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经济由高速进入中速增长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已经从“高速”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2001—2010年的平均 GDP 增速达到10.55%。然而，201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2011年GDP增速为9%，2016年GDP增速为6.8%，2019年GDP增速降为6.1%（见图1-1-1）。2011—2019年的平均GDP增速降至7.34%。由于外部环境剧变和内部成本上升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进入“中速”或“中低速”时代。

外部市场需求下降，逆全球化成为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严峻挑战，导致中国面临的外部贸易条件日益变差。2011年11月，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政策，显示美国打算把外交政策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奥巴马政府还宣布美国将与另外八个亚太国家展开下一代贸易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中国被排除在 TPP 之外。2018年7月美国先对中国340 亿美元的产品加收25%的关税，其后分别增加至额外的160 亿美元和2000 亿美元的商品，最后的总数高达5000多亿美元，等于2017年贸易战前一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总额，税率由10%至25%不等。由此掀开中美经贸摩擦的序幕。贸易条件恶化直接导致中国进出口额的下降，其中进出口占GDP比重从2010年的50.72%下降到2019年的35.84%。

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抑制了传统行业的比较优势，一是劳动成本上升。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减少，劳动力供给趋紧，造成工资上涨没有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支撑的局面。二是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商品房市场井喷式增长，地价因房价高涨而水涨船高。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导致企业用地成本明显提高。三是上游产业的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上游企业生产的中间品价格是下游生产投入要素的成本，即上游价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下游的生产成本。金融、电力和通信等生产性服务的可贸易性较差，国内下游企业对这类服务（可看作中间品）的需求主要来自国内上游企业。当上游部门继续享受垄断租金，从而使得下游部门的生产成本处于高位，所生产产品的价格随之居高不下，进而抑制下游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增长放缓背后也反映了经济运行的规律。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连续25年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国家只有13 个。1950—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1990年回落至4.26%，之后更是回落到1%以下，甚至是负增长；1961—1996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之后回落到4%左右并保持很长时间；1952—1994年，中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速8.62%，之后回落到4%左右。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中国经济经历多年的高增长后，必然会进入新的调整时期，增长速度放缓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

总之，2010年后，中国经济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余波影响，以及自身经济动力不足，传统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递减，经济增速进入下行通道。因此，在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大背景下，亟待寻找新的增长点。 Yx2kWpbPKCdVSAoab98gZ+X8ey5rQbNQCcYx1sOjnnut2vWUZXPllczTifFUkkZ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