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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享有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儿童早期照顾是决定一个人身体、智力与心理发展的黄金期。在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时期，儿童照顾都是在家庭里完成的，是家庭的基本功能之一。 [1]
20世纪中期以来，儿童的早期照顾安排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儿童在家庭以外的地方接受照看和教育，2010年，在经合组织（OECD）30个成员国中，平均有32.6%的3岁以下儿童，每周接受14—41小时的公共或私立日托照顾。 [2]
在中国，不同时期的儿童（3岁以下）早期照顾安排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强政策支持阶段（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城市中，儿童早期照顾政策与社会服务的供给较为充足，托育机构成为照看和教育3岁以下儿童的重要主体之一；强家庭责任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0年左右），随着“单位制”的消解，儿童早期照顾政策与社会服务支持逐渐减少，托育服务的比例大幅下降，家庭几乎承担儿童早期照顾的所有责任；政策重构阶段（2010年代初期至今），儿童早期照顾问题逐步重新得到重视，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为其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如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儿童早期照顾社会服务供给开始呈增长趋势，同时，家庭仍然在儿童早期照顾方面承担着较大压力。
目前，我国3岁以下儿童的早期照顾社会服务发展仍然不够充分。2006—2016年，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为4.8%，入园率为15.6%，其中公立机构占30.3%。同时，3岁以上幼儿入园入托率相对较高，共计80.8%，公立机构占34.9%。 [3]
如何重建社会儿童早期照顾支持体系、投入公共资源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国际经验表明，儿童早期照顾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在儿童早期发展、缓解家庭压力、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其次，我国面临着生育率低迷、女性工作与儿童照顾之间的冲突、儿童早期发展水平不均衡等问题，均与儿童早期照顾政策与服务的发展息息相关。最后，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了飞跃，但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2.4%。 [4] 我国社会资源是较为有限的，面临着复杂多样的社会需求，如何在各种社会事务间有效分配资源才能真正满足社会需求、实现优化配置？无论在儿童早期照顾或在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中，只有了解了真实的需求，才能进行合理的投入、有的放矢的规划，从根本上确保有效使用社会资源。由此，产生了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第一，我国大城市儿童早期照顾的需求状况如何？在不同时期、不同儿童照顾政策与社会服务支持下，儿童早期照顾中的需求状况、特点、影响因素是什么？如何在政府、家庭、社会等多方需求表达之中，确定真正的早期照顾需求？第二，当下需要关注和回应哪些需求，从而更好、更合理地推动儿童早期照顾服务体系建设？第三，大城市儿童早期照顾的需求研究，能否对社会服务领域的需求理论发挥一定补充作用？
在社会科学领域，需求研究是一项基础性研究。社会服务本质上是满足不同群体社会需求的社会活动。想要满足需求，首先要了解需求。在某项社会服务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对于社会服务需求的确定是前提。目前，对于我国儿童早期照顾领域的需求研究相对较少。对于中国大城市儿童早期照顾需求的研究，厘清过去几十年和当下在这一领域的需求状况、特点、影响因素，在实践层面有助于确定是否需要或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方面需要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力量的投入，是进一步推动儿童早期照顾支持体系建设的前提条件，并对明确儿童早期照顾服务发展方向有重要意义。
在理论层面，适用于社会福利、社会服务领域的需求理论框架较少，本书将布莱德萧的社会需求类型论作为研究的基础理论。同时，一方面，已有研究发现，社会需求类型论在实践运用中存在不足之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服务水平方面发展的不同，已有西方需求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需要进一步思考。本书以中国大城市儿童早期照顾需求研究为例，在已有需求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扩大需求理论适用范围、优化需求内容、探索需求互动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对社会福利、社会服务领域的需求理论进一步补充完善，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服务需求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