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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国家形象海外传播要达到“讲述者”所期望的理想效果，需要更加充分地考虑到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差异性要素，比如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等。这些差异性要素的存在常常导致海外受众对中国电影所传达的信息进行不对等的接受，甚至让海外受众产生误解和曲解。
电影中的台词、画外音等语言表达，不仅是受众理解这部影片故事内容的重要工具，也是揭示影片人物的性格、思想、情感的重要介质，对人们理解影片的内涵意义，尤其是文化背景含义具有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然而，语言的差异常常会使不以汉语语言为母语的海外受众群体对汉语电影文本意义的理解产生一定的偏差，即使中国电影有翻译过来的英文或其他外文字幕，也难以在意义层面完全对等，从而会使海外受众对台词意义的理解产生不对等接受。这种理解的偏差性不仅存在于语义层面，也存在于语言风格、事物认知、情感态度、文化意义等层面，尤其是当两种语言文化之间有着较大差异的时候，这种理解偏差可能会越大。以汉语和英语为例，这两种语言之间的迥异是导致我国电影在国际传播中遭遇海外受众不对等接受的重要因素之一。这里所说的语言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上，也体现在语言的不对等关系上。
汉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在本质上存在语义不对等关系。语义的不对等关系，也称为语言差异性，是指语言中词的所指内容的组成有差别。由于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具有共同性，不同语言中的许多词汇都能在特定的层面形成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然而，由于语言根植于不同甚至迥异的文化背景，受地域、环境、习俗、文化、宗教、经济和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它们在语言范畴、词义色彩和词义范围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对等现象。两种语言中只有少数不是多义词的对应词才真正有完全相同的词义。在两种语言中，除一些专业术语和科技词汇外，词义完全相同的词汇单位是极其罕见的。
这就导致汉语同英语及其他语言之间存在较大的语义差别，尤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使用方块字的国家，汉语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语境性，同其他语言之间的语义共通性不足。文化语境的差异，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同一能指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宣传”（propaganda）一词在我国属中性词，在各种文化思想领域（包括电影）使用频率极高，但在国外却是一个非常慎用的、有着政治标签的、带着“鼓吹”意味的贬义词。如果不顾语境文化的差异性，在电影或其他大众媒介的国际传播过程中经常使用这种具有较大语义差异的语汇，那么不仅容易使国外受众对我们的话语意义造成误解或曲解，还容易使其对我国国家形象形成负面或消极的刻板印象，导致我国国家形象被标签化，对海外受众建构真实、准确的中国国家形象设置了障碍。
不同语言不仅在语义上存在不对等关系，而且不同语言都在其使用群体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首先，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其次，语言是一个集体的标志。语言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社团的标志，也是某一个体的个人身份和文化素养的标志，语言还是作家个人言语风格的标志。最后，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既是社会的产物，又对社会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任何语言中都隐含着社会文化规范，语言使用者通过从小的言语习得而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语言中的社会文化规范，这些社会文化规范也形塑着社会中每个个体的思维方式，对个体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进行重新结构化，从而完成了语言的社会控制作用。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与思维和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信息的主要载体之一，反映的是不同主体的思想和意识。正是由于思维和意识具有调控和改造事物的能力，控制主体可以通过调控信息的输入和输出来达到其控制目的，语言文化产品就是通过信息的输入达到控制的目的。语言文化产品所蕴含的信息是思维和意识活动的结果，而这些信息对接收个体的思想和意识会产生一定的调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或改变个体对外部世界及对自我的认知。
语言通过作用于大脑而调控个体的行为，即语言通过其思维功能，对个体的行为进行调控。由于语言不只是单纯地反映社会，它还直接参与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的构成。
