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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载于《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原篇名为“费希特论民族复兴之方法启示”。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作为德国古典哲学早期代表的费希特，高扬主体能动性，强调人的创造性，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想成果。随着费希特文集、选集、读本的不断编辑、翻译与出版，对其思想的研究也在逐渐加深、拓展。关于费希特的教育思想，近年来成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在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我们一些学者往往看到的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等方面的争议；毋宁说，此乃19世纪初时值德意志民族被外来侵略、占领其大片领土，民族精神萎靡不振之际，为复兴德意志民族，费希特从哲学高度努力提供一种走出困境的文化和教育理念。两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我们擎举中华复兴大旗，仍能从费希特的大声疾呼中得到某些启发。
费希特对自己民族说，“在一切现代民族当中，正是你们极其明显地拥有人类臻于完善的萌芽，在人类臻于完善的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被委以领头的重任”，“如果你们沉沦，整个人类就会随之沉沦，而不存在有朝一日复兴的希望” [74] ，他为德意志的复兴赋予了世界性的意义，从而激起一种使命感、担当感。为此，一个民族首先必须获得文化素养，教育水准必须得到提高；只有首先解决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问题，然后才能建立一个日益完善的国家。
改善国民文化与教育的前提是重塑整体的世界观。费希特认为，“人们如果能在每个部位综观整体，就总知道自己的处境，并且凭靠业已得到的清晰认识，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确信无疑” [75] 。在由多样性组成的完备的整体中，每一单个的东西都是由其余的东西规定的，而所有其余的东西又是由这一单个的东西规定的。他疾呼，要把德意志人培养为一个整体，整体中的一切单个成员都受到同一伟大事业的激励，并赋予其生机。这就树立了一种更高的人生观，哲学、科学、艺术皆服务于民族生命，共同组成完备的统一体，且凝结为民族的精神活动。
这种由共同精神构成的民族共同体本身即产生出内在的规范性：个人在内心不知不觉受到制约；在这种秩序中，每个人都为了整体，在现实生活中克制自己的私欲。处在文明发展很低阶段的秩序养成，更多时候依赖于惩罚的反馈机制来获得，但在高层次的共同体成员行为中，甚至不必依靠正面的鼓励。因为在共同体里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方式主张，每个人都应就此完全尽到自己的责任，享受到他为整体而行动和工作的乐趣，享受到整体达到预定目标的乐趣。这完全是一种出于自觉的意识（处于较高文化的民族总体上可以做到自我教育），而文化教育的目标亦在于使每个人做好一个完整的人。
从唤起民族精神文化的角度看，主要是发现和掌握精神世界的整体性规律。从较高的、根据精神世界方面的立场来看，一个民族就是在社会中一起继续生活、不断从自身自然而然地在精神上产生组成的整体。这个整体服从于自我体现的某种神圣的特殊规律。我们很难完全用概念透彻理解这一规律。按照费希特的说法，它是一种带有更多形象性的东西，并同非形象的本原性之物在现象中直接融合在一起。这是“特殊的、精神的自然规律”，且依此还形成了某种感性的表达。他提出，“推动我们的还有一种更高的精神，这种精神从来都没有向我们完全展示出来。如果你们拥有一种看到精神世界的视力，这种精神就向你们展现出来了，所以你们要用高瞻远瞩和明察秋毫的目光凝神注视” [76] 。费希特将此看作人应掌握的“思考的艺术”，这样，就能获得人的最佳禀赋和品格，在此获得的清晰认识将逐步扩展到一切其他方面。
真正找到了生命中的“自我”，就把握住了精神世界运行的必然性。“解救之道”就在于培养一种“全新的自我”，并需要人的“内部慧眼”。对于拥有这样一种眼力的人来说，包括他在内的整体，是通过对于道德上认同与否的生动感受，以及与他自己业已扩大的自我不可分离地联结起来的。而这个“自我”，感觉到自己仅仅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并且只有在整体令人满意时自己才能有恒久的价值。为此，把自己培养得具有这样一种能力，是一种确实可靠、唯一可行的办法。这一“新的高级感受”，也是一种“模糊感觉”“根本冲动”。这种“模糊自我”跃过个人的自私，标志着对“另一类事物秩序的渴求”。它“不是由教育，而是由它自身塑造成的”，乃“本能的理性起着支配作用”，“这种知识则理解能知者本身和他的爱”，并“在生活中成为直接的推动力量”，从而“消除了利己主义的根源”。 [77] 这是因为，一切道德的根基是自我控制、自我克制，是将自私的冲动从属于整体的概念。“人类在尘世的真正使命在于，它应该把自己自由地塑造为它原初本来那样。这种自我塑造一般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规则，有朝一日必定会在空间的某个地方和时间上的某个时刻开始的，而这会使人类经过深思熟虑的自由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取代不自由发展的第一个主要阶段。” [78] 可见，自我的塑造涉及自由的进步，可以预言这样一种形态的新生活的到来。
