军容、教坊伶伦俳优之徒，不能无非时之横赐。凡此之类，可省者，省之；可罢者，罢之。’” [141] 侍御史王十朋因教坊乐工开支巨大谏议省罢。朝臣谏议缩减教坊规模，以节约薪俸、赐赍的开支。这也侧面印证了教坊乐工收入颇丰。
频繁而丰厚的赏赐，使教坊乐工积累了可观的财富。靖康国难之际，为筹集金人索取的巨款，钦宗曾多次下诏，籍没权臣、富豪的家财以充国用，许多家境殷实的教坊乐工亦在其列。据宋钦宗《籍没倡优家财诏》：“将赵元奴、李师师、王仲端及曾祗应于娼优之家，并袁陶、武震、史彦、蒋翊、郭老娘逐人家财籍没，并内侍省官、道官、药官曾经特赐金银许系金带人，及杨球、张补、姜尧臣、李宗宝、张师宝、李宗振、宋晖、董庠金银，并仰聂山、何卤、周懿文、李光只令直取。” [142] 此事还见于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二引《平康记》：“靖康中，师师与同辈赵元奴及筑球、吹笛袁绹、武震，例籍其家。” [143] 袁绹先后曾任教坊判官、大使（见前文），而所谓“筑球、吹笛”者，也应属于教坊人员。由皇帝亲自下旨籍没教坊乐工财产，可见其拥有的财富之巨已成上下共睹的事实。即便这次大规模搜刮之后，教坊乐工仍有大量钱财被藏匿起来。《靖康要录》卷十五：“五日，闻军前已击球，车驾有还期，都人大悦。因教坊人员孟子书、周礼义，内侍蓝忻、医官周道隆等于军前陈状，称每人各有窖埋金银，乞差人搜取。二帅大怒，即遣济雅郎君来责，云：‘少尹称已尽数发绝，因何尚有藏匿？’遂差人赍锄入城，掘取内侍邓珪及教坊诸工所窖金银。于是开封府复行根括，立告者之赏三分之一。” [144] 由于教坊人员孟子书、周礼义的告密，教坊乐工的财富经历了第二次大掠夺，“教坊诸工”埋藏在地窖里的大量金银被挖出来充了公。从这一系列材料可知，教坊乐工因按月拿固定薪俸，且能时常得到皇帝的赏赐，大都积累了不菲的财富，其经济地位之高，普通人难以望其项背。
宋代教坊乐工具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其社会地位，却表现出相当的两面性。一方面，乐工的阶级地位随着社会的进步发生了改变，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另一方面，乐工的职业特点及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又使他们依然遭受歧视。
宋代教坊乐工社会地位提高的一个表现是其从事工作的价值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认可。《西溪集》卷六：“教坊使杜仁经等加恩敕：‘某等海内治安，朝廷穆然。朕诚与群臣乐之，而以时燕敖，庶乎交其欢欣以及万民，则尔等执乐之工岂无勤乎？矧大礼告成，泽及天下亦不可遗也。其各推之宠名，以示溥愽无外之恩。’” [145] 在给教坊使的加恩敕中，皇帝肯定了教坊乐工对大礼告成所做的贡献，认为理应受到嘉奖。这一荣誉表明，宋代教坊乐工的劳动成果已得到了以皇帝为代表的朝廷的认可，其劳动已经得到了一般无二的尊重，不再是一种役使性质的劳作。宋代教坊乐工社会地位提高的另一表现为，在其职业生涯结束后，朝廷会为其安排较好的归宿。按朝廷的制度，宋教坊乐工在任职达到一定年限后，都可出任低级官员。将乐工的归宿制度化，这是前代教坊乐工所不曾有过的待遇。《宋史》卷一百四十二《志》第九十五《乐》十七：“诸部应奉及二十年、年五十已上，许补庙令或镇将，官制行，以隶太常寺。” [146] 按规定，教坊乐工允许补为庙令或镇将。《宋会要辑稿》：“端拱元年八月，出教坊伶人二十六人补诸州镇将。” [147] 可见，这一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也得以实施。又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一：“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教坊官王世昌自陈年劳，乞监永济仓门。上曰：‘世昌本亦士人，以无行检，遂充此职。