不同语言之间在语义上的不对等、不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的不对等，以及语言对社会及其个体所具有调控作用，是导致中国电影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形成接受不对等的一个重要原因。某种母语的习得，是人们在大脑中存储的语言实例经过长期反复的使用被强化，并逐渐抽象出具有规律性的语言形式，这些规律性的语言构式便在语言自然使用的过程中浮现出来，同时人们也在大脑中对这些构式形成认知构建。这种长期在某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习得的母语对人们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当人们的某种认知方式或思维方式已经塑造成型，那么他们必然会以这种固有的认识方式去认识外部世界，并按照这种固有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外部世界，从而在对不同于自身世界的外部世界的理解上造成意义的不对等接受。
从系统论观点来看，语言系统可看作是社会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语言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以及语言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都具有紧密的有机关联性，系统又是开放的，语言系统通过传播对社会及其成员产生广泛的影响。在全球的语言系统中，各种语言发展变化又相互影响和制约着，同时语言系统又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发展变化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从生态语言学视角来看，世界上多种多样的语言共存共生，形成了一个语言生态系统，各种语言之间的生态平衡如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一样，是需要人们来维护的。在语言生态系统中，不同的语言存在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之分，强势语言的扩张会导致部分甚至大量弱势语言的消亡，从而使得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英语是当今世界的一种强势语言，它对其他语言以及语言生态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英语和汉语不仅存在语义不对等关系，而且在语言影响力方面也是不对等的，英语的影响力值远远高于汉语的影响力值。荷兰学者艾布拉姆·德·斯旺（Abram De Swaan）曾提出一个语言影响力的K值公式，将使用该语言的总人数、作为母语使用该语言的人数、作为第一或第二外语使用该语言的人数以及多语种人数等作为指数，用多个变量来共同测量语言的影响力指数。
[1]
英国学者格莱道尔（Gradoll）利用艾布拉姆·德·斯旺的这个公式统计得出，目前英语的K值是汉语的140倍。
这一结论也能够解释为何拥有最大母语使用人数的汉语却在语言影响力上大大落后于英语，也进一步说明汉语影响力的薄弱导致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市场易被弱化。
在全球5000多种语言中，英语是国际影响力最广泛的一种语言。英语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最为广泛，“全世界有110个国家将英语作为母语、官方语言或普遍的第二语言，其他任何一种语言在世界各国都没有得到如此广泛的使用”
。英语不仅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广泛，而且英语也是全世界最流行、最常用的信息传播载体和国际活动通用语言。英语的强大国际影响力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殖民扩张拓展了英语的广泛使用。英国相继在美国、加拿大、印度取得了殖民地，随后又将殖民范围扩展到亚洲和大洋洲，澳大利亚也成为其附属国。英国在向外扩张的同时，也将自身的语言同步地向这些国家输出。英国还通过宗教的方式向这些区域进行语言的传播，通过免费办学使得更多的人通过学习掌握英语。因此，英语在全球范围的广泛使用，与大英帝国早期在全球的殖民扩张和影响范围之广是息息相关的。
其次，经济崛起提升了英语的国际影响力。经济因素是英语在全世界语言体系中被人们广泛接纳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历史上，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大幅领先，还曾一度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频繁的经贸往来带来了大量的语言沟通的实际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经济上具有强势力量的英语也随着被更多国家的人们所学习和掌握。在英国之后，美国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在诸多领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英语进一步向全球范围传播。以英语作为母语的英美两国相继高度繁荣的商业经济活动，不仅强化了英语的国际地位，使得全球绝大多数国际活动都以英语作为交流和沟通的语言，同时也大大提升了英语在许多非英语国家的人气。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英语在国际上的强大影响力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母语者人数最多的西方发达国家近两个世纪以来在世界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决定的。
最后，文化渗透加深了英语对非英语国家受众的影响。英语语言媒体产品，包括英语电影、电视、音乐作品等，以潜移默化的文化娱乐方式将英语传播到全球的每个角落。以英美为首的英语国家利用先进的工业技术大规模复制语言文化产品，加深了英语语言文化对非英语国家受众的影响。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批评的那样，这种文化工业在人们忘乎所以地享受文化快感时，隐蔽地操纵了人们的身心乃至潜意识活动。在利用工业技术传播精神产品或文化艺术作品方面，最典型又成功的代表就是好莱坞大片。现在的电影在画面效果以及各种细节上越来越接近现实生活，结果就是让观众越来越将现实当作电影，以至于电影“强迫”受众直接把它等同于现实。英语语言媒体产品作为文化工业的一种形式，已经成为整个现代社会一种黏合剂，成为一种使控制变得更密不透风、使统治秩序变得更坚固的“社会水泥”。
