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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载于《运城日报》2021年4月14日。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时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 这既是“中国特色”的说明，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极其重要的新释读。
中国共产党人早期从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后继者列宁）那里，吸收和发挥的侧重点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去“化”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确确实实带来了中华文明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成就。比如说，在革命、改造、建设和改革中，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阶级的理论、生产力理论、人民观等学说，不但架构起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也使得一盘散沙的民众凝聚、组织起来，成为国家、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实现了千年历史的巨大变革。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等错误的过程中，自觉以“自身文化背景”去“化”马克思主义，走出一条独特道路。只不过，我们更多地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这一“特色”相结合——始终面临来自实践方面的压力造成了这种客观倾向——对五千年文明史这一“特色”的融入相对重视不足。“长期以来，由于多方面原因，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有许多不同看法”，即使今天“仍然存在很大分歧”。 [2] 五四时期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又遭到了全面批判：“中国化”的道路是曲折的，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是一百多年来纠结于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新释读说明，我们仍然需要“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众所周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除了主要面向实践进行创新之外，融入更多的本土文化精华亦是重要发展趋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显著特色之一。我们今天的理论、制度、道路（文化自不必言），均蕴含着我们自身的历史文化、历史思维。一句话，我们的很多成功皆与中华五千年文明有关。这种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布置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基本原则之一即“立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被理论界比喻为两个“老祖宗”，二者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与魂”。这两个“老祖宗”的对话、互释、融汇，从交互格义到进入血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历史的经验看，不同文化理论方面的融合，既需要开阔视野、破除门户之见，更需要“精耕细作”。我们应静下心来，认真疏解，条分缕析，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去解决。两种源于不同文明传统、不同时代的文化，从语言风格到思维方式，迥然不同；理论上的贯通、解读乃至于互补，并非一蹴而就。各自的文本就放在那里，它们之间的特色将永远保留，但经上下努力和互动，“融汇”的步伐在现代条件下或将加快。我们欣喜地看到，两种文化正在携起手来，汇聚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旗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同时吸纳多元文明的精华为我所用，也一定能为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探索并贡献出独特的、无偏蔽的解决方案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