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元杂剧校勘发展演变历程

元杂剧的校勘是在元代中后期开始的。最早的记载出自周德清《中原音韵》，他在“定格四十首”中举《黄鹤楼》〔仙吕金盏儿〕曲为例：“据胡床，对潇湘，黄鹤送酒仙人唱，主人无量醉何妨？若卷帘邀皓月，胜开宴出红妆；但一樽留墨客，是两处梦黄粱。”其后评曰：“此是《岳阳楼》头折中词也。妙在七字 ‘黄鹤送酒仙人唱’，俊语也。况 ‘酒’字上声以转其音，务头在其上。有不识文意，以送为斋送之义，言 ‘黄鹤岂能送酒乎’？改为‘对舞’，殊不知黄鹤事——仙人用榴皮画鹤一只，以报酒家，客饮，抚掌则所画黄鹤舞以送酒。初无双鹤，岂能对舞？且失饮酒之意。送者，如吴姬压酒之谓。甚矣，俗士不可医也！” 元杂剧是一种说唱文学，它不同于诗文文本，“诗文文本一般不允许他人加工或改动，文本较为稳定。戏曲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往往被加工、改动乃至成为常见现象” 。可以说，元杂剧一经剧作家创作后，便成为公众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之进行相应的改动，这种举动正如周德清所说的“甚矣”，是“俗士”之行径。元杂剧的改动在元杂剧创作后就已存在，但元杂剧的校勘却是在元代中后期才有人开始关注，或许在周德清之前就有人进行过此类校勘，但没有将之记载下来，有元一代仅有周德清对之进行了校勘并予以记载，虽然吉光片羽，却也弥足珍贵。从这个方面来说，将周德清称为元杂剧校勘的第一人亦不为过。可惜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出于体例的原因，有关元杂剧校勘的记载仅此一条，使人无法管窥元代元杂剧校勘的真实情况。周德清此条记载不仅开启了元杂剧校勘的先河，同时他的这种记载元杂剧校勘的方法，也为后来明清乃至近代一些剧论者所承袭，可谓影响深远。

（一）明代的元杂剧校勘

明代元杂剧校勘最初体现在剧本整理中。明嘉靖、万历年间，北曲杂剧表演渐趋衰微，北曲几不可见，一些有识之士对元杂剧做了整理编订工作。其中校勘是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李开先编刊《改定元贤传奇》时“精选十六种，删繁归约，调有不协、句有不稳、白有不切及太泛者，悉订正之” ，臧懋循编刻《元曲选》时，“戏取诸杂剧为删抹繁芜” ，“因为参伍校订，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厘成十集” 。臧懋循的元杂剧校勘虽有“妄加笔削”之嫌，但却不能抹杀其对元杂剧的校勘整理之功，徐复祚说：“晋叔所刻元人百剧……俱曾一一勘过。”

点评型校勘在整理过程中开始出现。赵琦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校语即为其代表。现存《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几乎每一剧都留下了赵琦美的校勘痕迹。他在校语中说明底本来源、校勘方法，记录校勘时间和过程，内容主要是考证作者、重订作品题名，校曲牌、勘曲词、理宾白。“其考证功夫亦非决不可企及者。然其一一勘定，为后人省精力不少。吾人今日读也是园曲，能开卷即知其作者，审其剧名异同，不烦检索，实觉有无穷方便。此皆出琦美之赐。是则琦美考订之功有不可泯灭者也。” 赵琦美元杂剧校勘虽仍属于戏曲整理范畴，但他以批、跋的校勘方式对后来元杂剧校勘发展起了示范推动作用。他的这种校勘方式沿袭至今，成为学人治剧的一种有效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说，赵琦美元杂剧校勘可以说是元杂剧校勘在明代的一个分水岭。

元杂剧校勘的真正揭橥者是王骥德。明代《西厢记》的整理蔚为大观，浸淫了刊刻者校勘心血，如继志斋刊本序云：“余园庐多暇，粗为点定。” 《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像释义北西厢引》云：“胡氏少山，……恳余校录。不佞构求原本，并诸刻之复校阅，订为三帙。” 《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叙》云：“今则辑其近似，删其繁衍，补其坠阙，亦庶几乎全文矣。” 且佳本迭出：“毗陵徐士范、秣陵金在衡、锡山顾玄纬三本稍称彼善。” 王骥德有感于《西厢记》“流传既久，其间为俗子庸工之纂易，而以其故步者至不胜句读”，且“恨为盲声学究妄夸笺释，不啻呕哕” 之故，以碧筠斋本为底本，以朱石津本等为校本，依据《中原音韵》等曲谱，吸收时人戏曲研究，取前人之本汇校而为《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他首次将《西厢记》分为五折二十出，基本解决了以往版本脚色混标现象，定宫调曲牌，勘宾白曲词，“以经史证故实，以元剧证方言” ，“不废古今……使历史文献的原始性与真实性得以保存” ，第一次将诗文校勘方法运用于戏曲领域，并是折后集中出校的第一部著作。就其在校勘方式上的开创性和校勘成就而言，称其为《西厢记》校勘之里程碑式著作亦不为过。

