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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由于巴基斯坦是建立在伊斯兰教基础上的伊斯兰国家，建国后，巴国内围绕着国家体制、伊斯兰教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及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等重大问题方面，执政者与宗教界人士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分歧和斗争。不仅如此，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斗争也反反复复，时断时续。宗教问题导致近几十年来巴基斯坦政局动荡，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巴基斯坦最主要的宗教冲突不是伊斯兰教和其他少数宗教之间的冲突，而是伊斯兰教内部各派别间的冲突。建国之初，巴基斯坦便深深陷入了各教派争端与冲突的泥潭之中。尽管巴基斯坦政府历任领导者都未能有效遏制教派冲突，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巴国内的教派冲突问题尚不十分突出，且主要发生在逊尼派及其内部被视为“异端”的教派之间。然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巴基斯坦国内教派冲突变得愈发严重，争斗的主战场逐步转向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陷入冲突中的每个教派都宣称自己才代表了真正的伊斯兰教，并将在清真寺中杀害知识分子以及无辜信众视为表达宗教虔诚的行为。
1985—2005年间，至少有2000人因教派冲突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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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2001年这一年内，便有270人遇难。
巴基斯坦国内伊斯兰教各教派关系十分复杂，占绝大部分穆斯林人口的逊尼派下有四个不同的派别——代奥本德派、巴列维派、瓦哈比派以及以伊斯兰促进会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些派别的立场各异，其中代奥本德派同什叶派的关系最为紧张。
建国以来，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巴基斯坦国内伊斯兰教派斗争主要发生在逊尼派和阿赫玛迪亚派之间。1953年1月，逊尼派穆斯林发起了反阿赫玛迪亚派运动，要求政府制定伊斯兰化宪法，将阿赫玛迪亚派定义为少数派，并将该派成员排除出重要的政府岗位。在伊斯兰促进会的支持下，卡拉奇、拉合尔等大城市中发生了反阿赫玛迪亚派的游行示威，乃至暴动。
20世纪80年代以前，巴基斯坦教派斗争主要表现为游行示威、暴乱或罢工等形式。此后，除了以上这些形式，还陆续出现了爆炸、暗杀等相对隐蔽的恐怖活动。
齐亚·哈克上台后，伊斯兰教立法取得重大进展，如废除银行利息、恢复天课税、推行伊斯兰教法并成立宗教法庭等。法律上的变化显然倾向于逊尼派，不过，在此过程中，什叶派也意识到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并开始积极投身于此。面对什叶派的转变，逊尼派给出了一系列激进的回应，政治上的碰撞最终酝酿出暴力冲突。1980年7月，什叶派成立了贾法利亚运动派，组织25000多名什叶派穆斯林在首都伊斯兰堡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制定的税收法，最终演变为流血冲突事件。
地区性事件、境外势力也对巴基斯坦境内的教派冲突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及其他国家对新一轮高风险宗教教派边缘化政策的介入影响了巴基斯坦国内教派冲突局势的发展。例如伊朗革命后，受霍梅尼影响的新崛起的什叶派领袖抛弃了该派在政治上缄默的一贯做法，开始积极投身于巴基斯坦的政治生活。经历了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政权还积极扶持巴境内的什叶派力量，例如向巴基斯坦捐资建造清真寺、文化中心等机构，并为巴基斯坦的经学生前往圣城库姆学习提供奖学金。然而，这些从伊朗流向巴基斯坦的针对什叶派的捐助，又与沙特阿拉伯源源不断流向巴境内逊尼派的资助形成对冲，令巴国内伊斯兰教派之争变得愈发复杂。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四大省份外，在巴基斯坦的直辖地区，教派的冲突也并不鲜见。例如在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地区，传统上生活着四个伊斯兰教派，它们分别是什叶派，约占当地穆斯林总人数的39%；逊尼派，约占27%；伊斯玛仪派，约占18%；苏菲派，约占16%。该地区的穆斯林原本具有温和的传统特征，然而在巴基斯坦掌控这一地区后，当地情况却发生了转变。1983年，该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因斋月计算方式不同而发生暴力冲突，有两人在冲突中丧生，多人受伤。2005年1月8日，该地区什叶派宗教领导人被逊尼派武装组织杀害。随后，什叶派展开报复，焚烧逊尼派公私财产，攻击逊尼派官员。从1988年至2010年间，该地区因教派之争共发生过117次暴力事件。
按照“两个民族”理论，在巴基斯坦，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穆斯林定义为国家的主体民族，而把其他非穆斯林定为“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包括了印度教徒、基督徒、锡克教徒、拜火教徒，等等。大多数的宗教冲突，主要是伊斯兰教与少数宗教之间的斗争。而巴基斯坦的少数宗教之间则几乎不发生冲突。
巴基斯坦的宗教纷争以穆斯林攻击基督徒为主。大部分巴基斯坦的基督徒处在社会下层，属于较为贫困的阶层。尽管它们为了脱离这一桎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目前巴基斯坦社会中的基督徒仍然是工人阶级乃至底层工作人员的主力军。近年来，巴基斯坦国内针对基督徒的侵害事件屡屡发生。不过，究其实质，这些暴力问题所反映出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纷争，与美国在阿富汗所发动的战争有着紧密关联。其所针对的并非是表面上的巴基斯坦基督教与基督徒，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袭击者借暴力袭击活动向西方国家发出信号。
