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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日益深入，西方对马克思自然观及生态研究的学术视角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日益凸显，这些理论和现实的因素使得国内的学者极有预见性地开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态研究，他们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给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思想基础和极大的理论启发，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有待甄别和完善。纵观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去挖掘和重新呈现马克思自然观，旨在增强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本源性。在广泛的文本中，重点考察的文献包括《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和《资本论》，通过指认出这些文献，追溯和再现马克思自然观形成的思想轨迹，探究其在不同阶段的历史特点。
1.《博士论文》的萌芽阶段
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然观主题，中国知网仅收录两篇，这两篇论文均指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是马克思自然观的初现。《博士论文》是马克思整个哲学思想的奠基，无论是他的唯物史观还是自然观都处于思想的萌芽期。
2.《手稿》的形成时期
马克思《手稿》的研究是自然观研究的一个重点，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尽管《手稿》是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但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分析非常深入，尤其是《手稿》中开启了经济学研究，为马克思自然观的研究从哲学转入经济学视角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对“抽象的自然界”的扬弃，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确立了对象性活动原则。 [8] 《手稿》中的自然观大致可从自然的先在性、人的二重性及劳动辩证法三个层次来理解，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制约和影响；人是主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人与自然的联系通过劳动中介，在此前提下，实现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辩证统一。 [9] 马克思在《手稿》中从生态、实践和历史三个不同视角较全面地分析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这种统一关系的社会实践基础，建立起了生态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学说。 [10] 《手稿》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态思想，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劳动和共产主义三个视角的审视。 [11] 马克思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基础到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现实分析，再到共产主义的理论指向，构成了逻辑完整的生态体系。 [12]
3.《形态》的发展时期
在马克思自然观的诠释中，《形态》往往被忽略。作为《手稿》和《资本论》的桥梁，它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在《形态》中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已经确立起来，这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产物，也为后来的资本批判铺平了道路，基于此，《形态》的启发性和超越性可想而知。马克思超越了以前对自然的一切非实践性的理解，而赋予自然以天然自然和人化自然两种内涵，并找到了统一二者的自然与历史的辩证法，从而形成了与《手稿》根本不同的自然观。 [13] 《形态》中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自然，已经离开了《手稿》时期的自然哲学观，形成了以实践为前提的“人—自然”关系轮廓。 [14] 马克思在《形态》中不仅全面阐述了唯物史观，而且还实现了自然观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15] 马克思揭示了人与自然、自然与历史的统一，阐明了资本主义早期生态危机及其解决途径。 [16]
4.《资本论》的完善时期
《资本论》中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了系统的阐发，马克思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当时资本主义的自然生态的不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从生态的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提出了宝贵的生态循环思想。《资本论》中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自然的价值和效用，阐发了合理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思想，马克思的生态学批判敲响了环境危机的警钟。 [17] 马克思提出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进行批判，才能彻底解决环境问题。 [18] 斋藤幸平等指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阅读了大量的生态学著作，在《资本论》中不仅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而且揭示了资本的增殖与积累和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关系。 [19] 《资本论》中自然观的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特点，并且直指生态问题。 [20]
首先，马克思自然观的实践逻辑。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立足于实践，以自然界的物质力量为基点，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导向，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明确的解决路径。马克思通过实践角度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21] 实践这种感性活动是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的辩证统一，也是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 [22] 马克思自然观蕴含主客体关系协调统一的实践逻辑，即以“实践”为基础建立人与自然观念认知的反映与被反映的统一、价值认同的自然主义与人类主义的统一、活动认行的改造与被改造的统一、审美体验的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四层渐进的逻辑结构。 [23]
其次，马克思自然观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自然观到底是一般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是从人的感性活动，进而从“历史”出发来理解自然的。马克思自然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它的根本性质是“社会—历史性质”。 [24] 马克思通过哲学革命开启了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视域，新唯物主义自然观实现了从自然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 [25] 虽然马克思自然观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但是马克思没有放弃本体论与认识论意义的唯物主义。
最后，马克思自然观与共产主义学说。共产主义学说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理想乌托邦，马克思自然观与共产主义学说有密切的逻辑关系。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劳动异化，指出通过资本主义对私有财产和劳动异化的扬弃，达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的本质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意识属性的三位一体。人出于本性在以意识为终结的社会性劳动中实现其自然本性。但是实际的历史进程由于交换而出现异化。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劳动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存在使得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本质的社会关系被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物化关系所取代了。所以，无产阶级必然要消灭私有财产。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是通过人并且是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的完全的和自觉的复归。 [26]