凌濛初也对《西厢记》做了校勘。他针对徐渭本“牵强迂僻，令人勃勃”、王骥德本“悍然笔削”及“赝本盛行，览之每为发指，恨不起九原而问之” 等现象，以“周宪王原本”为底本而成《西厢记五本》。在《西厢记》作者方面，凌濛初赞成王作关续说，“以前四本属王，后一本属关”；在剧本体制方面，“分为五本，本各四折，折各有题目正名四句，始为得体”；在脚色方面，“外扮老夫人，正末扮张生，正旦扮莺莺，旦徕扮红娘，自是古体，确然可爱”。凌濛初校勘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不轻改旧本；二是从整体剧情考虑，避免前后矛盾；三是保持成语、俗语的完整性，不随意割裂生造；四是对不能解决的问题，不是硬性地得出一个结论，而是采取一种客观的存疑态度。他的校勘是“现今唯一未受传奇体制影响，体例保存完好、改动较小，与元杂剧最相契合的相当妥善的刊本” 。

张深之也对《西厢记》做了校勘。崇祯十二年（1639），张深之有感“天子浩荡恩”，“图所以报恩天子” ，完成了《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下称《秘本》）的校刻。据前列参订词友，除已仕不列者外，还有32位当时名士参与了校刻。他称所据底本为“正谱”，但并没有明说是何版本。蒋星煜先生考证后认为《秘本》是和“徐文长本、王骥德本、李廷谟亭阁刊本一脉相承的” 。参校本有徐文长本、王骥德本、诸本、俗本、别本等。校勘时对不合“正谱”者、字义无考者、曲白正衬混淆者、曲词句数字数多寡等方面依据“正谱”做了校勘，并以眉批方式加以说明。所谓“正语”部分主要是对《西厢记》中曲牌的句数及每句字数做了规定，少则一字，多则三字，用“第某某句多（少）几字”的方式加以提示，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明确指出多（少）的字到底是什么，也没有解释自己的根据。这也导致学者对其诟病，指出他所依据的“正谱”只能“是他自己的心中之谱”，“张深之 ‘所正’者，便大都难以禁得起推敲，学术意义也就有限了” 。在《西厢记》校勘中，《秘本》的价值和地位远远逊色于王骥德本和凌濛初本。

孟称舜也对元杂剧进行了零星的校勘。他于崇祯六年癸酉（1633）“取元曲之工者，分其类为二……一名《柳枝集》，一名《酹江集》” ，对部分元杂剧评点时偶亦涉及校勘。他的校勘只是他对元杂剧整理、点评的一个部分，属于戏曲作品整理编订中的校勘范畴，校勘仅是其批点戏曲作品的一种手段，是与“圈点、短评，并与读法、总评和序跋合为有机整体，从而对文本进行阐释归纳与导引升华，充分体现评点家本人的基本思想、审美情趣和哲学观念” ，但他与臧懋循等人对元杂剧作品改订有所不同，其校勘是“校以他本而斟酌损益之，……他所改之处，多于眉批中加以说明，这就有了校勘上的价值” 。

（二）清代的元杂剧校勘

清代对元杂剧的整理改订亦如明代，主要集中在《西厢记》上。总体来说略显寂寥，无论在元杂剧校勘的数量、成果还是校勘者方面都远远不能与明代相提并论。清代《西厢记》校勘最突出的是毛奇龄。毛奇龄不满王骥德“义多拘葸，解饶傅会……谬加新订，反乖旧文”和金圣叹批点本“家为改窜，户起删抹，拗曲成伸，强就狂臆……妄肆讥弹，任情删抹” 的做法，以一部不知为“何人攫去久矣” 的元末明初所刻“古本《西厢记》” 为底本而成《论定〈西厢记〉》。校勘受凌濛初影响，甚至以凌濛初校本为主要依据，尤其是体例方面，毛奇龄很多观点与凌濛初如出一辙。毛奇龄的元杂剧校勘几乎是清代唯一一本成体系的校勘成果。

此外，清代元杂剧的校勘还有一些零星的、随笔式的校勘。其中，何煌的元杂剧校勘值得一提。今存《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何煌对五本杂剧做了校勘，尤其《王粲登楼》一剧据李开先本逐字逐句加以校勘，较《古名家杂剧》多十七曲（何煌云二十二曲，当为错误），较《元曲选》多十二曲，又有数曲文字与《元曲选》完全不同。后世元杂剧校勘亦将其作为主要的校勘文本，与《元刊杂剧三十种》可以“等量齐观”，“其文字胜于《古名家》及《元曲选》处甚多，不仅多出若干曲为可贵，洵善本也” 。

（三）近现代的元杂剧校勘

近现代以来，尤其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对中国古代戏曲学在文学史上进行了准确定位，对“戏曲学这一新兴的学科门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建构，确定了戏曲学的本体观念和学科品格” 。元杂剧研究成为学人关注的热点，元杂剧校勘亦水涨船高，诸多学者开始将研究目光投诸这一领域。

1.《元刊杂剧三十种》校勘

王国维是近代研究戏曲第一人，也是对元杂剧进行校勘的第一人。他首次对《元刊杂剧三十种》“厘定时代，考订撰人” ，撰写《写定元本元杂剧》系列共4种，以及《元刊本霍光鬼谏》《元剧曲文之佳者》《元刊小张屠焚儿救母杂剧》等，开了近代元杂剧校勘之先河。

近代一些学者也有零星校勘。有《元刊杂剧三十种》部分剧作校勘，如1935年卢前《元人杂剧全集》收入了11种他本所无的杂剧进行了简单校订，1958年吴晓铃等编校的《关汉卿戏曲集》、197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校的《关汉卿戏剧集》对《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关汉卿3种杂剧进行了校订。有《元刊杂剧三十种》孤本整理，如1958年，隋树森《元曲选外编》收入14种他本所无的海内孤本，并订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另外，王季思《诈妮子调风月写定本》是很独特的一种整理本，不仅补写了此剧的空缺，还撰有23种校语。这些都是对《元刊杂剧三十种》部分杂剧进行编辑和校订的成果。