总之，汉语与英语（及其他语言）在语义层面和影响力层面的不对等关系，容易造成我国电影在国际传播过程中产生产品流通的不对等和作品影响力的不对等关系。作用一种“社会水泥”，语言具有社交功能、思维功能、认知功能和执行功能。语言不仅是人们社会交际的工具，也是人们思维尤其是抽象思维的重要工具，它可以帮助人们固定和保存思维的成果。语言还是认知的伙伴，语言在信息输入、信息匹配以及对输入信息进行特征分析等各个环节都起着主要作用。犹如用望远镜观察远山的景色，用显微镜观看细微病毒一样，人们用语言来了解久远的历史事件，了解不能身临其境的异国风光，了解远在天边的朋友的内心情感。语言和文字恰是望远镜和显微镜，不同语言的这种“镜头”影响着人们对客观现实的感知，一方面，语言通过其所指对象（图像）直接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另一方面，人们通过报纸、书刊、演讲等媒介语言形式间接来感知世界。
沃尔夫（B.L.Whorf）提出的语言相对论认为，每一种语言的系统不仅是表达思想使之再现的工具，实际上语言使思想成型、语言是人们思维活动、分析各种现象以及综合思想的程序和指南。他认为，各种世界观的差异不是从自然中客观抽象出来的，而是不同的语言预先设定的。讲某种语言的人，就不得不按照这种语言的逻辑去思维。语言不同，人们所看到的世界就不同。在不同的语言中，人们感知的客观世界是有差距的，因为语言把对世界不同的看法具体化和永久化。的确，人类不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中，而且生活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语言的支配。语言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的发展，源于某种文化处理信息的需要。因此，语言形式是由特定需要而产生的，并通过学习被植入人脑，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在某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说着那种文化的语言，自然而然地也会以那种文化中的共同观念来处理信息，并影响其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同时，语言有着强烈的民族性，因为语言是文化的承载，不同的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的。语言以一个整体与文化发生关系，无论是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还是语言对文化的承载，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在语音、语义、词汇、语法、语用、语篇、语境等各个方面。语言以文化为中介同社会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变化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从语言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英语作为当今世界的强势语言，比其他语言更易于获取更多的权利和资源（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并“不断复制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使这种不平等关系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 [2] 。
语言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一个国家的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语言魅力，语言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体现。
汉语与英语在语义和语言影响力等方面的不对等，使得汉语文化产品的传播受到一定程度的障碍。中国电影产品要从处于弱势地位的汉语语言文化环境中流向处于强势地位的英语语言文化环境中，必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今后，可以加强汉语的推广和国际化，这样有利于影视等语言文化产品更好地在英语文化环境中进行流通和传播，从而为更好地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提供更广泛的受众接触面。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的承载工具，文化是语言的思想内涵。一种语言便代表着一种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一种语言的消失也就意味着和这种语言相关的文化的消失。语言是由能指和所指共同构成的，能指是表示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语言符号，所指是语言符号所表示的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语言不仅仅是一套具有不同发音规律和语法规则的文字符号系统，更是某种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价值观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整个语言系统都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还是语言对文化的承载，语言与文化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在语音、语义、词汇、语法、语用、语境、语篇、文字等多个层面。语言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会导致受众在意义理解过程中产生文化折扣等不对等接受现象。