关于马克思自然观是否与生态学有联系的问题，无论大家对马克思自然观的争论和分歧有多大，国内大多数学者都赞同马克思自然观中存有生态维度，并非某些西方学者所指责的那样出现生态理论的空场。
首先，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劳动的经济学阐释和生态危机的论述等都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论，关于劳动理论的生态学意义，关于自然价值的肯定和对资源有限性的论述都含有深刻的生态性。 [27] 马克思自然观克服抽象自然观的局限性，马克思关于自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阐述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 [28]
其次，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对马克思自然观思想中的生态逻辑进行分析。劳动异化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逻辑线索。早期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哲学批判阐发了自然异化的思想，中后期进一步通过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经济学批判，从物质变换断裂的角度对劳动异化和自然异化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深刻地揭示出资本逻辑是生态问题的实质根源。 [29]
最后，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获取理论资源，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学思想进行全面的研究。陈学明以生态学马思主义的研究为出发点，着重追寻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他重点研究当代美国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的思想，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全面的剖析。提出的资本的效用原则、增殖原则和竞争原则导致生态危机，也论证了资本与生态之间的对立关系。 [30] 王雨辰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系统研究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做的系统性辩护，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作用。进而全面论述了马克思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创立以人类实践为基础，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思维方式及其理论内容和理论特质。 [31]
马克思自然观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启示，这正是研究马克思自然观的价值所在。关于二者的关系，有的学者专门撰文进行阐述，也有学者在文章和著作中把它作为一项内容做分析和论述。马克思自然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要剖析生态问题的社会历史根源，坚持绿色发展，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合理路径。 [32]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靠人类的实践变革来推动，还要在利用、限制与超越资本的动态过程中去发展。 [33] 马克思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为生态文明提供了目标指向，即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需要长久坚持的伟大事业。 [34]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西方从没有停顿过，研究方法和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业资本主义破坏环境的弊端越来越被暴露出来，尤其是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六十年代，生态和环境问题日益被专家和学者所关注，在西方逐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绿色运动，部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视角逐渐从社会历史理论转移到生态上来。毫无疑问，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研究是较早被西方学者挖掘并反复讨论的主题，他们力图通过自己理解的马克思思想来诠释这一命题，而且多数的讨论基本上集中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中。下面就对这一研究情况做一个比较全面和详细的介绍。
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担起了继承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他们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自然唯物主义，非常重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弗兰茨·梅林的思想比较具有代表性。他在阐释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有不足和偏差，即以反对自然唯物主义的名义，割裂了马克思自然观和历史观。由此，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梅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其使命仅仅是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一解释的领域，所以自然观和本体论不在马克思的视野之内，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对马克思自然观的否定性解读始于第二国际，他们的这种观点被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而且被激进地发展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卢卡奇延续了梅林等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的理解，他的哲学逻辑出发点是历史，因此，他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界定为一个社会范畴，进而否定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多次提到“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的问题。他进一步阐发道，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什么是自然，自然同人是什么关系，人拥有什么样的自然观，始终受到社会的制约。这种观点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即自然总是历史的，是经过人类的实践中介的，也就是说自人类诞生以来，进入实践视域的客体自然对象只能随着人的历史活动逐渐呈现出来。但是，卢卡奇夸大了马克思的想法，其简单地否定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造成了某种本体论的越界。
