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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范式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为了更好地研究我国电影国家形象的塑造、接受与传播策略，本书所涉及的基础理论主要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电影心理学理论、接受美学理论和大众传播理论等。
一是意识形态批评理论。马克思在继承前人对意识形态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认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使自己的存在更具合法性，常常采用特殊的话语策略和隐蔽手法，掩盖了意识形态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因为生产方式所导致的阶级差异，而造成获取生活必须资源的不平等，这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会引起某类重大冲突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大众媒体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的内容是由阶级关系所决定的，其作用在于巩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马克思之后的列宁、卢卡奇、葛兰西、伊格尔顿等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的阿尔都塞也都从不同角度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影响较大。法兰克福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了文化工业，认为大众文化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培植符合统治阶级意识的文化，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是一种牢固的“社会水泥”。马尔库塞认为文化工业抹杀了文化的鲜明个性，造成人们的虚假需要，把人们禁锢成“单向度的人”。法兰克福第二代的哈贝马斯和第三代的霍耐特都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理性”和“公共领域”两个重要概念，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公共领域遭受到了政治领域和商品经济领域的双重侵蚀。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则代表着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评理论的一种新趋势和新进展。霍耐特在极具批判性的后形而向上学语境中，努力回答了“为什么我得承认你”“如何实现承认”这两个问题，实现了社会批评理论的伦理—政治转向。
所有文化产品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任何文本的背后总是隐含着某种价值体系或观念系统。电影也是潜藏着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电影意识形态的灌输与表达或者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或者是直接投射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我们可以通过揭示意识形态来对意识形态内涵进行分析和阐述。“当代人类社会的真理问题首先是政治道德问题，其次是文化政治问题，最后才是如何穿越政治、道德和文化之多样性或多元差异性鸿沟，达成普遍意义共识的人类真理问题。”
二是电影心理学理论。本书所涉及的电影心理学理论主要包括电影审美场境理论和缝合理论等。电影心理学理论就是从心理学视角出发，研究电影艺术作品创作与接受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规律。1916年德国闵斯特堡就在其《电影：一次心理学的研究》一书中，从审美心理生成的角度对电影作了全面考察，分析了心理机制同观影感知的关系，从观众的注意力、记忆、想象、情绪等方面描述电影中的世界如何通过画面运动感和纵深感而流进观众的“意识形式的铸模”。后来，法国的安德烈·马尔罗、安德烈·巴赞、让·米特里等也分别从电影表现手段、影像特征等方面探讨了电影与观众的关系以及观众对电影的深层次心理需求。20世纪60年代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拉康的镜像理论逐渐被引入电影心理学研究，形成了精神分析电影理论。
从电影心理学视角来看，影片就是一种电影艺术的审美场境。所谓艺术，就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而电影艺术则是由社会现实、影片创作主体、电影艺术作品和电影接受主体四要素组成的审美活动场境。在电影艺术这个场域中，由创作主体创作出来的、反映社会现实的电影艺术作品对电影接受主体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影响作用，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满足接受主体心理需求的基础上的。
“缝合”一词最早缘于拉康在1965年2月的一次研讨班上，拉康用之来说明主体生成语言意义的过程。拉康同意索绪尔所说的符号具有任意性的观点，但却认为这种任意性不再是能指与所指相对应的意指关系，而是脱离了所指之后飘浮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联。为了阻止能指的这种不确定性的浮动并使意义固定下来，就需要建立一些“缝合点”，对缺失感提供想象性满足。缺失感被满足的过程就是缝合，缝合弥合了主体身份在辨识与误认之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裂隙，是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联结。对于拉康来说，缝合具备了一种稳定性，是一个主体建构的过程。米勒主要从“缺失”与“缺席”角度对缝合理论进行论述，认为缝合作为缺失的替身而出现，它开启了主体进入语言秩序的通道。一个被赋予意指结构的能指允许主体进入象征秩序中，这个能指代替了缺席的主体。电影银幕也是某种缺失的替代品，电影将虚构的故事搬上银幕，使缺席成为在场，同时观众并不存在于银幕上，银幕又使观众的在场成为缺席。在这种缺席与在场的交互作用下，观众既是建构者有时被建构者：一方面，观众使电影文本产生意义，是意义的生产者；另一方面，观众又是本文本所定位的主体，是经由文本所表述的内容。在建构与被建构的过程中，观众成为分裂的主体。
好莱坞的叙事电影便是通过经典叙事手法带来的幻觉弥缝合了这两种主体的分裂，观众既是意义的建构者，同时被无缝地缝入电影的意识形态中，成为意义的被建构者。
本书对电影审美场境理论和缝合理论的援引主要是为了探讨观众的接受心理和接受规律。接受美学理论认为，艺术创作过程的完成并非艺术活动的完成，接受者接受的完成才是艺术整个过程的终结。任何艺术作品文本的意义都是未定的、潜在的，艺术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只有经过接受者的接受和再创造才能实现。对于整个艺术活动过程而言，接受主体对艺术作品的接受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探讨艺术活动传播策略与传播效果的关键所在。
三是大众传播的基本理论。本研究所运用的大众传播理论主要涉及议程设置、框架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和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等。科恩（1963）认为，大众传播不能让受众怎么去想，但在让受众想什么很有效果。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最直接来源。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在《大众传播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论证了科恩等人提出的议程设置猜想的成立。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介通过对不同的事件赋予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来影响人们对事件重要程度的认知。框架理论源自贝特森，由戈夫曼将这一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再被引入大众传播研究领域。戈夫曼认为框架是个人看待事件视角、思路或诠释图式，是个人将社会经验转变为主观认知时所依据的一套规则，人们可以根据这套规则认识和阐释客观世界。
