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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影经历了不断的变革与发展。2010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意味着我国要努力实现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历史性转变。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不仅需要法律和机制的保障，还需要艺术和理论的创新。
有关电影与中国形象的研究，学界对这一问题日益高度关注，并进行了逐步深入的探讨，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中国形象研究。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布丁（Boulding, K.E.）的观点，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它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
国家形象建构了民众关于一个国家的知识和想象体系，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与话语权以及国际事务参与和国际交往活动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国家形象认知研究对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意义重大。从现有研究现状来看，基本上是从媒介和国家主体这两个维度来探讨中国形象问题，这两个维度又都存在“他者”与“自我”两种视角。因此，现有研究主要从四个象限来研究中国形象认知，即“他者”媒介中的中国形象、“自我”媒介中的中国形象、他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本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
首先，从“他者”媒介来看，主要探讨国外新闻报纸、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主要包括小说、诗歌）、教科书等不同媒介中所展示的中国形象及其发展变化。在新闻媒体方面，美国、英国、俄罗斯、德国、日本、越南等国外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正面评价与负面评价并存，大多数媒体存在误读，有的媒体负面报道占主导地位（周勇、郑敏，2010；朱锡明，2012; O.A．巴库林，2008；贾文键，2008；蔡馥谣，2014；张玉，2007；黄敏，2013）。在影视方面，美国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和华人形象多有贬低、嘲讽、暗淡的含义（柳迪善， 2009），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好莱坞电影上的中国和华人形象有了更多正面表现和更丰富、积极的内涵（徐艳蕊，2013）。法国影视中的中国形象从开明、富饶的中华文明演变成落后、野蛮的中华帝国，即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和华人形象仍然被定位于“异域”“他者”的弱势形象（程平，2006；佘振华，2012）。德国电视纪录片有关中国形象的报道正、反面都有，对中国历史、文化报道比较正面，总体上积极态度占主导地位（冯德律，2007）。在文学作品方面，西方文学领域中的中国形象被他者化和异质化为一个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构想物”（吴秀明、方爱武，2010；葛桂录，2005）。在教科书方面，美国当代社会历史教科书中把中国塑造成一个断裂的“他者”形象——文明的“反面”、多变的“异端”（蒋柳，2015）。日本的小学教科书中有大量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日历史的中伤和误读，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充满意识形态的极端（谭建川，2013）。其次，从“自我”媒介来看，主要探讨中国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所展示的中国形象及其发展变化。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展示较为模糊，要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展示中国形象，还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者（黄建、郑淑梅，2011）。陈林侠（2012）认为中国电影以乌托邦方式塑造中国形象，缺乏辩证思维。李娅菲（2011）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电影工业在受西方话语秩序牵制的不利现实下，塑造的多是“旧民俗化”“新都市化”和“武侠化”的中国形象。再次，从他国民众视角出发，探讨了国外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比如王晓玲和董向荣（2010）通过焦点小组访谈方法研究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结果表明，受访者对中国的认知和情感都偏于负面，对社会主义制度存有偏见，认为中国的食品、治安、环保、市民修养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威胁韩国。拉美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基本正面，但存在矛盾，对华印象参差不齐（候慧艳、李守石，2015）。印度对中国形象的概念比较模糊，没有特定的认知基础和意识形态立场。
阿拉伯世界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总体上呈现的是正面、积极和友好的形象（朱建荣， 2015）。上海的外国留学生对中国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具有一定程度负面评价，但对中国和平、负责任的国家形象以及中国人的文明素质等均有较积极的评价。最后，从本国民众视角来看，主要探讨如何在“他者”眼中的、有偏差的中国形象环境中建构真实的“中国形象”。何辉（2006）认为要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社会、人权、医疗卫生、中国人形象方面进行中国形象定位。刘刻（2009）认为中国形象塑造应该解构“他者”意识和“他者”身份，以平等主体身份去建构国家形象，将中国形象建构上升到文化理论、哲学理念层面。
