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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载于《中国改革报》2020年9月25日，原篇名为“用‘四重证据法’讲好‘元中国时代’的故事”。
李琳之的新著《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20年9月）。该作是国内外第一部运用考古学线索将500年历史连贯叙述下来的先夏及夏代发展史著作，业内专家称之为“学术成果向大众成功转化的典范”之作。
作者将公元前4000年至前1046年的中国划分为三个阶段：公元前4000—前2300年是前中国时代，为孕育阶段的中国；公元前2300—前1800年是“元中国时代”，为诞生阶段的中国；公元前1800—前1046年是早期中国时代，为初步发展阶段的中国。众所周知，如何找到夏朝存在的真实脉络，是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虽不能说《元中国时代》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难题，但作者无疑已经找到了解决该问题的正确途径和方法。该书运用大量考古学成果揭示了这一时期激荡人心的社会场景。作者在自己前期已经出版的《中华祖脉》《祖先，祖先》等著作的基础上，力避学界门户之痼疾，继续深挖民族历史文化。文献中关于上古人物和族群的记载多是神话传说而八分九裂、互相矛盾。李琳之几乎跑遍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把田野调查作为校正文献说法的主要路径之一。该书涉及的如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榆林石峁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等，无不留下他落寞孤行的背影。甚至为了搞清四五千年前以西亚和中亚为核心舞台的世界文明对陶寺古国等诞生所起到的影响和作用，李琳之又先后跑到埃及和俄罗斯等地去做考察和调研。长年累月的实地行走，不但磨炼了他坚忍的意志，更开阔了比较的视野。
《元中国时代》使用了“四重证据法”，即以文献记载、各地民间风俗传说和当地人文遗迹为相对坐标，再用考古学证据予以证伪的方法。“四重证据法”实质上是建立在对其中任何一种的证据都可能是假的这个大前提之下的。它的科学性在于，它可以纠正其中某一方面的不足或偏差，用相关联证的方式确保其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只要这四重证据在某些个点或面上能够达到高度契合和一致，我们就可以从逻辑上推导出其正确的结论。作者并没有把研究对象局限在某一地域，而是置之于彼时整个世界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和整个东亚大陆的寥廓空间中：前者让我们看到了彼时作为世界文明中心舞台的西亚、中亚文明对“元中国”诞生所起到的催化作用，后者向我们展示了长江、黄河和辽河三大流域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这样的格局和思维方法，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盲人摸象的自言自语。该书以考古学方法阐释为主，但同时还综合运用了文献学、历史学、社会学、古天文学、古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等众多学科研究方法，进而弥补某种或某些方面的不足和缺陷，让众多错综复杂的考古学文化头绪和各族群之间扑朔迷离的文化遗存“发生”有机的联系，从而使得作者能通过抽丝剥茧的方式找到这些族群发祥、发展、迁徙、分化以及族群之间碰撞、纠葛、裂变、融合的遗物遗迹。
在此基础上，作者初步阐明了最初中国即陶寺古国起源、发展、壮大和衰亡的历史过程，揭示出陶寺古国和石峁古国、石家河古国之间恍惚迷离的外交关系脉络，理顺了“元中国时代”——从公元前2300年至前1800年这500年史前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厘清尧舜古国和先夏、早夏以及古三苗等古国酋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梳理出夏朝起源、建立、发展，直至夏中晚期都邑二里头城址“国上之国”广域王权这段历程主脉。
《元中国时代》必定会成为我们讲好中国五千年文明故事所不可或缺的鲜活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