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就业的大面积重新洗牌,部分抗压能力弱的中小微企业难以脱困,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市场边缘群体及灵活就业人员带来巨大压力,也带来一定的社会隐患。疫情后小微企业用工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用工成本上升。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统计,有超三成(31.6%)小微企业主反映招聘情况相较于疫情期间变差,在各行业和各地区基本相似。从企业规模看,个体工商户由于雇用人数少因此其招聘难度低于小企业。有近四成(39.6%)小微企业主反映的最大的问题仍是用工成本上升(见图2-6-1),制造业和建筑业同时面临的用工成本上升问题最为严峻,有近半数企业表示用工成本增加。
图2-6-1 小微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为用工等成本
资料来源: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1年4月。
第二,用工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央视财经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求职人数从二季度的74.3万人下降到三季度的49.2万人;用人缺口也从二季度的74.6万人上升到82.4万人。一方面,疫情导致部分海外订单转移到国内,很多企业订单接不完,致使对人工需求提升。另一方面,由于服务业、制造业工作环境相对较差,工作量大,职业地位低,不受“打工人”青睐,而外卖员、主播、短视频制作者等新型职业受到年轻人青睐,导致产业一线工人短缺。还有产业升级致使技能人才需求大增。随着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不断增多,技能人才稀缺问题越发突出。此外,根据一些研究机构的调研,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已经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
第三,灵活就业群体增加。中国劳动和社会科学保障研究院的研究表明,截至2020年10月,中国总体上有1 亿人从事灵活性的就业,其中有7800 万人是依托互联网的新就业形态。据阿里的调查,疫情后有14%的企业将通过增加兼职、劳务派遣、季节性零工和外包员工来满足用工需求。但是,灵活就业人群的增加带来了新的权益保障问题。一方面,灵活就业人员劳动关系认定难。吸纳大量灵活就业人员的新就业形态呈现平台化、去雇用化趋势,平台企业从其商业利益考虑,往往不与从业者签订劳动合同,而是签订合作协议、项目承揽协议等。平台企业与快递小哥、网络主播等网约工之间的劳动争议案件高发。另一方面,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制度设计不健全。平台多以商业意外伤害保险替代工伤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因工受伤后难以得到工伤赔偿和相关权益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