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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影虽然也在不断探索展现与塑造国家形象的方法与途径，但依然没有充分发挥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积极作用。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中国社会都拥有那么多的真善美，但是我们的银幕上却充斥着那么多的假恶丑。这令我们不得不反思以下问题：为什么在好莱坞和迪士尼的作品中展现出那么多的真善美？为什么充满着真善美的好莱坞和迪士尼作品能够获得巨大的商业与产业的成功？为什么我们的不少电影却常常以欺诈、丑恶、虚幻、暴力和色情来吸引观众的眼球？
中国电影创作以及中国电影国家形象传播到底遭遇了哪些亟须解决的瓶颈问题？
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电影在国家形象的塑造方面，未能充分发挥电影反映民族特性、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好莱坞电影在全球的强势传播和营销为实现美国的国家战略和赚取文化产业利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娱乐至上的表象下，好莱坞电影无时无刻不在输出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和信仰，并让人们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接受并认同其核心价值观念和信仰。好莱坞电影利用精英文化草根化、民族民俗文化大众化、古典文化现代化等方法，将任何题材、任何故事、任何人物都用来表现其主旋律的主题，利用八股文式的故事讲述方法，让各种文化都“为我所用”。
此外，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也都通过政府计划推动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并在电影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强化“国家形象”的塑造和推销。英国电影人从始至终都明白电影的意识形态作用和文化价值。英国著名电影学者希格森指出，民族电影内涵的精髓在于内容的展示，而内容和核心包括如何展示国家特性，如何渲染国家特性的神韵，如何建构民族感或国家形象。 [4] 英国的纪录电影运动、新浪潮电影、遗产电影和社会现实主义电影等纷纷展示了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形象，君王画像、后殖民电影、少数族群电影也呈现出联合王国、帝国情节、多元文化等鲜明的英国特性和国家形象。英国电影在塑造国家形象、宣传英国文化方面发挥着积极而深远的作用。英国电影善于通过充满戏剧冲突的叙事、精彩的特技以及对善恶两类人物的塑造，对英国文化和英国形象进行正面刻画和渲染，使世界观众通过电影加深对英国国家形象的好感与认同。
实际上，国家形象的电影想象与建构是一个涉及“他像”和“我像”“他构”和“我构”的多元传播共建的系统工程。中国电影是“我像”和“我构”的表现域，它以形象主体身份进行国家形象的自我想象与建构，异国电影则是“他像”和“他构”的表现域，它以形象客体的身份表达了国家形象的他者想象与建构。
前面章节里所探讨的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形象，是属于中国形象的“他像”与“他构”，而我国电影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则属于“我像”与“我构”。在以好莱坞为首的西方电影对我国形象进行丑化和妖魔化的同时，我国电影未能充分发挥电影建构国家形象的作用，未能像英美电影那样及时、有力、有效地展现和塑造出一个积极、正向的本国国家形象。
我国电影里要呈现什么样的国家形象？中国国家形象包含哪些本质属性和特征？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要进行深入思考并且具有较为清晰的概念界定，才能使中国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定位更加精准，使电影里塑造出来的国家形象的立意更加清晰，否则不清晰的国家形象定位，再加上高语境的台词话语、牵强的故事情节安排、干瘪的人物性格塑造、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就会严重干扰我国电影国家形象的海外接受和理解，使国外受众难以有效领会我国国家形象的核心概念，从而降低我国国家形象的感召力度。
从前面所阐述的我国相关研究现状来看，虽然学界和业界对电影与国家形象已有较为丰富全面的、视角多维的研究，但是，在全球跨文化语境下中国电影对中国形象的“我构”总体上仍处于较为散乱的状态，对电影国家形象的定位依然模糊不清。在“我构”方面，我国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仍然存在一些观念上、创作上和传播策略上的不足，这些问题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这一重要论述不仅从战略高度明晰了中国国家形象的丰富内涵，而且也为我国电影国家形象塑造指明了新的定位方向。
从当前的电影国家形象海外传播情况来看，我国电影所呈现的中国形象仍落后于当前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即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国电影在题材与内容的选择上，依然是偏爱于对过往的旧时代、旧观念、旧人物形象进行呈现，热衷于表现苦难、贫穷与落后。这对于国内受众来说，可能容易产生浓厚的历史感和缅怀之情，但是，对于国外受众来说，就极易造成误解，使其在脑海中形成“旧中国”印象。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电影创作主动迎合了海外受众头脑中的“旧中国”形象，这种反复的“旧中国”形象在电影影像中的展现，不仅塑造而且强化了海外受众头脑中的“旧中国”形象。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电影实践来看，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在电影探索上出现了一些困境。延安电影受制于人力和技术，电影艺术创作模式固化，影像质量也受到较大影响。“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红色经典的创作强化了电影的国家意识形态作用，但是这种电影样板戏创作背离了历史、现实、人性的逻辑与合理性。样板戏电影对社会状况做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夸大估计，再加上多数电影业务骨干下放劳动，生疏了业务，且身心遭受摧残，这些给中国电影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十七年”电影时期影片类型和主题单一，人物形象塑造模式化，缺乏电影“市场”理念。由于特殊时代背景，这一时期的主要的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创作者都进行战争影片的创作和摄制，造成影片主题单一、取材集中，影片主角多是摒弃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英雄”。在集体主义关照下的个人的成长与英雄的生成，几乎成为新中国电影塑造英雄的唯一途径，没有具体地、艺术地表现个人的成长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新时期电影国家形象传播在意识形态呈现与表达方面也存在一定局限。