对《元刊杂剧三十种》集中校勘的学者有五位。最早对《元刊杂剧三十种》进行全面校勘的是姚华。姚华戏曲研究与王国维同时，对元杂剧有深入研究，曾撰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校正》，是对现存元杂剧进行校勘之第一人。惜书稿未曾得见，故不知其体例如何。

郑骞是第二个对这部杂剧集全面校勘的学者。民国二十一年（1932），郑骞始阅此书，并随手校订。中途数次搁笔，前后持续三十年时间，使《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成为一般通用读本。郑骞采用剧后集中出校的方式。其校勘内容，关于文字者三千五百多条，包括正误、补缺、删衍三项；关于格律者一百四十余条，包括曲牌名目及曲文格律；根据他本增补全曲十六支。以上诸项，有问题需要说明或存疑者，都写入校勘记，共一千五百余条，分附各剧之后。郑骞校订还有两点发明：一是纠正了王国维《叙录》中因元刊《古今杂剧》原题“乙编”，从而推断“必尚有甲编”之误；二是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发现何煌校李中麓钞本《王粲登楼》清缮附录，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之外又增加了一种探索元杂剧原来面目的重要资料。

徐沁君是第三个对《元刊杂剧三十种》进行系统校勘的学者。早在1966年即完成校勘，1980年《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由中华书局出版。徐沁君以《古本戏曲丛刊》所载《元刊杂剧三十种》为底本，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覆刻本等11种为校本，以赵琦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等11种为参校本。为方便阅读，他还在每剧前列写剧情说明和剧中人物表。采用折后出校方式，校勘内容大致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征引类，所引用古书、古诗、古人、古史，以及故事传说、当代俗语，凡可稽考者属之；第二类是体式类，凡涉及元曲体例、格律等属之；第三类是释文类，凡属误字、漫漶、变形、残损、空缺、墨丁、脱漏、衍文、删节、倒错等，皆入此类。这是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整理此籍的著作。徐沁君对郑骞校订本有所耳闻，故书名用“新校”以示区别，但他没有机会看到郑骞校订本，实际上也是在做着拓荒的工作和开创的事业。直到书出版后，才见到郑本，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

宁希元是第四个对《元刊杂剧三十种》集中校勘的学者。自1962年起，宁希元开始元曲方言俗语研究，遂及此书校勘。后六易其稿，直到1988年《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才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宁希元校勘以《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影印本为底本，日本覆刻本如有当心之处，间亦采用。参校的总集、曲选、曲谱共有13种。校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分折分楔子；第二，补充脱落宫调和曲牌；第三，校错正讹；第四，新式标点断句。第五，根据需要还有一定的注释。因此书吸收了各家成果，多次修订增删，“譬如积薪，后来者自然居上了” 。

另外，日本佐贺大学教养部学报从1987年起陆续刊载了由田中谦二教授指导，高桥繁树、井上泰山等一大批中青年汉学家参与校勘的《新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这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备的一部校刊本。因此书不易获取，故不知此书校勘体例及内容如何。

自宁希元后，《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校勘成为绝响，再无人对此进行系统全面的校勘。

2.《西厢记》校勘

近现代以来，《西厢记》校勘仍然是元杂剧校勘的热点之一。近代最早对《西厢记》进行校勘和研究工作的是吴梅。吴梅在系统研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各家校本做了精湛的点评。对徐渭评本随意更改文字之举提出批评：“徐天池评本，世传佳妙，顾亦有任意率书，不尽合窾者。……至如《听琴》折 ‘幽室青灯’改作 ‘幽室灯红’、‘一层儿红纸，几晃儿疏棂’改为 ‘一匙儿糨刷，几尺儿纱笼’，竟将原文涂抹，又未免武断矣。” 他对金圣叹删抹腰斩《西厢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霜崖曲话》中多次提及，如“诸典提要”中论及王实甫《西厢记》时说：“《西厢》之工，夫人而知，至其布置之妙，昔人多所未论，惟为金采所涂窜，又为之强分章节，支离割裂，而分局布子之法，遂不得见，此亦实甫之一厄也。” 指出金圣叹涂窜《西厢》主要表现有三：“《西厢》之所以工者，就词藻论之，则以蕴藉婉丽，易元人粗鄙之风，一也。”“以衬字灵荡，易元人板滞呆塞之习，二也。” “以出语之艳，易元人直率鄙倍之观，三也。” 分析金圣叹涂窜《西厢记》之所以孟浪之原因为：“盖圣叹以文律曲，故于衬字删繁就简，而不知腔拍之不协，至一牌划分数节，拘腐最为可厌。所改未必无胜处，特以今人刻古书，而为古人行笔削之权，即使古人心服，其如面目全非何。” 并说金圣叹《西厢记》的盛传于世对王实甫《西厢记》传播来说是一大灾难，说：“《西厢》之工，人所共喻，即无圣叹，何尝不传。吾谓自有圣叹，而《西厢》乃真不传也。何也？盖时俗所通行者，非实甫之《西厢》，圣叹之《西厢》也。而读《西厢》者，则以圣叹之《西厢》，即为实甫之《西厢》也。二者交盩，而《西厢》之真本，乃为孟浪汉所摈。是今日所行之《西厢》，非真正之《西厢》，而《西厢》乃竟无传本，即间有传者，皆为藏家之珍秘，而世莫能遘焉。吾于是为实甫悲也。” 在诸多校本中，认为《西厢记》刊本“当以碧筠斋为首，朱石津次之，金在衡、顾玄纬诸刻，亦有可取处。即空观好与伯良操戈，局度太偏。此外坊刻，等诸自郐。其有假托名人评校，如汤临川、徐天池、陈眉公等，所见颇多，概非佳椠” 。他尤为推崇王骥德校本，盛赞王伯良《西厢》古注校本“真是前无古人，自有此注，而实甫真面目可见矣。以经史证故实；以元剧证方言，至千古蒙垢，旧为群小所窜，众喙所訾者，具引据精博，洗发痛快，真天下第一奇书也” ，云其“每折皆细针密缕，切实考订，可谓天衣无缝，词意熨帖矣” 。他也曾对《西厢记》进行校勘，如他阅读《元本出相北西厢记》时，“尝细校一过，词句间窜改至多，疑坊间射利者所为。凡句旁用套圈者，皆经改易处也。标名曰原本，不过易动人目而已” 。因见各本大异，亦有志于校勘《西厢记》，“往昔曾见《西厢》旧本，与今所见者大异，屡欲志其异同处，而苦未得间，兹以所忆者得者，略论于下，然十忘八九，仅撮其最著者而已，其他一二字之同异，则不能悉举也” ，这是对《西厢记》部分曲词的校勘。吴梅此举或许最终功成，“余有校勘记一册，行箧中未带出来” ，惜其校勘记最终并未行世，实为《西厢记》校勘史上一大损失，至今我们只能从他的著作中窥见零星的记载。

