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经济主权从实体空间拓展到网络空间。网络空间中的经济主权表现为国家对网络基础设施的控制权、对网络技术标准的管理权、对互联网贸易活动的规制权以及制定网络经贸规则的平等参与权。以网络经济主权合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应发挥国家的核心作用，以硬法与软法为路径、以多边场合为重点，实现多目标、分层次网络空间治理机制。

“互联网自由”与“互联网规制”是信息时代的两项核心议题。在WTO框架下，互联网贸易自由包括信息技术产品贸易自由、服务贸易自由、网络分销媒介自由以及与贸易相关的信息自由。然而，互联网贸易自由并非是绝对的。通过对非贸易关切的考量，WTO协定赋予成员方实施互联网规制措施的权力，其包括国家安全例外、公共道德与公共秩序例外、个人数据保护例外。根据条约解释的方法出发，不同的例外条款具有不同的适用标准与条件。

网络空间逐步从“以技术为中心”的无主地体系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权利体系。本质上，以人为中心的互联网自由以权利为本位。互联网自由包括互联网表达自由、互联网信息获得自由、互联网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可获得性以及互联网通信自由。然而，互联网自由是相对的。对互联网自由的限制应至少满足三个条件：一是限制措施为法律所明确规定；二是措施满足合法性目标；三是措施具有必要性。由此，各国应在法律上明确信息利益主体的救济机制和争议解决方法，有理有据有节地保障网络空间的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并增强国内外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设备可获得性，解决地区性的“数字鸿沟”难题，以此实现全人类的更美好未来。

随着信息存储和传输的规模化与便利化，人类社会已经步入大数据时代。在数据时代，数据跨境流动和储存更加日常化和便捷化。由此，国家数据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在国际法层面，数据主权将成为各国对数据及与数据相关的技术、设施和服务商进行管辖的理论基础。实践中国家间的自发博弈形成了多重管辖权冲突和国家安全困境的无秩序状态。欲破解无秩序困境，国际社会应回归数据主权的合作参与性，以对数据的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为原则，对虚拟空间共有物实施共管，并对虚拟空间犯罪采取集体行动，以确保全人类共同的安全和发展。

在国内法层面，传统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去识别化机制等无法保护数据主体的合法利益。由于信息可成为合同对价，互联网服务提供者从用户信息中获利，并且数据使用协议本身为合同属性，对数据的治理可从传统的公法角度转向以市场化机制为导向的互联网信息交易模式。由此，数据主体转化为消费者。通过交易信息透明度、消费者的知情同意、诚信交易原则、权利与义务对等、救济方式的合理性等要求，对数据主体的保护从人格性层面转向消费者权益体系。

近年来，虽然网络空间国际经贸活动迅猛增加，然而互联网经贸规则法治化治理机制的发展却相对迟缓。当前，各网络大国开始以数字贸易为方向深化区域层面的经贸合作，以安全审查制度为工具限制互联网行业的海外投资，并以控制者标准为基础拓展数据治理的管辖范围。实践中，由于互联网经贸治理机制碎片化、主要网络大国立场分歧难以消弭、互联网经贸单边主义抬头，互联网经贸规则法治化治理机制正面临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1] 。网络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世界经济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我们要把握这一历史契机，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把互联网作为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重点，把互联网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我们要鼓励和支持我国网信企业“走出去”，深化互联网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做到“国家利益在哪里，信息化就覆盖到哪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网信事业加速发展，并在经济上、技术上、战略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随着全球经贸单边主义的兴起，特别是美国对国内法的域外滥用，我国网信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正面临严峻的法律甚至政治风险。如何从顶层设计和国家法律政策的层面，更加关注网信领域的国际竞争与博弈，增强网信领域市场主体的法治思维与合规意识，帮助网信企业走出去，更好的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网络强国战略，是我们当前必须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结合以上的分析，本书从世贸组织法、国际人权法、国内网络信息治理、国际网络空间合作等多视角，对网络空间经贸规则的构建进行深入研究。

[1] 习近平：《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人民日报》2018年4月22日。

[2]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