此外，从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来看，一个是乐园般光明的中国，一个是地狱般黑暗的中国，两种形象的转折点在1750年。20世纪后西方的中国形象依然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摇摆（周宁， 2005）。《中国形象》的作者乔舒亚·库伯·雷默认为，在过去近30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形象”却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很多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还滞留在以前的陈腐观念中，存在固执的偏见和一味的恐惧。
总之，通过梳理中国形象研究文献，不难发现以下两个特征：首先是研究主题高度集中，多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报纸新闻媒体、文学等历史文本中研究中国形象的建构及其历史变迁，对发展中国家眼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较少；其次是研究方法以内容分析、话语分析和比较分析为主，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实证研究较少。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民众关于中国形象认知进行研究，考察中国形象塑造过程中是否存在问题以及如何改进。
二是电影接受研究。国内对电影接受研究不多，缺乏系统的电影接受研究。早期有郑正秋与张石川的电影“教化观众”与“娱乐观众”之争。此后的中国电影理论基本以教化观念为主体，钟惦棐（1981）提出应重视电影观众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之后，中国电影研究者开始关注心理的研究（如张卫、章柏青，1994）。秦俊香（2009）研究影视艺术从创作到接受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规律。彭玲（2006）关注影视再现中的心理现象以及影视传播中的心理研究。宋家玲和宋素丽（2010）则多维视角分析影像表达心理、影视叙事心理和影视审美心理。国外的电影接受研究相对较多。比如，德国的闵斯特堡（1916）从视知觉的生理和心理学角度来解释电影影像的纵深感和运动感。美国的鲁道夫·阿恩海姆（1923）研究了电影作为活动影像及其视觉表现手段的艺术特征。法国的安德烈·马尔罗对电影的蒙太奇、对话等电影表现手段以及电影的影像特性进行了心理学的描述。安德烈·巴赞（1945）探讨了观众对电影深层的心理需求。让·米特里（1963）运用心理学原理论述了电影的结构、形式、造型、蒙太奇、音响、音乐、光影色调等方面的问题。20世纪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拉康的镜像理论被引入电影心理学研究，形成了电影精神分析理论。罗杰·奥丁（Roger Odin, 1994）的半实用主义电影理论研究电影观众的能力。最近，思维和认知的研究导致电影理论中对身体及其情感的关注也很普遍，比如雷蒙·贝洛（Raymond Bellour, 2009）把注意力转向了与电影本体密不可分的观众的身体，对电影和催眠、情感感悟作了比较研究。玛丽 -何塞·蒙赞（Marie-José Mondzain, 2007）的哲学著作《人类旁观者》也重新引起了国外电影研究者对电影观众研究的关注。
三是电影国家形象研究。国内有关电影国家形象的研究论文从21世纪初开始出现，2009年起研究渐热。从研究领域来看，电影国家形象研究主要受到传播学、国际关系学、文学、电影学等领域学者的关注。关于电影国家形象的概念，刘辉（2013）提出，它是观者在观影过程中形成的，把具体的电影影像上升到国家总体影像的感知经验，并包含认知评价的在场性的知觉—意识总体。关于中国电影与中国国家形象，倪震（2009）认为电影中的中国形象未能反映中国变化，中国电影塑造国家形象需要强化现代性、国际性意识以及多元化、综合化的艺术表现；尹鸿（2009）则强调，在塑造国家“软形象”方面，电影必须掌握更大的市场话语权和主动权；饶曙光（2009, 2018）认为，要加强电影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电影产业塑造中国国家形象和改变当下中国国家形象“他塑”的局面的关键。王一川（2009）探讨了中国电影中的国家形象表现方式，认为国家形象需要更加柔软化，以具有柔性而深远的感召力，实现对外输出中国价值和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程波（2012）、徐峰（2000）等分析中国电影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国家形象建构问题。倪素香（2018）认为，要加强国际援助与大众传播的相互协调，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外方面，安内利·莱赫蒂萨洛（Anneli Lehtisalo, 2015）在探讨瑞典电影文化与芬兰电影文化的关系时，分析了国家电影和国家等级的概念是如何在跨国电影传播进程中形成的，这些进程发生在不同国家和文化网络中。曹青（Cao Qing, 2007）以通过案例来分析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认为西方对中国的观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西方的自我认知及其对“现代性”的看法，西方眼中中国形象的波动变化与西方的利益相对应。