故此，民族复兴的实质乃民族精神的唤醒与复兴。那种原本使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迷茫，使我们漫不经心、随波逐流的东西，是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甜蜜的自满自足。不能停留于物质生活的满足；只要能获得精神上的进步，而不滞留于单纯的物质生活，身心的一致与和谐就会自然到来。一旦达到这一境界，人类内在需要的很多方面也会自然进步。
面对外敌入侵，费希特认为要挽救德意志民族濒于危亡，唯一途径就是实施民族教育。 [79] “假如一个沉沦到这种地步的民族毕竟能够挽救自己，那么，这必定是依靠一种崭新的、迄今尚未使用的方法，借助于创造一种崭新的事物秩序完成的。” [80] 他寄希望于“民族教育”或“民众教育”。这样一种方法首先需要发明出来，而它的发明则应该是新教育的真正任务。在《论学者的使命》《现时代的根本特点》等著作中，费希特都曾探讨过教育问题。那么，这里说的“新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呢？ [81] 他认为，一切教育都以塑造一种坚定果断、不屈不挠的性格为宗旨；如果教育不以这样一种性格为宗旨，那它就不成其为教育，而是某种漫无目的的游戏；如果它没有塑造出这样一种性格，那它就还没有臻于完善地步。正如上文所说，教育的普遍目标在于培养、塑造新人，但是由于人们认可“自由意志”的存在，企图依靠劝诫性的说教使人们得到改善的目标，而新教育必须按一种确实可靠、普遍有效的规则，培养某种坚定不移的意志；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依靠和创造它所企及的必然性。
造成这种“必然性”的教育方法来源于对教育对象“认识能力的培养”。它绝不是了解事物现状的历史训练，而是把握规律的高级哲学训练。按照这种规律，事物的现状会变成必然的。引导教育对象的“学习自动性”，“使激起的能动性永葆蓬勃的生机”是“教育方法的首要内容”，它“发现了驾驭人的精神本质的永恒的、普遍有效的基本规律，它规定了人应该直接致力于精神活动”。 [82] 新教育的直接产生，是对于制约一切精神活动的可能性的各种规律的认识——一种真正超越一切经验的、超感性的、具有严格必然性和普遍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已经在自身预先包含了一切在后来可能有的经验。这一点易使人误解费希特的观念仅仅取自于近代尤其是康德的普遍理性主义学说；如果我们结合他下面的看法，就需要从另一种比如说直觉（直观）主义去理解更为合适。他说：“一种愉悦在推动我们把某个实际上不存在的事物状态转变为现实时，是以这个状态在它实际存在以前就浮现于精神面前的图像为前提的，这种图像把能促使它得到实现的愉悦之情吸取到自身。所以，这种愉悦的前提在于，凡在能受到它的感动的人心中，都有自动设计这类图像的能力，这些图像是独立于现实的，它们绝不是反映现实的摹本，而是创造现实的蓝本。” [83] 无疑，形象思维具有精神的图像构造能力，但似乎更多表现为一种反映现实；费希特在这里强调的是面向未来不可知世界、创造现实的精神“自动设计图像”的能力。当然，那种图像仅仅包含着达到教育的真正最终目的的预备性条件；促使蓝本得到实现则是一种迥然不同的事情，是真正目的所在。费希特认为，新教育培养民族工作所必须依据的出发点是，在形成图像方面要有自己的自动性。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设计的图像才能引起学子们强烈的愉悦之情。对于某个东西感受到愉悦之后，可以把这种情绪转变为创造性的力量。这种在学子们当中需要加以发展的精神创造过程，是一种依照规律进行的活动。
“思想直接由它自己把握了我们的自我，把我们的自我塑造成它自身，而通过这种由此产生的、为我们存在的思想现实性，我们就获得了对它的必然性的洞见。” [84] 新教育与自我的发现密切相关。孩子在自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概念中分离出自我。经过某种训练，一俟孩子们醒悟到生命，他们的生命就备有一只精神的眼睛，并从这时起再也不会离开其生命。费希特把精神的图像创造能力同情绪体验、愉悦情感联系起来，应该是比我们一般理智的想象力等创造性因素还要更深层的意识本体活动。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化都曾记录了人的这一能力的存在。“这是由一切古代民族的历史和从他们流传给我们的各种考察与发现得到证明的；这在我们的时代则是由对于依然存在的其余野蛮民族……的考察和对于我们自己的儿童的考察得到证明的” [85] ，说明同时代尤其是落后民族或儿童身上都广泛显示出此类现象。在遵照“精神活动的规律”教育中，这种精神教化方式就是达到道德教化的直接准备，它从来都不允许感性享受成为动力，从而完全铲除了非道德生活的根源，并有助于产生对行善的“纯正乐趣”。
