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载于《运城日报》2021年4月14日。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时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 这既是“中国特色”的说明,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极其重要的新释读。
中国共产党人早期从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后继者列宁)那里,吸收和发挥的侧重点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去“化”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确确实实带来了中华文明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成就。比如说,在革命、改造、建设和改革中,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阶级的理论、生产力理论、人民观等学说,不但架构起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也使得一盘散沙的民众凝聚、组织起来,成为国家、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实现了千年历史的巨大变革。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等错误的过程中,自觉以“自身文化背景”去“化”马克思主义,走出一条独特道路。只不过,我们更多地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这一“特色”相结合——始终面临来自实践方面的压力造成了这种客观倾向——对五千年文明史这一“特色”的融入相对重视不足。“长期以来,由于多方面原因,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有许多不同看法”,即使今天“仍然存在很大分歧”。 [2] 五四时期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又遭到了全面批判:“中国化”的道路是曲折的,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是一百多年来纠结于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新释读说明,我们仍然需要“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众所周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除了主要面向实践进行创新之外,融入更多的本土文化精华亦是重要发展趋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显著特色之一。我们今天的理论、制度、道路(文化自不必言),均蕴含着我们自身的历史文化、历史思维。一句话,我们的很多成功皆与中华五千年文明有关。这种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布置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基本原则之一即“立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被理论界比喻为两个“老祖宗”,二者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与魂”。这两个“老祖宗”的对话、互释、融汇,从交互格义到进入血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历史的经验看,不同文化理论方面的融合,既需要开阔视野、破除门户之见,更需要“精耕细作”。我们应静下心来,认真疏解,条分缕析,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去解决。两种源于不同文明传统、不同时代的文化,从语言风格到思维方式,迥然不同;理论上的贯通、解读乃至于互补,并非一蹴而就。各自的文本就放在那里,它们之间的特色将永远保留,但经上下努力和互动,“融汇”的步伐在现代条件下或将加快。我们欣喜地看到,两种文化正在携起手来,汇聚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旗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同时吸纳多元文明的精华为我所用,也一定能为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探索并贡献出独特的、无偏蔽的解决方案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