四是中国电影传播研究。中国电影传播研究与电影国家形象研究联系紧密，电影里讲述的中国故事及其受众接受是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重要载体。杨乘虎（2018）认为，中国故事由中国面貌、中国气质、中国价值三层内涵构成，外化为特色性、共享性的国家形象。徐占忱（2014）分析了当前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的现实困难和主要问题，提出多策并举的破解之策。姚晓东（2010）探讨了美国媒体国际传播经验，提出了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问题及对策。陈林侠（2011, 2012, 2014）从跨文化等视角考察了中国故事的电影叙事特征以及中国故事在国外电影市场的竞争态势。黄会林（2014）认为，中国电影海外传播对国家形象的建构有促进作用，未来还需要将中国电影国际传播提升到战略性高度予以推进。常圆（2018）则从话语的角度探讨了当代中国电影对外传播应建构起建立在与世界各国生活相契合之上的话语框架，这是海外观众理解并接受中国故事的最低要求。单彤（2018）探讨了中加合作拍摄的中国纪录片在跨国生产模式、叙事模式、戏剧发行等多维度上的创新模式，认为跨国联合生产既是一个动态组装的过程，也是一种对抗不断变化的行业条件和监管环境的临时战略。加里·贝廷森（Gary Bettinson, 2013）总结了关于中国电影如何走向西方世界的观点和看法。玛格丽特·希伦布兰德（Margaret Hillenbrand, 2012）分析了中国电影的色彩运用和色彩叙事，认为色彩叙事是对电影作为奇观和电影作为故事讲述这种二分法的挑战。谢尔登·H．卢（Sheldon H.Lu）分析了中国电影的四种范式（国家电影、跨国电影、中文电影、华语电影）的起源、特点以及优缺点。
五是电影意识形态研究。国内方面，郝大铮（1989）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动态、多元的体系。张显龙（2010）考察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在美国电影中的体现。靳海涛（2016）等阐述了电影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受众的作用和影响。陈林侠（2017）等认为影像叙事是传达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手段。陈晓云（1998）、刘海奋（2016）等分别就西方电影意识形态话语、国产电影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和话语策略进行了分析。李显杰（2004）则探讨了电影修辞格的选择和修辞手法的运用与意识形态立场的密切关系。陈旭光（2014）等分别从政治控制、民族问题、意识形态发展等方面探讨电影意识形态功能。江月英（2007）从影片对为人处世、行为态度的描绘和评价方面探讨电影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观众意识形态接受的影响。杜彩（2012）、赵昆鹏（2010）分别从影视作品的精神表现和受众心理方面探讨电影意识形态塑造的功能作用以及中美意识形态功能与策略的区别。国外学者贝·巴拉兹（1977）、斯蒂芬·希思（Stephen Heath, 1981）、尼·布朗（1988）、让-路易·博德里（1989）等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来说明电影的特性。莎拉·汉布林（Sarah Hamblin, 2014）等认为影视节目通过娱乐或厌恶等“意识形态腹语术”成功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弗朗西斯·尚尔（Francis Shor, 1984）认为影片是对历史碎片的选择，反映的只是不同的群体对历史的诠释和理解。亚历山德拉·凯勒（Alexandra Keller, 2003）认为里根政府以来的美国西部片的重新崛起不是对美国过去记忆的遗忘，而是用新的历史体系来构建未来。莱斯利·菲什拜因（Leslie Fishbein, 1983）、艾伦·森尼特（Alan Sennett, 2014）认为，影片揭露政治，任何电影技术和美学都不可能独立于政治而存在。
综合以上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可以发现，现有相关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电影心理学和电影国家形象研究为本课题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2002年以来，学者们对电影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塑造国家形象进行了初步探讨，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为本课题提供了参考和启发。二是国内外学术界都重视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国内偏重从意识形态的理论层面和功能层面加以探讨，而国外偏重于对意识形态在电影中的渗透及其对受众的影响分析，国内外研究所基于的意识形态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是存在差异的。三是对多种题材和类型的影片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案例分析，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然而，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首先，虽然意识到电影媒介对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性，但对如何塑造国家形象，还是缺乏具体论述和在实践中可操作的策略方法。本书认为，应该从受众接受这一关键的突破口出发，寻找电影展现中国国家形象的路径和策略。其次，国内现有研究更关注的是从传播者角度探讨电影如何讲述故事，对如何有效传播中国国家形象则缺乏应有的挖掘，从传播效果角度对国家形象海外传播路径和策略（即如何使他者认同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很少。而国外则更注重对电影传播效果的研究，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重视。最后，电影国家形象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待丰富和拓展，亟须针对性强、能够指导电影创作和电影传播实践的研究方法创新。因此我们需要开阔视野，探索实用性强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将国家形象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电影研究打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