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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意义

一 选题缘由

(一)中国供给侧改革研究缺乏马克思主义思想

2016年恰好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央大力提倡新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新旧动能转换,而供给侧改革就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突破口,“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被写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成为继“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一路”等众多新动能的重中之重。 [1] 如此重大的战略需要合适的理论给予指导,目前对于我国供给侧改革的理论研究大多来自西方经济学,而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情况与当年西方明显不同,西方世界的国情和我国也有着本质的区别,生搬硬套无益于解决问题。我国供给侧改革强调供给端的改革,实质是强调生产的变革,需要的并不是缥缈的经济发展大方向又或者是具体到每个行业的改革目标,而是能全面指导我国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关于生产乃至经济发展最本质的理论,生产力的思想是社会改革的标准,但是目前学界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角度研究供给侧改革的成果很少,这不得不说是个遗憾。本书《马克思生产理论与中国供给侧改革研究》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出发对我国供给侧改革进行深入探究和分析。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西方经济学思想

中国上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思路主要来自凯恩斯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需求侧”的思想,关注的是“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本质上就是在阐述一个道理——供给为什么会失灵,凯恩斯通过“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投资收益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个基本原理来阐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鼓励在需求端进行刺激以实现经济增长。 [2] 凯恩斯的这套理论固有他的合理性,也产生了巨大作用,但也有局限性。事实上各国在运用凯恩斯的这套理论的时候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产能过剩问题,美国还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现象。现阶段我国理论界倾向于借鉴西方供给学派观点。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供给学派本身属于小支的经济学派,比较著名的是“拉弗曲线”。供给学派貌似在解决凯恩斯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上发挥了巨大功效,事实上只是个口号而已。当时的美国和欧洲诚然有减税举措,这样的措施也被后人津津乐道,但是其核心不是减税而是解除管制,减税只是解除管制的一个环节而已。然而减税也没有如供给学派预计的那样带来明显的效果,反而造成巨量赤字。当时的西方各国实行的高福利,几乎到了膏肓之境,如果不是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改革,欧美经济可能早就崩溃了。 [3]

(三)马克思的生产理论需要深入探索

马克思在生产理论方面的研究是博大精深的,学界需要对其深挖和探索。本书探索的马克思生产理论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生产是价值产生的唯一来源,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主导因素,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理论,资本生产的三阶段理论等。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里就详细描述了生产的唯一性。他指出一切社会的变革本质上就是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力的高低才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标志。“无论哪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4] ,所以任何的经济改革依靠的标准只能是生产力而不是其他。马克思认为“答案总是这样一个一般的说法: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 [5] 。一个国家想要实现经济的增长,关键也得看生产,如果一个国家生产上出了问题,整个系统就会出现问题。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说明了一个道理,如果要实现国家的强大,必须从生产力出发,没有生产力做基础的发展,是虚无缥缈的、没有根基的。如果生产出现了问题,那么整个国家都会出现问题。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本质就是生产力的提高、生产系统的升级,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产业升级就是在解决如何让生产力提高的问题。

供给侧改革说的是供给端,但是不能不谈需求端。关于供给和需求的相互关系,马克思的生产消费统一论是最深刻的理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并不是强调某一局部的作用,它包含消费、分配和交换(流通)等环节。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个系统论,供给侧改革貌似在改变生产端,实则影响整个生产系统,而这个系统就包括消费、分配和交换,这些观点西方经济学本不具备。

生产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环节,围绕着生产有资本循环,这些思想对于供给侧改革有着巨大的提示作用。我们在强调改变生产的时候,如果不考虑生产的各个阶段和围绕着生产的资本和价值的迂回是不全面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明确了资本循环的过程。马克思把资本分为三种: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三种资本围绕着生产过程会出现三个阶段,分别是 G - W 阶段,即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阶段; W - P (包含了 A P m )阶段,即商品进行生产的消费阶段,产生大于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价值; P - W′ - G′ 阶段,即商品转化为货币再回到起点的阶段。这样的一个循环每个阶段都需要平衡和协调,每一个阶段如果发生不协调就会造成整个系统的紊乱。

当下供给侧改革首要任务是去产能,可是产能过剩的原因是什么?西方经济学只从供需两个角度去解释,认为供需不平衡就会过剩,这只是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有效生产的不足,而有效生产的理论正是马克思生产协调论的精髓。西方经济学的三次产业的划分对于产品的分类看似明确,却很难解释产能和产品过剩的本源,因为三次产业每个产业都有可能过剩和短缺,三次产业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也相互影响,很难找到产能过剩的本质。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原理直接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分开,直观地表现出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的深层次原因。要实现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必须两大部类实现平衡,因为任意一个部类的发展不均衡就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均衡。

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为生产的本质乃至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阐述,所以我国供给侧改革无论是跨越经济增长的阶段,还是重新平衡有效生产,唯一不能换的就是坚持马克思的思想。虽然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并不像西方经济学理论那样具体,但它是一个科学发展的逻辑,把握了大方向。经济阶段如何跨越,发展思路如何转变,有效生产如何实现,本质上都离不开生产和消费。生产和消费是一个大系统内此消彼长的两个推动力,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借用“需求”和“供给”的思路,把一个事物的两方面强行分开,我们要掌握的是整个生产系统的平衡,也就是坚持马克思的生产和消费的统一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同时也是整个生产过程的协调理论,其资本生产阶段论和两大部类理论对于指导我国供给侧改革如何实现跨阶段跳跃,促进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生产,以及化解产能过剩具有巨大指导意义。

(四)中国供给侧改革缺乏和世界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历史的对比研究

供给侧改革并不是个新鲜事物,它本质上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这点上学界的认识具有一致性,但是对于我国供给侧改革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目前学界很少有人研究。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历经半个世纪的经济结构调整给予我们许多参考和经验,但理论界并没有把我国供给侧改革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进行对比。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在二战后都经历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也都出现了经济增长乏力甚至是倒退的状况。在这期间,各个国家都采取了类似于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手法来改革本国经济结构,有的成果斐然,有的收效甚微,这些经验是我们不可忽视的。诚然,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每个国家面对的经济状况也不同,但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没有区别,如何通过调整本国经济结构再次释放生产力是一个国家经济改革的必经之路。不同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有的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经济改革是在工业化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有的国家处在工业化初期并未完全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就不能忽视基本的制造业去盲目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而服务业也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种,其贡献和作用大不一样。所以一个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方式是不同的。这个阶段没弄清楚,盲目地给供给侧改革定方向就会出现问题。

(五)中国供给侧改革背后的思维观念改变需要再认识

中国过去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模仿、引进非常成熟的技术,让中国更加充分地利用廉价劳动力变成世界工厂,发挥我们自己的人力资源的优势,借用总体的发展机会,搭上世界全球化的便车而取得的。但是高增长的背后也伴随着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空间逐步缩小的情况,技术追赶和要素转移的步伐相应减慢,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投资回报率急剧下降,除此之外人口红利下降的速度更是惊人。这些现实情况表明过去我国的“后发优势”日渐消退,要及时调整思路以“后发劣势”的思想重振中国经济。

二 选题意义

本书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出发,对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经验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对供给侧改革的指导理论定位、历史经验参考、任务分析等方面深入研究,并在这些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探索生产系统平衡性问题、产能过剩问题、资本循环和劳动力转移等议题,从而为供给侧改革顺利实施提供理论贡献。 cm7iM028ea2evQPTPQqcem2Qzq0AFK27ISZW6GjVX7n5z6Exj6eM3f6H1G6FNW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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