[3]
在此基础上，学者吉特林（Gitlin）将框架理论进一步概括，认为框架是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
[4]
。另一学者加姆森（Gamson）认为，“框架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界限和架构，前者指取材范围，后者指解释客观世界的构架”
[5]
。框架是一种认识和呈现事物的结构，通过对事物进行选择、放大和加工来突出某种特定内涵，从而表达某种思想与文化内涵。框架是人们认识、阐释与陈述的一种持久稳固的方式，人们通过框架（无论是语言的还是视觉的）来组织符号、理解世界和表达思想。框架要么隐含在文本当中，要么隐含在人的认知当中
，人们通过一定的框架来解释外在世界并构建对社会现实的想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延伸。媒介在议程设置时，使用框架的方法去挑选内容，使内容与框架趋于一致，并按照框架的方式去建构内容。人们头脑中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往往是媒介框架仅仅强调事物的某些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而导致的。
“沉默的螺旋”理论是德国社会学家纽曼在1973年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为了防止因孤立而受到社会惩罚，个人在表明自己的观点之前要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者“优势”意见时，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当发现自己属于“少数”或者“劣势”意见时，一般人会由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者附和多数人的优势意见。纽曼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影响公众意见方面确实有很强的效果，这是因为大众传播具有累积性、普遍性和共鸣性三个特质。累积性是指信息的传递活动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和重复性，普遍性是指媒介信息的抵达范围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共鸣性是指媒介报道的内容具有高度的类似性。纽曼在1993年出版的《沉默的螺旋：公共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舆论是个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的变化、调整自己适应环境的行为的“皮肤”，舆论在维持社会整合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防止由于意见过度分裂而引起社会解体。舆论指的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所普遍关心的某一有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在现代传播技术发展迅速的今天，人们主要依据大众传播媒介来观察意见环境状况，他们通常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呈现的意见就代表了多数人的想法。对具有争议的议题上，如果人们认为舆论与他们的意见相距甚远，他们会倾向于对该议题保持沉默，导致“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社会生活中占压倒性有时的“多数以及”——舆论就由此产生。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衍生于“传播与国家发展”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传播学批判性研究的产物。早期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以国家主权为核心，注重分析社会、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认为西方媒介对第三世界的“文化输出”具有侵略和控制等负面的影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发展的新形式。20世纪80年代后，传播研究者对“媒介帝国主义”影响过程中内外因素的作用，以及西方文化的实际传播效果，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产生了热烈的争论，推动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全球化”与传播霸权的讨论，使早期“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宏观性的批判研究取向，再度引起传播研究者的重视和思考。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考量，也已超越媒介与大众传播的领域，是世界各国面对新的世界格局与“全球化”的挑战，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探寻21世纪的国际战略和竞争决策的重要依据。“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性思想，让我们在现今所面临的传播环境中保持清醒和冷静的头脑，“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全球性思维，也启示这我们以全新的姿态迎接国际传播的挑战。
总之，从媒介视角来看，在中国形象的表述上，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把电影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和文明冲突的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通过电影媒介帝国主义对中国形象的某些特征进行反复展现和片面刻画，设置了中国形象或华人形象框架。这些框架对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电影媒介对中国形象特征所进行的选择性呈现和反复性强化，通过电影的经典叙事将观众“缝入”其中，对人们建构中国形象或华人形象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众传播的效果理论和电影心理学的“缝合”理论，有助于认识西方电影媒介妖魔化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机制，也有利于探索我国电影国家形象的创作以及海外接受与传播路径。
电影是一种世界性语言，具有强大的思想传播的功能，是中国文化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媒介。电影作品的内容表达与制作水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塑造好我国的国家形象，展现好我国的国家形象，这既是我国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又是当前全球化环境下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技术性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电影作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工具与渠道，既要有国际传播意识，又要创新讲故事和塑形象的方法。作为国家形象重要承载工具的中国电影，在国际传播力上还存在不足，我国电影的海外传播力与影响力并没有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步，我国电影的文化软实力水平没有与当前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步，与欧美国家甚至亚洲一些国家的电影国际传播力相比还存在差距。