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以美国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式大众文化成为全球大众文化的核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世界性大众文化的典范。虽然文化的世界性呈现应是多样化文化形态的共存，然而好莱坞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传播与广泛流行，使其宣扬的美国社会文化形态和美国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对世界其他文化形态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最终产生的结果就是，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形态难以在国际传播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样态总能够顺利地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样态则较难传播到美国等处于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也使得我国电影所承载的与西方文化样态存在差异的中国文化形态较难突破国际传播中必定要遇到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这些屏障，尤其难以突破这一屏障流向强势的西方文化区域。正是由于中外文化存在差异，而且我国文化样态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所处相对弱势的地位，导致我国电影对外传播中总是会遭遇文化折扣损失。
文化折扣这一概念最早由霍斯金斯和米卢斯于1988年提出，指的是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背景等差异造成的文化产品在国外不被受众理解，从而导致文化价值打折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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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增值的概念，指的是一国文化产品在国外的传播效果优于本国，以致文化价值增高的现象。
由于存在文化折扣，观众对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方言本土制作的节目有自然的偏爱，因而降低了外国节目的吸引力，从而使外国电视节目的发行人获得的价值减少。
目前在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折扣因素的影响，常常导致海外受众对我国影片中的核心内容、主题思想、行为和语言等的象征意义产生误读或曲解。因此，如何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减少文化折扣，是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前面所说的语言帝国主义，其实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衍生。文化帝国主义是郝伯特·席勒在其196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中提出来的概念。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以强大的经济和资本实力为盾，主要通过市场进行的扩张过程。它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即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而实现的全球性文化支配。这种文化价值的扩张主要是通过信息传播实现的。换句话说，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在某个社会步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世界系统过程中，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该系统中的核心势力，并使社会制度与这个系统相适应的过程。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影响，语言帝国主义现象不仅仅局限于语言领域，而是已经扩大和渗透到输入国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各个领域。以电影输出国美国为例，美国生产了全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的广播节目，每年向其他国家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到30万小时。即便是在拥有配额制度、市场尚未全面开放的情况下，欧洲电影70%的份额还是被好莱坞电影夺去了。对于美国影视节目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解释包括：巨大的国内市场的占有，英语产品，美国影视产业的特征以及好莱坞体系。
美国影视节目等产品之所以能够在国际贸易中保持如此稳固的主导地位，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英语语言的优势地位使得英语语言文化产品中内蕴的文化因素更容易被其他民族观众认同或理解，从而降低了英语语言文化产品在对外输出过程中的文化折扣。文化折扣低的产品更易于为外国受众所接受，而文化折扣高的产品则难以使外国受众产生兴趣。
跨文化传播研究发现，“文化和语言被公认是最能抵消外来电视节目影响的两项因素”
，文化折扣依据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近性而变化，文化接近性越高，文化折扣就越小。这种文化接近性与语言、地理和心理因素紧密相关。由于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对等性，信息发送者通过改善信息质量和信息传播渠道来提高传播的针对性，提升传播效果，而语言的习得无疑是提升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途径。由于英语帝国主义的影响，全球英语语言习得者众多，英语语言的习得无疑为电影这一英语文化产品的输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减少了英语文化产品在输入国进行传播过程中的文化折扣，易于提高输入国受众对电影文化产品的理解和接受，从而大大提高了电影文化产品在输入国的可接受性或易接受性，同时更易于增强电影文化产品在输入国受众心目中的认同感和亲近感，达到顺利输出以这种语言为载体的电影文化产品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的目的。
