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城市化水平持续高速增长

城市化 ^[1] 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经阶段，是评价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前，全球已经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中。中国城市化也呈现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1978年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仅有1.7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7.92%。《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7年年末，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8.1亿人，比1978年年末增加6.4亿人，年均增加1644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比1978年年末提高40.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城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城市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明显增强。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5，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对于推进世界城市化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Northam）认为城市化的过程类似一条被拉平的“S”形曲线：城市化水平不超过30%为初期阶段，这一阶段城市化变动非常平缓；城市化水平处于31%—70%为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超过70%为成熟阶段，这一阶段城市化速度趋于平缓。可见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J.E.Stiglitz）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高科技对于未来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城镇化是我国增加内需的最大动力和扩大国内市场的源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全面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做出了明确的顶层设计与全面部署。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城镇化工作会议。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围绕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五大发展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同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户籍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的明确要求。此后，全国多个省份相继出台户籍改革具体方案。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印发，勾画出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路线图”。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到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5%。可以预见，城市化将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

城市化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新的形势、新的挑战、新的困难。城市是一个国家经济最繁荣、集中各种资源的地区。但根据中国城市“幸福感指数”调查显示：城市市民的生活满意度正在下降，多数居民感受不到幸福感（吴玥弢、仲伟周，2015）。可见城镇化在快速推进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少数大城市因承担功能过多、产业高度集聚，导致城市规模快速扩张，房价偏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凸显。而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滞后，产业支撑不足，就业岗位较少，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不足。《201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54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2015年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全国202个地市级行政区的5118个地下水监测点中，较差级和极差级的水质监测点占比超过60%。所以，要解决制约城市化的问题，还要从根本上改变发展方式粗放、可持续性差、资源环境成本高的城镇化模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政策，统筹协调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二 节能减排形势尤为紧迫

2016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81%。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0.53亿吨油当量，占世界总量比重为23%，其中煤炭消费量占全球消费量的50.58%。一方面说明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另一方面说明能源的有效利用率还比较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指出，二氧化碳为温室气体的主要部分，90%以上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排放是由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约为90%。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报告显示，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温室气体2015年增加且上升至最高纪录。世界各国对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达成共识：到21世纪末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之内，这将意味着2100年前全球将实现零碳排放。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还有提升空间，经济结构转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能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压力与日俱增，因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节能减排，不仅仅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更是中国未来自身发展的需要。当前中国每年因为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1%左右，2020年我国的GDP破百万亿元，也就是说损失大约是1万亿元，如果加总过去和未来，损失将不可估量。2007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该方案是中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的政策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该方案的颁布实施，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态度。我国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将单位GDP能耗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连续写入“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2009年我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2019年已全部提前实现。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2月12日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的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木材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仅为三十几年，远低于美国的43年、英国和法国的57年、德国的60年。“十四五”开局，“碳达峰”“碳中和”作为“十四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目标，被写入“十四五”规划。下一步，中国将继续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以更大决心和更大力度，努力实现碳中和愿景。

三 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尚存争议

城市一方面作为人口和产业集聚的集中地，是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生产者，据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和相关研究表明，城市产生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71%—76%。据经济合作组织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城市人口生活能耗比农村人口的生活能耗人均高出50%，城市建筑面积的单位能耗比农村地区高出3.5倍。因此城市的总能耗和排放水平比农村高出2.5—3倍。一方面城市对于能源的消费，一般可以占到能源消费的80%。可见城市化对于能源消费需求是巨大而不可避免的，城市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中心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和生产的集聚，社会转型、制度创新和技术革命更容易在城市发生，进一步带来高效的节能技术，有助于抑制碳排放（Parker、Rowlands，2007）。因此城市究竟是会驱动碳排放还是会抑制碳排放，取决于以上两种力量的对比情况。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诸多学者利用实证验证的方法考察城市化对环境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一部分学者如林伯强（2017）认为城镇化进程的基本特征就是高耗能产业的迅速发展和污染排放的大幅增加，因此不可避免地面临碳排放增加的挑战。另一部分学者如刘华军等（2012）则认为城市化对碳排放总量存在负向影响。那么城市化究竟是驱动了碳排放还是抑制了碳排放？城市化在不同的地区对碳排放的影响是否存在不同之处？如何解释城市化促进碳排放和城市化抑制碳排放同时存在的现象？

在此背景下，本书首先从理论上探析了城市化影响碳排放的机制，在分析城市化和碳排放现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我国区域发展差异相对明显，不同地区城市化对碳排放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为此，在分析了全国整体层面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之后，进一步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三大区域层面考察了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区域差异，通过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对城市化水平影响碳排放的门槛值进行检验。 OJEmgDWVX0r0wCr46Y/4BgZyKHpCGfmLz+Gez1W/mixAavhY5a9fyTNQbYEkjdw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