《西厢记》校勘成就最突出者当属王季思。有学者指出“王季思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文学史家，对中国古代文学做过全面深入而系统的研究；重点尤在戏曲；在戏曲研究中，元曲研究的成就最突出；在元曲研究中，以《西厢记》研究的时间最长，付出的心血最多，成果最辉煌” 。1943年，浙江龙吟书屋出版王季思《西厢五剧注》。这是王季思治元剧的最早著作。《西厢五剧注》以暖红室复刻明凌濛初本作底本，校对了王伯良、金圣叹、毛西河诸家刻本，并就《雍熙乐府》校正它的部分曲文，又对原本中的异体字做了划一的工作。1948年，王季思将之略加补充，改名《集评校注西厢记》由开明书店出版。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季思《西厢记校注》。此书用以参校的版本，增加了王骥德本、汲古阁《六十种曲》本、毛西河刻本。可能因为未能对大量明刊本《西厢记》一一加以比勘，所以校注评释虽然有所增加，故不称为《集评校注西厢记》。此书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80年代多次重印。在再版过程中，王季思根据他后来看到的刘龙田本、何璧本、张深之本做了进一步的校勘。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季思的《集评校注西厢记》。

在王季思稍后，吴晓铃也对《西厢记》做了校勘工作。1954年完成校勘，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吴晓铃本着“初步地搞出一个比较接近于旧本（不是原本）而又适合于一般阅读欣赏的本子” 的目的对《西厢记》做了校勘。以凌初成和王伯良的本子做底本，用其他九种本子对校。在元杂剧校勘史上，用两种版本作底本的做法是很少见的。《校注西厢记》未出校勘记，其具体校勘过程和成果无从得知。故吴晓铃《校注西厢记》和臧懋循《元曲选》等一样，属于元杂剧整理型校勘。

对《西厢记》进行校勘的还有弥松颐与张燕瑾。197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两人合作的《校注西厢记》。该书是以弘治岳刻本为底本，以王骥德、凌濛初刻本和毛西河本为主要参校版本，其中对凌濛初刻本的优点都继承了。体例全是依据凌刻本，注释与异文的取舍也都以凌濛初刻本为准，堪称较为理想的校注评释本，可惜后来没有再版。

3．名家作品集校勘

现代元杂剧校勘中一个主要中心工作就是对元代名家作品集的整理校勘。其中，关汉卿戏剧（曲）集校勘最受学者关注。

最早对关汉卿戏曲集进行校勘的是吴晓铃。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邀请吴晓铃担任《关汉卿戏曲集》的编校工作。1958年，《关汉卿戏曲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吴晓铃等人在校勘中主要做了以下工作：第一，以作品内容的时代先后安排杂剧排列顺序；第二，交代所收杂剧的版本情况；第三，确定杂剧行款规格和断句原则；第四，制定了四条校勘的基本原则和十二条具体的校勘条例，并在全剧后编订校勘记。

第二次对关汉卿戏曲集进行集中校勘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7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校小组编校的《关汉卿戏剧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校勘底本的选择不是以最早、最接近原作的面貌为依据，而是主要从文字完整性、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着眼。凡《元曲选》入选的九种以《元曲选》为底本，以六种明钞本为底本，三种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为底本；其次，编排杂剧顺序；再次，制定杂剧排印的行款格式；全书一律加新式标点；最后，根据制定的校勘原则在杂剧每折后编写校勘记。