巴基斯坦的宗教纷争还体现在法律层面上。巴国内印度教徒的婚姻并不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缔结婚姻关系的印度教徒男女如若不承认自己为穆斯林，那么他们在巴基斯坦的任何国家机关都无法获得国家颁发的结婚证明，也无法真正地进行结婚登记。无疑，印度教徒在婚后会面临一系列法律问题，尤其是女性。她们在银行开户或者申请签证时障碍重重，丈夫去世后也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获得遗产继承权和抚养子女的权利。实际上，在巴基斯坦婚姻不申告登记的行为本身就触犯了法律规定，所以印度教徒往往会被列入违法者的行列。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巴基斯坦在这方面的立法一直受到很大的阻拦和困难，究其原因，依然是巴基斯坦的主体穆斯林民族对印度教徒的压迫所致。这所造成的局面就是巴基斯坦国内所有印度教徒从建国至今，只能在不符合法定结婚登记要件的情况下生活。其婚姻合法化的问题是巴基斯坦至今仍亟须改革之处。
目前来看，巴基斯坦的社会氛围也在逐步改变。在一些社会运动家和少数宗教保护团体的努力下，2016年，巴基斯坦国家中央法院通过了《印度教婚姻法草案》。在印度教徒人口最多的信德省，婚姻的合法化得到了成功。但是，也有部分社会运动家认为，这项法律规定了其他宗教信徒与穆斯林结婚时必须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原则上婚姻双方必须是在同为穆斯林的情况下才能结婚。外界评价认为，虽然这只是微小的变动，但是在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众多的巴基斯坦，能够作出这样的让步，具有重大的意义。
巴基斯坦建国后，历任政府都以国父真纳的主张为据，利用伊斯兰教作为实现自身政治目的的手段，通过立法等措施不遗余力地推行伊斯兰化政策，以此来解决国内民族和宗教方面的问题。此举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
阿富汗战争期间，巴基斯坦政府纵容三军情报局（ISI）斥巨资扶植塔利班组织，修建清真寺，发展宗教学校，为伊斯兰极端组织培养了大批后备军。“9·11”事件以及巴基斯坦国内政局的更迭、经济衰退等因素，更是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开展思想煽动、吸纳人员、拓展势力范围等活动争取了空间。
自20世纪70年代齐亚·哈克执政以来，无论是巴民选政府，抑或是军人政权，始终把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工具，利用伊斯兰势力来巩固执政地位。
齐亚·哈克上台后，与巴基斯坦最大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政党伊斯兰促进会合作，在法律、经济、教育等领域全面推行伊斯兰化。在法律层面，他对1973年宪法作出了重大改动，以推动巴基斯坦伊斯兰政体的建设。经济层面，齐亚·哈克在20世纪70年代末宣布按逊尼派教法征收天课税，激起什叶派“加法尔教法运动”的强烈反对。为对抗什叶派，1985年逊尼派成立了巴基斯坦最早的极端组织“先知弟子军”。齐亚·哈克的伊斯兰化对稳定政局、促进经济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作为极端保守的军人，他在支持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价值观方面却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伊斯兰化政策播下了暴力的种子。
齐亚·哈克执政期间，伊斯兰“圣战”思想和极端势力也逐渐向巴军队内部渗透。1971年印巴战争失利后，巴基斯坦私立精英学校中的部分军官离开军队，而来自经学院的年轻军官则填补了这些空缺，他们中的不少人与那些极端的“圣战者”都曾在经学院内共同学习，有着同窗之谊。而齐亚·哈克本人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期间，就把伊斯兰教教义，尤其是其中有关“圣战”的内容，作为巴基斯坦军队的指导思想，使得军队中的伊斯兰教化不断被深入推进。
《古兰经》成为军校学员的必修课程，此外还增设了诸如伊斯兰政治文学这样的课程。宗教虔诚被提升至军官晋升标准之首，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则把握了这一机遇，得到了提拔。军队中每逢召开会议，都要以祈祷为开场。
此外，伊斯兰促进会等宗教极端组织也在军队中占有一席之地。
总而言之，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巴基斯坦轮番登场的各政权都充分动用了伊斯兰的力量。
1979年阿富汗战争的爆发，使巴基斯坦成为来自世界各地“圣战者”的集结地。在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支持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资助下，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组织借机发展、壮大，甚至与“基地组织”共享在阿富汗的军事训练营地。
这一时期堪称巴境内宗教极端势力迅猛发展时期。仅在苏联侵入阿富汗后的十年间，来自40多个国家约3.5万名穆斯林“圣战者”经巴基斯坦赴阿富汗参加对苏“圣战”。
20世纪90年代，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经济局势不断恶化，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势头不断扩张，从阿富汗延伸到克什米尔地区北部，再到巴中部，极端主义势力日趋强大。彼时，巴基斯坦国内政坛贪腐情况严重，教派冲突不断，而暴力犯罪活动屡禁不止，贝·布托、谢里夫等民选领袖在治理国家方面以失败告终，政府的威信降到冰点。经济方面，由于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的活动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制裁，国内经济濒临崩溃，物价飞涨，失业率不断，导致更多青年选择从宗教中获得寄托与认同，这为极端组织的扩大提供了土壤。此外，社会保障系统的崩溃，使得伊斯兰正当负担起了国家缺位的职责，纷纷创办教育、医疗机构、就业服务中心，其影响不断扩大。其间，不少巴基斯坦民众都认为，本国需要霍梅尼式的政治运动来重塑巴基斯坦社会，以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为治国方针。