电影是特别意识形态导向的，电影承载着深厚的意识形态内容。国内外学者们早就阐述过电影的意识形态特性。贝·巴拉兹（1977）用马克思主义说明电影的特性，认为电影市场的法则迫使国家资本有限度地表现国家的意识形态，电影的精神属于大众心理学和社会学范畴。尼·布朗（1988）认为，电影理论中意识形态的视角提出了本文、观者和社会泛本文之间的关系的普遍性问题。让-路易·博德里（1989）认为，可以把电影看成是一种精神机器，它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模型相辅相成。张显龙（2010）考察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如何在美国电影中体现，以及美国电影如何运用这一理论潜在地表达了美国精神的主题。郝大铮（1989）从“虚构”“意义”“文本”“手段”“观念”等几个范畴来探讨电影的意识形态机制。雍青（2012）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动态、多元的体系，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应坚持意识形态批评的批判性、动态观与时代感。黎学军等（2016）认为，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发展经历了史前、山河故国、阶级与人性、主流意识形态四个阶段。肖舒予（2017）认为，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和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产品，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属性，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心理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江月英（2007）认为，影片离不开对为人处世、行为态度的描绘和评价，那么它就必然反映出现实中的某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影响着观众的意识形态接受。杜彩（2012）认为，电影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应该被重新思考，尤其是在具体的影视作品中如何表现历史、表现民族国家观念以及革命历史精神、表现当代社会生活背后的政治性质等问题。赵昆鹏（2010）指出，中美意识形态策略的区别在于前者不关心受众心理而后者重视市场迎合受众，隐蔽宣传美国价值观。
电影修辞也反映着意识形态导向。李显杰（2004）认为，电影修辞格的选择、修辞手法的运用与意识形态立场密切相关，它是一定社会制度、思想体质下意识形态的反映。解剑锋（2012）认为，革命题材电影采用有效的修辞表达策略，努力实现意识形态功能与艺术、市场之间的平衡与契合。赵志奇（2016）认为，影像叙事是传达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手段。陈林侠（2017）认为，日本电影的苦难叙事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遮掩了战争动机的意识形态。柯德蒙·尼亚沙·洪圭（2016）认为，西方赞助机构赞助的“信息”影片与反映新兴非洲整体身份认同的非主流叙事作品之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张力，而津巴布韦电影制作企业就在这一张力中挣扎。
在电影美学上也有着意识形态倾向。邓双林（2010）认为，意识形态宣传会竭力去征用美感，使一种强化的、虚假的意念唯美化，是意识形态成功、有效的重要条件。杨雯璃（2016）认为，好莱坞电影通过观众对特定人物形象的认同来实现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郑静（2014）指出历届获奖影片普遍宣扬的是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具有保守主义的文化倾向和传统道德的主流价值观。刘明媚（2015）认为，影片《阿凡达》通过传达崇尚自由和团结的精神意识形态，达到宣扬美国精神的目的。
综上所述，电影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从出生开始所接受的规范、准则与社会共识，以及那些被社会约定俗成的观念与思想等，都可称为意识形态。人们只要按照社会中的那个规则体系来做人做事，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反之，就会被排斥，或被认为不合格、违反规则，或大逆不道。所以，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体行事的安全准则，合之则安全可行，逆之则寸步难行。电影创作者正是将社会中所认可的价值、观念、偏好的流行文化与生活方式再现于电影中。观众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不需要任何的抵抗。
意识形态的差异还常常导致偏见，这种偏见在电影中也会表现出来。比如，美国人常常对中国人有着否定性质的刻板印象，因此在美国电影里中国人所扮演的角色不是歹徒坏蛋，就是羸弱狡猾的模样。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电影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宣扬意识形态，而是无意识地在颂扬某种意识形态，这是电影意识形态典型的运作方式，即在无形中不自主地操作。每个电影故事都或多或少地牵涉了整个社会所认同与摒弃的价值观念，对符合社会共识的价值观念予以褒扬，对那些不符合社会共识的价值观念予以抨击和唾弃。电影无时无刻地不在以故事的形式论述、评价、复制或加强那些符合社会共识的价值观念。正是由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一部电影对于国内受众和国外受众来说在电影内容理解时会产生不对等接受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