第三次对关汉卿戏曲集进行校勘的是王学奇、吴振清、王静竹。1988年，三人校注之《关汉卿全集校注》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校勘中，首先确定底本、校本；其次，确定了校勘原则，并据此在每折后撰写校勘记。由于书注释占据主要地位，故校勘记与注释混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吴国钦也对关汉卿戏曲集进行了校勘。1988年，吴国钦《关汉卿全集校注》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同年，此书由台北里仁书局以《关汉卿戏曲集校注》为名出版，此书校注分列，折后注解，剧后总列校勘记。选取底本时有《元曲选》者均以此为底本，其数有九，《元曲选》中无者则以其中一种为底本，其中以《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为底本者有六，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为底本者有三。参校本主要有明清时期的一些版本和近人研究成果。

马欣来是第五位对关汉卿戏曲进行集中校勘的学者。1996年，马欣来《辑校关汉卿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校勘尽量保存和追寻关汉卿作品的本来面貌，尽可能选用年代较早的版本为底本，并以其后主要流传版本参校之。底本有缺漏处，以校本斟酌补定，而不以校本为准。校勘时对底本文字一般不予改动，但凡讹、脱、衍文，有所校订，一律在每折后记中出校。校本中改窜之处，择重点录入校记以供比照，避免与底本原文相混淆。而对于显著的笔误或异体字，则斟酌改定，一般不出校。

最后对关汉卿戏曲集进行集中校勘的是蓝立萱等人。2006年，蓝立萱校注《汇校详注关汉卿集》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所收杂剧共二十一种（残剧三种），因关著亡佚过甚，故本书名曰“集”而不称“全集”。校勘时，取时代最早的本子作底本，以稍晚时期的其他本子作校本，并参以清代、民国以来有代表性的诸家校本、注本入校。是者从之，误者辨之。杂剧所用底本、校本、参校本，于各剧总题后说明。凡改、删、补之处均在校记中说明，凡不明者，阙疑俟考，注“待校”“未详”。总体来说，该书因采纳前贤关于关汉卿杂剧校勘研究成果，且后出专精，是所有关汉卿杂剧校勘中最充实、详尽的一部集大成著作。

其他名家如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等人的元杂剧作品的校勘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

王文才对白朴戏曲进行了校勘。1984年，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继关汉卿戏曲校勘后最早的元代名家戏曲集校注。校勘中，尽量保存底本面貌，每剧后集体出校。校记仅就本编个别订正底本处，和后世擅改原作，以及各本差异较大，或别本有显见错误的地方略加说明，至于普通异文改字，则不一一罗列。

黄竹三对石君宝杂剧进行了校勘。1990年2月完成校勘，1992年10月《石君宝戏曲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所收三剧因存本多寡不同，故校勘方法略异。《秋胡戏妻》采用自校方法。《曲江池》采用互校法。

冯俊杰对郑光祖杂剧进行了校勘。1990年7月完成校勘，1992年10月《郑光祖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校勘时，原文之部分古今字、异体字，多改为通行字，少数可以引起误解的则留用。

马致远的杂剧也是元杂剧校勘的主要内容。1997年，傅丽英、马恒君等人有感于“被学人誉为散曲史上坐第一把交椅、元人称为第一的剧坛名将马致远，迄今却不见一部全集校注本刊行于世” ，对马致远部分剧作、散曲进行校勘。经过一年时间，完成《马致远戏剧散曲选注》，交由语文出版社准备刊行。王学奇教授提议“最好将未校注完的剧本抓紧时间完成，争取一同出版” 。余剧校勘完毕后，改名为《马致远戏剧散曲校注》准备出版，但因超过年度出版计划而搁浅。随后，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下，校注者又加入马致远残剧和有争议的作品，在2002年以《马致远全集校注》为名由语文出版社出版。校勘底本为《元曲选》，校勘中，不作烦琐考证和列示各校本异文，重点出校的是文字上有错误的地方，如脱字、文字颠倒和衍文等。凡有改动处均作了校记，为方便阅读，将校记与注释放在一个序列中。

4．杂剧选集、总集校勘

20世纪30年代以来，涌现了一批元杂剧总集、选集的校勘著作，包括卢前《元人杂剧全集》、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隋树森《元曲选外编》、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王季思《全元戏曲》等。因卢前、隋树森在校勘中并没有就具体校勘内容编写校记，故本书仅就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王学奇《元曲选校注》及王季思《全元戏曲》加以说明。

1938年，郑振铎在上海购得失传已久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后不久，关于此书的整理就开始了。郑振铎有感于“此种孤本书如不流传，终是危险也” ，致信张元济，希望商务印书馆承印此书，张元济请当时曲学家王季烈担任初校，经两年多时间，《孤本元明杂剧》于194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初为铅印线装32册。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据原书纸型重印，改为精装四册。所收元明杂剧144种，皆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的孤本与罕见之本。王季烈在校勘中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编排目录次序，“首元人所撰，次无撰人姓名可确定为元人所撰者，次明人所撰，次历朝故事，次古今杂传，次释氏神仙，而以教坊所编演者殿于后” ；二是通过单圈断句、分折分楔子、整理舞台提示语等方式统一杂剧体例和版式；三是校正曲白文字；这方面工作是王季烈用力至深、成就最高的地方。王季烈采用新的校勘方法，就是在正文需要校勘文字后括号内注明，而非采用传统的折后出校或剧后出校的方式。他的这种校勘方式归根结底还是沿用了赵琦美等人眉批出校的方式而略有变革。