在意识的本底世界，知行自然合一。思想与行动这二者只有在现象世界中才是相互分离的，而在现象世界以外，二者都是同一绝对生命。知和行、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将真正统一起来。思维者无须做专门的努力，甚至也无须清晰意识到这种思想，便在观察、评判他所思维的其他一切事情，而且是按照那个基本思想观察和评判它们的。如果思想对行动发生影响，他就恰好必然要按照它去行动。意识能把无形无象的信息赋予能量和真实的外形，使之外化、物化出来，“仅凭想象力把握它们，并且只靠想象力赋予它们以空中漂游的形体”，“将以往只是空中漂游的形象变成有根有底、在现实生活环境中能经久不衰的形体”。 [86] 精神似即最原初的宇宙基质，把它“结合为统一体的光与气”这一“新颖的形态”，且具有不断创生的功能。但“无形象的、不可见的存在”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决断，是直接出现的，意识“观照活动本身一定会把自己提高到对自己固有的虚无的认识，提高到承认不可见的东西是唯一真实的” [87] 。在精神本底世界提供的合乎规律的事物秩序中，尘世生活本身就必当是真实的生活，人们对这种生活感到喜悦，能够怀着感激之情享受这种生活。如此，生命作为不断变换的具体存在，便融入了持久存在者的源泉，并找到了不可移易的向导。在文化教育中，就是要将学子们引入直接的直观，“那种直观的完成必定是在熟悉文字符号以前” [88] ，并可从晦暗的直观上升到清晰的概念。这一切均直接从本原的和神圣的生活中流出。显然，费希特在这里想说的，无非欲把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方法，奠定在本民族思维的创新能力这一源泉上：“这生命是不断地靠其本身流动的，并且不断地把它与自己拉到一起前进” [89] ；“它靠它自身，本来就是一种真正第一位的、本原的和自由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就有真正的本原性和自由，所以也有对它们的信仰” [90] 。
费希特重视民族教育，强调教育在复兴国家的事业中的重要力量，提出通过发展民族教育来复兴民族的主张。他强调，应该创造一种新自我和一个新时代，“不单纯重复已有的东西，而是进入时间，创造全新的东西” [91] 。认为要对人类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同自身做一次彻底的决裂；只有开始一种崭新的精神，才能够救助我们。但决裂不是断裂，还要嫁接到古代文明上去；否则这种文明就会被新时代打断，人类就会又从头开始走自己的路。这同样反映了一种时间上的整体性观点。如果整体的、全面的、完备的文明要取得显著进步，每个部分则都必须同意维护另一部分，使它保持原有的特性。早期的文明在发掘人类自身的潜能方面似乎更接地气，切断他们迄今仍同自然和生命联结在一起的脉络，即可能完全陷入精神的死亡。原因在于，具有本原精神的人和民族，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表现出“创造新事物的力量”。
文明传承的最重要载体即这个民族的语言符号。语言塑造人远胜于人塑造语言。语言影响着民族心理乃至民族的发展。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在思维和意志方面，把各个人带入本民族心灵的堂奥，把讲这同一种语言的整个人群统一于一种唯一的、共同的理解力，那么，这样的语言的性状会对本民族的整个发展过程发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在具有活生生的语言的民族那里，精神文化影响着生命；在不具有这种语言的民族那里，精神文化和生命则各行其道，互不相干。语言不是任意的交往手段，而是作为直接的天然力量，从理智生命中迸发出来的，不断地根据这个规律而得到发展的语言也就有一种直接影响生命、激励生命的力量。
“本原民族的原始语言”具有一种天然语言的力量，它给超感性东西提供了一种感性形象，“谁想认清事物的本质，谁就必须依照这种形象赋予他的规则” [92] 。使形象从精神的想象提供到现实的转化，赋予外化、物化的性状，唯有通过这条渠道，人类才有可能沿着古代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人类的演化也才有可能合规则地不断向前推进。费希特把民族语言分为两个部分：感性的与超感性的——“这个超感性部分在永葆活力的语言中是以感性形象表示的，在发展的每一步都能以完全统一的方式，把语言中储存的民族的感性生活和精神生活概括为一个整体，以期指称一种同样不是随意的，而是由民族先前的全部生活必然产生的概念，明眼人根据这个概念及其指称回首往事，便必定能重建民族的全部文化史” [93] 。可以这样说，语言史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文化史。在民族语言中，超感性东西的所有指称都是以指称者的感性认识的广度和清晰度为转移的。用语言做出指称，并使没有形象的东西重新回到与有形象的东西不断联系的位置上，那么，最初作为天然力量迸发出来的语言仍在不断发展；得到这般持续发展的语言的超感性部分，也就不会丧失它那种激励生命的力量。一个语言组成部分如果不表现一个人真正经历过的直观，不表现同这个人群的所有其他直观有全面交互联系的直观，那就从来都是浮在语言的表层。费希特认为，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的重要部分，它能让思维者开创的语言的感性形象范围扩大和充实，并经过整个感性形象领域流动起来。