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不争论的影像语言曾是主旋律影视艺术进行意识形态呈现与表达的主要方式，然而，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新时期的主旋律电影日益显露出创作模式过时僵化的局限性。现在的受众群体尤其是海外受众群体更倾向于挑战不同以往的经典叙事模式，乐意接受新兴电影讲述故事的思维习惯，而一些主旋律电影呈现出“不切实际”的空泛教化。进入新时期后，商品经济、消费文化浮现，这时的中国电影处于一种动态变化的、颇为复杂的生存语境中，电影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和精英式文化表达，在市场化、娱乐化的潮流中渐趋显现出世俗化倾向。尤其是随着1993年电影市场改革措施的落地实施，中国电影在适应新的市场语境中不可避免地经历裂变，在制作策略、叙事方式、镜头语言、视听风格、市场运作等方面均出现高度分化的现象。面对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态，中国电影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意识形态策略、经济策略来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而且，新时期“第六代”导演为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做出贡献的同时，电影的非主流姿态、社会边缘题材的选择等，容易让西方观众将之作为中国社会的普遍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民族精神和社会现实，导致西方观众对中国形象产生严重误读。
当前我国电影所呈现的中国形象未能与时俱进地全面反映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中国电影塑造国家形象还需要强化现代性、国际性意识以及多元化、综合化的艺术表现。
我国电影在具有本土文化吸引力和受众归属感的同时，还应具有跨文化的辐射力和感召力，能够善用造型、服装、语言、音乐等流行元素为中国形象传播建构出一个具有多元文化价值和强大传播力的影视体系。在电影国家形象建构方面，还需要改变落后的国家形象塑造，从多个角度进行立体国家形象打造，在话语体系、表达方式和传播方式上不断地努力创新，才能更加贴近新时代、新生活。同时，在中国电影国家形象海外传播过程中还需更好地探寻国家形象传播的政治性与艺术性、娱乐性、真实性、策略性之间的平衡，让电影能更好地体现不断发展的、现代的、崭新的国家形象面貌。
如前所述，由于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干扰，以及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对等接受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电影国家形象海外传播尚未获得很好的传播效果。尤其是由于不同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容易导致电影传播过程中的语义共通性不足。文化具有语境性，这种文化的语境性也反映在影片中，尤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使用方块字的国家，中国电影语言也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语境性。文化语境的差异，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同一能指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前面所说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其意义的理解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我们不顾语境文化的差异性而一味地自说自话，那么国外受众不仅难以理解和接受电影创作者（或电影传播者）所要塑造和表达的中国国家形象，而且还容易对我国国家形象形成负面或消极的刻板印象，导致我国国家形象被标签化。
虽然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是影响我国电影国家形象海外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电影故事的内容穿透力不强。故事是吸引受众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点，感人的故事有助于穿透不同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在本来就容易缺乏共通话语空间的电影国际传播过程中，如果电影没有一个感人的、发人深思的电影故事，那么就难以打动受众。内容穿透力不强，加之对宏大场面和视听效果的片面追求，就容易造成影片内容与形式不平衡、感人与好看相撕裂，架势大而内容空，在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上难以产生良好的受众接受效果。有的电影为了弥补内容上的单薄，便诉诸搞笑滑稽，以博取观众欢心。这种搞笑同卓别林式幽默不同，缺乏完美的表演、动人的情节、镜头的自如切换以及精准到位的动作编排，说到底还是自娱自乐，感动不了别人。电影要如何讲好故事，依然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此外，中国电影在题材上还亟须拓展，中国电影题材的丰富性严重不足，这也是中国电影国家形象传播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丰富的电影题材才能更全面、更立体、更多维地反映中国大国形象。目前展现我国大国形象的影片多为动作片，如《红海行动》《战狼2》《湄公河行动》等。这些影片均为战争、犯罪类题材，影片类型较为单一，题材较为狭窄，而且这类影片数量较为稀少。新近制作的《流浪地球》等科幻片或带有科幻性质的影片，虽然在影片类型和题材上有所拓展，但是，从整体的影片数量来看，展现中国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承担全球共同发展职责等主题的影片仍然相当有限。
总之，中国电影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讲“好故事”难，“讲好”故事更难，在国家形象传播上存在“讲不好”“传不开”的困境。虽然我国电影国家形象传播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和英美国家相比，我国在电影国家形象塑造经验方面依然比较落后。无论是左翼电影、延安电影、解放时期的电影，还是现在的主旋律电影，有时忽视了倾向性与真实性的有机统一。部分影片侧重从政治主题出发，未能充分体现电影语言的创新，艺术质量还不够成熟完善。有些影片没有考虑到跨文化语境下海外受众的接受习惯，在思想内容、言语情感表达等策略性要素方面未能达到很好的国际传播效果。在政治性与娱乐性方面，在“寓教于乐”上还存在“教”与“乐”之间的脱节，要么重“教”，要么重“乐”，还需深入探索“教”与“乐”之间的平衡与相互促进关系。
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下，新的国家战略需要新的国家形象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这就需要我们在电影创作上能够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民族文化上的差异，找准中外利益最大公约数和情感最强共通点，在不同文明之间成功架起沟通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