1981年，王学奇有感于“《元曲选》的旧版本，显然已不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 ，对《元曲选》进行全面整理。1990年校勘结束，1994年《元曲选校注》四册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学奇在整理《元曲选》时，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版式方面，改竖排为横排，改繁体为简体，改旧式句读为新式标点；二是杂剧体例方面，宾白按人物上下场次分段；三是曲白文字注音释义；四是对作家、作品进行简单介绍、述评；五是对杂剧进行校勘。因整理者认为校勘也起一定的注释作用，故将校记与注释统一在一个序列中，在每折后罗列。此书出版后，颇得学者赞誉，指出它“不仅在古籍整理上，而旦在文化史上亦是一件值得大喜大贺的事” ，“在元曲研究史上是空前的”，“对于元曲的传播、曲家的评传，曲论的研究、近代语言规律的探索以及当代的戏剧创作将会生深远的影响” 。

1986年，王季思先生会集老、中、青三代学者，开始《全元戏曲》的编辑工作，1990年，《全元戏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元戏曲》收录了现存的元代杂剧和南戏，对说白不全的元刊本和残折残曲均网罗摭拾。全书十二卷，其中杂剧八卷，南戏四卷。校勘主要工作为：一是确定杂剧作品收录时限；二是编排作家、杂剧顺序并确定剧作归属；三是确定校勘底本、校本；四是确定版式；五是编撰校记，并在每折后罗列。

二元杂剧校勘的文化特征

贯穿中国戏曲界的一个独特现象，就是大量卷帙浩繁、价值卓荦的元杂剧校勘著作不断涌现。这些著作，版本数目纷繁庞杂，名目形态各异，手稿与抄本、刻本并备，片言只语、孤文单篇与别集、选集、总集并列，时间跨度几近七百年。它为中国戏剧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阅读、研究文本，对保护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呈现出多方面的文化特征。

第一，元杂剧校勘是一个承续性研究课题。元杂剧校勘具体开始时间今已无从得知，最早文献记载始自周德清《中原音韵》，虽只言片语，却拉开了元杂剧校勘的序幕。自此后，星火燎原之势不可遏制，虽忽疏忽密，却断断续续贯穿了将近七百年时间。明代如徐渭、臧懋循、王骥德、凌濛初等人的整理校勘，清代如毛奇龄、张深之、何煌等人的校勘，近代如王国维、吴梅、郑骞、冯沅君、吴晓玲、宁希元、王季思等人的著作以及见诸公众的单篇论文，无不昭示了元杂剧校勘的持续性和恒久性，充分展示了古今学人的不懈探索和无私奉献。

第二，元杂剧校勘成果形态几乎涵盖了文献所有种类。从校勘名目来看，纷纭繁多，有校、注、评、新校、新注、新评等。从校勘方式来看，既有戏曲整理本、校注本、校评本，也有眉批本，还有一些单篇校勘成果和片言只语的论述。从编纂结果来说，有总集、选集、作家集及单行本。从文本来看，有抄本、刻本、抄校本、稿本。从校勘地域来说，形成了以大陆学者为主干，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和国外学者为补充的校勘队伍。从主体身份来说，有明清时期在戏曲学领域享有盛誉的曲学家，有近现代中西方学术思想结合的鸿儒大家，甚至一些刚投身此领域的新人也间有参与。这一特征说明了古今中外对戏曲艺术的喜爱和重视，也是中国古典戏曲艺术多元化和兼容性的充分体现。

第三，元杂剧校勘所体现出的鲜明阶段特性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动态和走向。纵观元杂剧校勘全过程，虽时断时续，几经起伏，但薪火不断。明代中晚期，大批造诣高深的曲学家投身于此，涌现了数目繁多的校勘成果，既有杂剧整理，也有点评，更显著的是出现了堪称典范的校勘著作。这一阶段的校勘虽还没有从戏曲研究中分离出来单列一门，但为后世校勘提供了珍贵的版本文献和方法论启示。清代校勘略显寂寥，但仍沿着明代学者开启的道路继续前行。近现代以来，元杂剧校勘再度勃兴，成果纷现。在一些珍贵典籍纷纷问世的带动下，元杂剧校勘蔚然风起，名作、名家作品集、总（选）集校勘层出不穷，并逐步迈向深入。这一阶段是杂剧校勘的丰收期，不仅校勘成为戏曲研究的一个重要门类，而且方法科学，渐趋成熟。20世纪90年代以后，杂剧校勘陷入了沉寂，虽然也有一些单篇论文出现，但不复前期风光。这种极不正常现象的出现，“反映的是90年代学术精神对传统方法的远离”，没有哪个学者会“穷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力知难而进去啃《元刊杂剧三十种》这样的硬骨头了” 。

第四，元杂剧校勘成果的丰富性为研究提供了具体可考的第一手资料。几近七百年的元杂剧校勘历程中，成果的丰富自不待言。明清时期，除了《西厢记》校勘，学者以各种方式进行开拓，如臧懋循、李开先等杂剧典籍整理，徐渭、李贽等蕴含个性的点评式校勘，赵琦美、孟称舜等人的整理点评，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杂剧校勘的前进，拓宽了杂剧校勘的范围，提供了珍稀的版本。近现代成果更显丰硕，从校勘作品来说，有总集，如卢前《元人杂剧全集》、王季思《全元戏曲》、王学奇《全元杂剧》等；有选集，如吴梅《古今名剧选》、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日本田中谦二《新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宁希元《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等；有作家作品集，如王学奇《关汉卿全集校注》、王文才《白朴集校注》、黄竹三《石君宝戏曲集》、冯俊杰《郑光祖集》等；有名作校勘，这主要集中在《西厢记》，吴晓玲、王季思等人先后做了校勘，尤其是王季思以数十年之功爬梳耕耘，后出转精。