且仓门乃国家粮储出纳之所，岂可令此辈主之，宜与在京一庙令。’” [148] 所谓“年劳”，按《朝野类要》卷三的解释：“年劳：内外百司吏职及诸州监司吏人，皆有年劳补官法，俗谓出职是也。免铨试径注差遣。” [149] 朝廷及地方吏职皆可按年劳补官法，出职为官。教坊乐工也按年劳出职，说明从制度上而言，教坊乐官已经享有与朝廷及地方其他官员相近的待遇。同时教坊乐工任官的做法已一定程度上被制度化，不再是皇帝对个别人的恩宠。对这一制度的意义，岸边有很好的论述。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供职二十年，年龄达五十岁者准许补为庙令或镇将。唐朝乐工系官贱民阶级，罕有任官者，但宋朝可敕令任官，且为一般公认，此亦为宋朝教坊之乐人并非贱民之例证。” [150] 教坊乐工的劳动被官方承认，且教坊乐工依据年劳补官法出任官职，是宋代教坊乐工社会地位提高的有力证据。
宋代教坊乐工社会地位提高的另一面，是他们依然普遍受到社会的歧视，乐工身份始终是其社会生活中的障碍。教坊乐工可按年劳出为官职的制度虽使其身份等同于吏职，社会地位获得了提高，但事实上这一制度的初衷却是为了防止他们滥用恩幸，谋取高官。《宋会要辑稿》：“太祖开宝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教坊使卫得仁年老乞外官，引后唐故事希领郡。帝谓宰相曰：‘用伶人为刺史，此乱世事，焉可法？此辈只宜在乐部中选授。’乃以为太常寺太乐局令。” [151] 宋初，有鉴于后唐庄宗任用伶人为刺史之失，严格禁止教坊乐工恃宠获取重要官职。后代帝王也延续了这一做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九：“戊戌，辅臣进呈钧容直乞推赏。上曰：‘乐人无出官法，可与支赐及转资。昔有教坊官求为郡者，太祖以唐庄宗为监不与之，止令于乐部转迁。此祖宗之良法也。’” [152] 又《宋史全文》卷三十一：“辛未，乔行简进读《高宗宝训》《谨名器篇》至祖宗朝教坊官有求为郡者，太祖以庄宗为鉴，不与。上曰：‘用伶人为郡守，非独轻亵名器，亦必为民害。’行简奏：‘乞谨守祖宗法度，则名器自不滥。’上曰：‘祖宗法度自是精密，岂容不守？’” [153] 后代帝王认为，对教坊乐工出为官职的严格规定，乃“祖宗之良法”，而“祖宗法度自是精密，岂容不守？”由此说明，这些规定实际是一种策略，目的是防止乐工恃恩以获取诸如刺史、郡守之类的高官。在他们看来，教坊乐工身份低贱、人品可疑，如做高官非但有辱官职尊贵，也必然会为害一方。甚或，他们认为“乐人无出官法，可与支赐及转资”。并且实际上，即使上文中提到由教坊乐工出任镇将或庙令，也是极低的官职。《宋朝事实》卷九：“建隆三年，复置县尉主簿，掌乡村盗贼，其镇将所主，郭内而已。自是稍统于县。太平兴国二年，始禁藩侯不得差亲随，其镇将皆以本州将校为之，县尉专治贼盗，而民始无扰矣。开宝五年，县令犹兼岳庙令，尉兼庙丞。太平兴国中，以令录州官老耄不治者为庙令，判司簿尉老耄者为庙主簿。” [154] 镇将仅掌郭内治安，庙令属县令的兼职或羸老不堪者所任之职，都是极低的职务。可见，有关教坊乐工之规定，无论是只许在“乐部内迁转”，还是“许补庙令或镇将”，均有防止教坊乐工滥用恩幸，求得高官的含义，乐工的身份在他们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使他们与更高的社会阶层无缘。
宋代教坊乐工由于固定的薪俸，并且时常得到皇帝的赏赐，财富积聚迅速，享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同时，其劳动受到了以皇帝为代表的官方的认可，贱民身份的随获改变，与历代教坊乐工待遇不同。宋代教坊乐工还可以制度性地出职为官，说明其社会地位有了真实提高。而另一方面，这一出官制度，又是为了杜绝教坊乐工出任高级职务而精心设计的，教坊乐工的职业性质使他们依然遭到社会的歧视，教坊乐工的身份仍然是他们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阻碍因素。这种看似矛盾的状况，却正是宋代教坊乐工地位的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