1999年10月穆沙拉夫通过政变上台，同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展开较量。翌年5月，穆沙拉夫试图修改亵渎先知法，但此举引发国内宗教领袖的强烈不满，他们组织游行示威活动表示抗议，最终迫使穆沙拉夫做出让步。同年，穆沙拉夫还试图对农村地区没有注册的伊斯兰经学院进行全面清查，并要求这些学校开设包括数学、计算机在内的课程，然而遭到了这些学院的抵制。事实上，经学院的课程的设置仍由宗教领袖主导，其中不乏“圣战”等极端内容。
“9·11”事件和塔利班的倒台极大地撼动了巴基斯坦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势力。2001年6月，穆沙拉夫就任总统，同时兼任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参谋长等要职，集国家军政大权于一身。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支持以美国为主导的反恐行动中。巴基斯坦国内决策层对待伊斯兰极端主义态度开始转变，军事力量的领导层，尤其是巴三军情报局的态度发生了改变。鉴于军方支持的缺失，宗教对军队的影响被削弱。然而，在此期间，巴国内复杂的宗教矛盾所导致的纷争，加之克什米尔问题以及阿富汗局势的影响，使得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在边境地区方兴未艾，国内恐怖主义活动不断发声，矛盾甚至直指穆沙拉夫本人。
2002年1月12日，穆沙拉夫发表电视讲话，发出了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信号，阐明了政府的相关政策，宣布取缔“穆罕默德之军”“使者之军”“加法尔派运动”“执行先知伊斯兰法典运动”等在内的极端势力组织，近2000名“圣战”组织成员被捕，数百间办公室被查封。在印控克什米尔活动的巴基斯坦“圣战者”与巴总部的联系被切断，而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不少训练营地也被关闭。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段时期巴政府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打压并不彻底，许多极端组织尽管遭到查封，但首要人物往往得以逃脱，改头换面继续活动，这主要同当时巴国内民众反美、反战情绪高涨、宗教矛盾激烈、与邻国关系紧张等复杂因素有关。随着穆沙拉夫政府的倒台，上述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的成就逐渐消弭。
2008年8月，扎尔达里上台后，新政府由于缺乏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有效手段和经验，巴基斯坦国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卷土重来。这一问题同当时巴国内反美斗争、宗教教派冲突、与邻国印度争端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又催生出一系列组织，导致多起恐怖暴力事件的发声。由于领导层缺乏如穆沙拉夫那般具有铁腕手段的政治家，巴国家政府对宗教极端主义的遏制能力不断衰退，极端势力乘机发展壮大。
今天来看，这种局势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改变。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仍然是巴基斯坦所面临的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对巴基斯坦国内包括政治、经济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例如，巴国内几乎所有的政党都与伊斯兰教有关，一些带有教派色彩的政党尽管不以宣扬宗教活动为主，但对统治者的政治决策必然会产生诸多影响。巴军方作为巴基斯坦政坛一极，始终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采取两面态度。另外，宗教极端势力试图通过恐怖暴力活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仅为国内的秩序带来严峻挑战，也为巴基斯坦在国际上的形象蒙上了阴影。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造成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在“9·11”事件发生后，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巴基斯坦国内极端主义出现恶性膨胀的势头。近年来，巴国内伊斯兰极端组织活动的频率与破坏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巴基斯坦成为世界上恐怖暴力事件发生率最高的国家。而恐怖暴力活动不仅范围遍及巴国内全境，手段也日益多样化，袭击目标直至重要领导人物与部门，对巴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不唯如此，巴境内的宗教极端组织正成为向其他国家输出极端主义思想的大本营。
作为人口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大伊斯兰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充满了安全隐患，倘若政局失控，社会动乱，必然波及巴全境甚至周边国家与地区，对世界上各伊斯兰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连锁反应，导致南亚、中亚等地区进入恐怖主义势力的活跃期。当然，这对我国的国家安全也会造成不利影响，一旦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致使巴国内政局失控，极有可能辐射我国境内。我国过去长期同恐怖主义势力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巴基斯坦的局势对新疆地区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巴国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不断壮大，不排除利用宗教蛊惑新疆等地民众，加剧我国的民族矛盾，进而影响国家安全稳定。
[1] M.Nadeem Shah，Evolution of Sectarianism in Pakistan，A Threat to the State and Society， South Asian Studies ，2014，29（2），pp.443-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