第五，元杂剧校勘对象的不平衡性反映了各个时期学术研究之热点焦点。明清时期的校勘主要集中在《西厢记》上，虽然有一些其他剧作的校勘，但成就远远赶不上前者。近代以来，《西厢记》的校勘仍是热点之一。作品选集方面，主要集中在《元刊杂剧三十种》，前后有五位学者集中进行校勘。名家作品集也是关注热点之一，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等人的作品集深受关注。即或在名家作品集方面，也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性，关汉卿戏曲集前后有六位学者（单位）集中校勘，而白朴等人相对显得寂寥，至于其他作家作品和无名氏作品，则鲜有问津。

第六，元杂剧校勘研究的滞后性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校勘成果的丰富性与校勘研究的薄弱性形成鲜明对照。自周德清始，元明清戏曲理论家在理论著述中虽涉及元杂剧校勘，但由于进行元杂剧校勘仅出于整理目的或兴趣爱好，校勘仅是整理的服膺或进行论证的工具，加之戏曲是“小道”，其地位远不及诗文辞赋，杂剧校勘就更加等而下之，他们在校勘研究方面仅留下片言只语，更没有形成理论。20世纪以来，元杂剧研究颇得研究者青睐，校勘亦水涨船高，成果丰富，但校勘理论依旧滞后，方法论更为缺失，虽偶有学者进行研究，也只侧重某一方面，未能从视野、观念和方法等角度把元杂剧校勘研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全面观照和审视，未对其给予重点论述，致使元杂剧校勘研究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元杂剧校勘及研究的深入，21世纪初戏曲文献理论著作应运而生，孙崇涛《戏曲文献学》第三编《戏曲校勘学》从戏曲校勘任务、基本方法、体例、曲谱述略四个方面对戏曲校勘做了系统论述，标示着戏曲校勘学理论的建立。

近七百年来的元杂剧校勘，带动了古典戏曲整理和研究的繁荣，推动了戏曲研究的不断拓展，填补了戏曲史表述的不少空白，纠正了古代戏曲学认识的许多偏颇之处，是中国古典戏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戏曲研究史上占有非同寻常的重要位置。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本书研究意义

（一）研究现状

元杂剧校勘研究是一个新课题，对它进行初步审视和自觉观照严格地说是从20世纪才开始的。此前，元明清戏曲理论家如周德清等人虽有零星有关校勘的记载，但还没有人对这些校勘进行关注。20世纪以来，随着古代戏曲研究体系的建立，元杂剧的校勘亦取得了显著成绩，校勘作品迭出，元杂剧校勘研究亦被纳入研究视域，学者在校勘元杂剧的同时，以序言等方式对自己校勘的目的、版本、方法、体例、注意问题等加以说明，若将这些内容单独摘出，就是一部元杂剧校勘的发展史和研究史。除此以外，还有学者就元杂剧校勘做了研究，有的着眼于理论指导，如徐沁君《谈元曲的校勘、标点和注释——以〈中国历代作品选〉、〈中国历代文论选〉为例》、王季思与黄天骥《我们的几点想法》、王季思《怎样校订、评价〈单刀会〉和〈双赴梦〉》、朱光荣《略论元杂剧的校勘》、蒋星煜《元杂剧的版本与标目》等；有的就前人校勘成果进行评介，如隋树森《读〈新校元刊杂剧三种〉》、若水《古籍整理的一项新成果——〈集评校注西厢记〉简介》、霍三吾《一部划时代的曲学著作——读王学奇教授的〈元曲选校注〉》、张拱贵等《〈元曲选校注〉的成就》、黄季鸿《论王骥德在〈西厢记〉研究上的贡献》、王学奇《评〈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杜海军《赵琦美校勘杂剧之功及对戏曲文学发展的贡献——兼论孙楷第说赵琦美于脉望馆杂剧校勘无功说》、陈云发《〈元杂剧选解〉校勘有感》、黄仕忠《〈全元戏曲〉的校勘特点和意义》、裴雪莱《追寻文本的真实——〈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文献价值》等；有的对前人校勘进行补纠，如张增元《〈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补》、李崇兴《〈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商榷》、包建强与胡成选《〈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版本及其校勘》等；有的就自己校勘元杂剧的点滴做了记录，如徐沁君《〈元刊杂剧三十种〉校勘举例》、邓绍基《元杂剧〈魔合罗〉校读记》、许巧云《〈元刊杂剧三十种〉及其校勘释例》《〈元刊杂剧三十种〉校勘释例三则》、李蕊《元曲校勘札记》等。

综上所述，元杂剧校勘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1）校勘的不平衡性导致校勘研究的不平衡。明清时期的元杂剧校勘主要集中在《西厢记》; 20世纪以来，元杂剧校勘主要集中在《元刊杂剧三十种》《西厢记》和关汉卿、白朴、郑光祖等名家作品。与之相适应，元杂剧校勘研究亦聚焦于此。（2）校勘成果的丰富性与校勘研究的薄弱性极不匹配。自元代周德清始，元杂剧校勘成果之丰富自不待言，有总集、选集、作家作品集、名作等方面的校勘，其中以关汉卿剧作和《西厢记》校勘最为突出。相较而言，校勘研究的开展则极为滞后，成果极为薄弱。或为片言只语，不成系统；或仅着眼于自己校勘之点滴记录，视野不够开阔。虽偶有学者着力于此，亦只侧重某一方面，在元杂剧校勘的方法、观点、视野等方面均未突破诗文校勘园囿。迄今为止尚无人将元杂剧校勘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观照和审视。这是本书的根据依据和学术背景。