要深入理解语言的生动的和具有独创性的根源，就要特别注重挖掘由精神本性产生概念的源泉。相比之下，在拥有僵死语言的民族中，没有任何真正的创造性天才能爆发出来，因为他们缺乏原始的指称能力，而只能发展业已开始的东西，将之融入整个已经存在和完成的指称体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活生生的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相比，能站在高度的文明发展阶段上。
此外，对于还没有完全融入本民族的外来文化，乍进来，就可能使本原文化的不断流动中断：与旧的直观范围相分离，它就被切断了活生生的根。如果自身的文化仿效外国方面远比外国彻底得多、一贯得多，那么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本身不能靠它自身直接上升到生活，而是常常需要支撑和支持才能自由腾飞。费希特甚至绝对地指出，“把我们引向毁灭的弊端都有其外国的根源” [94] 。但是，他呼唤民族的复兴，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具备虚怀若谷和自我否定的精神，除了能认识自我之外，对整个人类可进行更为高瞻远瞩的思考。
费希特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还没有形成这种追寻的氛围。需要开掘出“神圣生命”，发现可供直观那种高级的、本身不可见的另一种世界，而两个世纪以前哲学大师的预言是否意味着科学和文化的突破将要实现？现时代是否达到了这一临界点？尽管西方思想大师绝大多数脱离不开形成他们思想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但费希特还是敏锐地洞察到，新时代里永恒境界并不是在坟墓的彼岸才开始的，而是切入了这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的核心。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是时代乔装打扮出来的东西，而是从永恒的、原初的精神世界生长出来的自然原本的东西，它建立在人的独立的、原初的东西之上，从而产生了一种对整个世界的新的和独特的看法，并具有将自己的这种看法应用于现实世界的坚定意志和铁的力量。这实际上仍是暗含和隐藏着“直接从本原的和神圣的生活中流出的”，“特殊的、精神的自然规律，并且只按照这种规律形成了一种感性表达” [95] ，时代的各种表象不过是其感性表达。
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写的《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中指出，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 [96] 各民族独立及其复兴强大，是实现共产党人理想目标的条件；只有每个民族发挥出自己的独特性优势，人类社会在向更高阶段进化过程中才能从整体上相互协同推进。这同样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复兴” “中国特色”提供了一个新视野。费希特的一些思想，诸如世界的整体观、人的全面发展等观点，以后被马克思在建立自己的世界观时认真汲取了。这一点自不必多说。他用其精神的慧眼发现，那种“掠夺其他世界的行径”已经行不通了，“用武器进行的斗争已经结束了；如我们希望的，哲学原理、道德风尚和民族性格的新斗争兴起了” [97] ，这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软实力竞争？他认为，争得胜利的既不是臂膀的强壮，也不是武器的精良，而是心灵的力量。这就意味着谁能抓住人精神世界的深层信仰和追求，谁就能占领高地。对于思想文化界来说，“学者必须用自己的概念永远超越现时代，抓住未来，并有能力为了未来的发展，把未来培植于现时代” [98] ，形成自己的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不要在懒散的物质生活中打着瞌睡，对每一次向更高境界的飞升都加以嘲笑；也不要说：让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再睡一会儿觉，做一会儿梦，直到情况会自行好转——任何一种拖延都只会使我们更加懒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