鉴于当前我国电影发展状况，本书力求较为深入、系统地对我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的创作、接受与传播问题进行探索与分析。研究的重点是通过分析我国电影国家形象海外传播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中国电影国家形象海外传播策略，目的在于提高中国电影国家形象国际传播效果，更好地发挥电影“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好中国形象”的重要作用，为提升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软文化实力、应对全球化环境下国家软实力的竞争形势做出更大的贡献。
为此，本书按照以下思路对中国电影国家形象传播进行较为综合性的跨学科的剖析。首先，对我国电影国家形象海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明确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找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从而明晰从哪些方面着手去解决问题。其次，对电影审美场境和国家形象接受进行分析，揭示电影受众接受心理运行机制，突破国家形象传播瓶颈。通过考察国内外受众心理接受的运行机制，打造合理的电影审美场境，找到电影更好地传播中国形象的突破口。再次，依据大众传播学和电影心理学理论，从概念、审美、符号、情感四个方面考察电影对中国形象的承载路径，寻找有效塑造与提升中国形象的办法。最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出中国国家形象海外传播的策略体系，探求中国国家形象顺利到达国外受众的途径，以提升电影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效果，加强电影展现国家形象的推动作用，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
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偏重解释性的定性研究，也是一种综合性研究，运用了多种理论资源与批评方法。电影媒介产品不仅仅传递信息，还借助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功能以及这些符号的反复出现传播某种隐含的意识形态，通过电影文本传递并建构某种价值体系。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揭示电影是潜藏着意识形态的神话，其意识形态的灌输与表达或是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或是直接投射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揭示电影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可以对意识形态内涵进行分析与阐释。电影审美场境理论和缝合理论则有助于分析受众的接受心理，使用这种导语心理学的方法可以从受众接受心理方面更深刻地了解电影文本的意义是如何潜入观众的潜意识幻想中的。运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和框架分析的方法可以研究电影媒介如何对影片内容及其呈现进行选择、强调和排除，使某些固有偏见在电影里更加突出与强化，从而形成受众头脑中的“刻板印象”。而“沉默的螺旋”理论和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又告诉我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电影媒介技术在国家形象塑造及文本意义传播上占据着优势，如果我们不能在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过程中积极有效地呈现中国形象或华人形象，那么美国好莱坞电影中关于中国形象的歪曲的甚至是妖魔化的“刻板印象”将会在国际社会中越发“大声疾呼”，而更加真实与全面的中国形象将“更加沉默”。正是基于为了纠正这种“螺旋式”扩展的使命感和迫切感，本研究力求从多种批评理论与批评方法的视角，更全面、更精确、更审慎地进行一种综合性的研究。
同时，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注重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描述性研究与阐释性研究相结合。在电影文本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内容分析法，从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中梳理出中外电影对中国形象的整体面貌特征的表述以及中外电影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总体面貌之间存在的差异，具体从故事主题、人物塑造、视听叙事、时空关系等方面来表述这些差异的表现，并将之放到更广阔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等视阈下展开分析与透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好莱坞电影占据世界电影市场相对垄断的地位，影响着全球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思想观念乃至审美品位。好莱坞电影通过宏大壮观的场面、惊心动魄的特效、跌宕起伏的情节、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演技高超的明星，使美国意识形态精细地植入电影的形式与结构中。美国好莱坞电影中包含着对中国形象或华人形象的歪曲或片面地塑造，这些歪曲与片面的形象严重影响海外受众对中国形象的正确认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本研究从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角度出发，探讨电影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策略，这一学术探索既符合我国国家形象传播的战略需求，也符合我国国家发展的使命要求。我国现有的电影国家形象传播水平落后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提高我国电影国家形象传播的效果、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成为本书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中国形象常常被西方“异化”，而电影可以通过不易被标签化的娱乐方式，更容易穿透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传播壁垒，对海外观众产生强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发挥国家形象塑造的强大作用。电影是一种包含着民族文化思想的重要大众传播手段，电影既是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表现手段。国家形象与文化软实力之间是相互辩证促进的，电影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积极有效传播，无疑也将有助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水平。
[1] Anthony D.Smith, National Identity , Reno , Las Vegas: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pp.9-10.
[2] Anthony D.Smith, National Identity , Reno , Las Vegas: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p.11.
[3] 参见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 New York:Harper & Row, 1974.
[4] 参见Gitlin, T.,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5] Gamson, W.A.and Modigliani, A., 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ffirmative Action ,in R.D.Braungart （ed.）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Greenwich:JAI, 1987: 3, 137-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