基于此，本书研究意义有三。首先，拓宽古代戏曲研究视野。许多专家学者都致力于元杂剧校勘，而研究相对落后，就此进行系统观照，对元杂剧研究来说无疑是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其次，展示古代戏曲研究方法。通过系统整理古代及近代学者对元杂剧的校勘，论证、分析、归纳其研究成果，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服务。最后，为今后元杂剧整理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元杂剧校勘研究在戏曲研究史上属于待开发领域，通过研究，可将前人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今后的戏曲文献整理之中。

（二）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1．主要内容

第一，元杂剧校勘学史研究。元杂剧校勘自元代周德清就已开始，明清时期，“南曲盛行于世”，北杂剧渐趋衰歇，其整理开始受到关注，臧懋循、赵琦美、王骥德等人均对其做了校勘，但都是有校无论。20世纪戏曲学家开始对此有所探讨，留下了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和论述，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梳理，即可勾勒出元杂剧校勘的历史。

第二，《西厢记》校勘研究。自明以来，学者留下丰富的《西厢记》校勘文本，渗透了他们对元杂剧研究的理念、方法、特点、风格，对这些文本进行解读，既是对《西厢记》校勘的回顾，也是对《西厢记》自明以来生存环境的探讨。

第三，《元刊杂剧三十种》校勘研究。《元刊杂剧三十种》发现以来，戏曲研究者对其加以校勘整理着力最多且成就最显，对相关校勘进行研究是对以往校勘成果的有益总结和提升。

第四，关汉卿、白朴等名家杂剧校勘研究。自明以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元杂剧名作家如关汉卿、白朴、郑光祖等人剧作的校勘亦备受关注，其中以关汉卿剧作尤为突出，对这些校勘成果进行研究，也是本书的重要命题。

第五，其他元杂剧校勘研究。其他元杂剧校勘成果虽不及上述杂剧突出，但对它们进行系统分析亦是元杂剧校勘研究不可或缺之一环。

第六，元杂剧校勘理论研究。前人在对元杂剧进行校勘时，都非常重视校勘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像吴梅、王季烈、郑骞、徐沁君、邓绍基、孙楷第、王季思、宁希元等人不但致力于元杂剧校勘，还在元杂剧校勘理论构建方面颇有建树，留下较为丰富的论述，本书将对这些论述在前述各部分中进行全面考察和审视。

2．基本思路

首先，钩稽元明清三代关于元杂剧校勘理论和实践，举凡涉及者均予以留意，并对其进行归纳分析，以复原元杂剧校勘在元明清时期真实状况。其次，搜集20世纪以来元杂剧校勘的各类论文和著作，凡以元杂剧校勘为对象的不拘何种形式的文字如随笔漫感和札记心得均纳入研究范围，尤其那些由不同专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完成的不同风格的校勘成果（像《元刊杂剧三十种》《西厢记》、关汉卿戏曲等），努力搜集不同版本；论文搜集则比专著搜集更为艰难，但唯有知难而进，才能全面展示20世纪以来元杂剧校勘全貌。再次，对上述两项以专题形式排列归纳，加以审视，分析它的体例、结构、内容、风格及其在治学门径上的独特之处与对整个戏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为未来戏曲研究提供资讯和借鉴，以期使本书研究成为具有真正文献价值、实用价值与学术价值的成果。

3．研究方法

本书在完成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以下四种方法。第一，全面调查法。举凡元、明、清三代戏曲理论著述中有关元杂剧校勘的点滴记载，自元以来对元杂剧全本或部分曲词的校勘文本，现代学者在前人校勘基础上所做的补充和修正，以及现代学者对元杂剧校勘的理论性文章，均属于本书搜集范围。第二，具体整理法。将搜集资料按一定原则和标准进行详细分类，写出本书研究提纲，为深入研究提供基础、平台和依据。第三，允当评介法。以专题形式对元杂剧校勘文本的时间、作者、内容、体例、方法进行评介，力求确凿客观。第四，审慎研究法。对每个元杂剧校勘文本进行解剖，分析其优缺点，尤其要指出其不足和错误之处，并尽可能地加以补纠，为后续研究和学习提供可信参考。

4．创新之处

《元杂剧校勘研究》属于具有实际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承续性研究课题。它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体现在本书的终期成果，这一成果是对自元末以来长达近七百年元杂剧校勘的一次整体检阅，通过它可以透析元杂剧研究的动态和基本走向，也是对元杂剧生存态势的一次整体观照。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视野开拓。本书是第一次将元杂剧校勘作为一个观照对象予以全面考察的有益探索，通过研究，明确元杂剧校勘历史、了解元杂剧校勘真实状况、分析元杂剧校勘方法，并在其基础上探索元杂剧校勘所遵循的规律，为今后戏曲研究开拓一个新领域。第二，方法探索。在观念和范畴上尽可能有所创新和尝试，从整体上对以前研究有所突破，能为今后研究提供一些新思路。第三，理论启示。通过对元杂剧校勘历史和成果的考察，对其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并尝试构建戏曲校勘理论框架，这也是本书试图创新的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