法兰克福学派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启蒙的辩证法》阐述了人类的启蒙精神走向了自我毁灭，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则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 [35] 。书中抨击了欧洲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的掠夺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且警告世人粉碎奴役的尝试都会使人更深地陷入自然的束缚中。马尔库塞通过研究《手稿》，提出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的思想。他的解放自然的思想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解放属人的自然，即人的本能和感觉；二是要解放外部自然，即人的生存环境。他认为，资本主义是造成人与自然异化的关键所在，所以，他把消除这种异化的关系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主张通过自然革命，首先是“感觉的解放”，造就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里包含的生态社会主义萌芽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中得以发挥。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左翼代表施密特承袭了卢卡奇的理论思考，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提出了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指出马克思自然观是由历史实践中介了的自然观。他认为，马克思的独到之处是社会—历史地讨论自然，从而指出马克思超越了旧的自然观，强调“自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无论是旧唯物主义的直观还是社会本体化的自然规定，都不能很好地理解历史实践中介的作用。他批评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割裂马克思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理论失误，施密特认为，马克思哲学新视域中的自然是作为人的活动的材料出场的，因此，自然在马克思那里已经成为一种非本体的社会历史中介了的自然。承认自然的中介性质，是施密特始终坚持的重要理论原则，也是其不同于卢卡奇的所在。施密特进一步提出“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的理论命题，建构了社会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相互中介的双向逻辑。
“生态马克思主义”（The Ecological Marxism）一词来源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本·阿格尔，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与当代生态问题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当前已经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它承袭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立足于资本主义批判立场，致力于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分析，积极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总体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生态视角审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强调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实现社会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最终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分布在加拿大、美、法、英、德等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专家学者，以下学者的思想代表了整个研究的形成发展历程以及他们跨越时空的学术融合。
加拿大的学者本·阿格尔首次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概念，将生态视域引入历史唯物主义，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呈现为生态危机，是经济和消费领域的危机，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其他社会危机同等重要，它们之间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他认为生态危机主要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即资本追求利润和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需要，主要从分析生态、需要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运动来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他阐述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概念显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但是也应该看到，他特别强调文化价值观的变革对于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他无法找到真正的革命主体。
威廉·莱易斯是被阿格尔称赞为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观点“表述最清楚”的人。他的两本著作《自然的控制》（1972）和《满足的极限》（1976）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早期的研究成果，莱易斯极大地推动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左翼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认为，环境问题根源于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科学技术仅仅是人类实施控制自然观念的工具，而真正对自然进行盘剥的是使用这一工具的人类的观念。由此进一步指出，这一观念造成了双重控制的后果，一方面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控制，另一方面是人对人的控制。他的这一观点，从人类的意识形态视角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很有见地。他还把控制自然的观念重新解释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即要求限制人的欲望中破坏性的方面，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建立其能够保护这种责任的社会制度。他的社会改革方案力图通过改变某些生产活动和消费方式，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降低人均使用能源及其他物质的数量到最低限度，一切技术的使用、一切政策的制定都要服从于这个目标，表现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
美国学者J.B.福斯特是当今世界最活跃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他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系统的生态世界观。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一书中，他深刻地指出，马克思的生态观源于他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生态理论之所以被人们视而不见，主要原因是人们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的本质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而出现了贬低和歪曲马克思生态理论的现象。他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反实证论时连同科学一起否定掉的态度，同时批判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将理论建立在一种歪曲的科学观念之上，二者都无法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也不能揭示出马克思生态观点的价值。他挖掘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新陈代谢”理论，指出这一概念的生态意义，因此，他提出“新陈代谢断裂”概念。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部生态批判都是建立在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这一概念之上的。福斯特揭示出资本与生态的尖锐对立，指出如果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摆脱生态危机只能是神话。他反对西方绿色理论割裂社会和自然的联系，强调不能把生态危机的产生和解决仅仅归结为观念的问题，他主张以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为前提，把社会变革和观念变革有机结合起来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
詹姆斯·奥康纳认为实践的发展彰显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价值，他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更加着眼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其他生产条件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态危机研究，也就是说，生态马克思主义把理论的重点转移到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上。他认为，资本主义存在两种矛盾和危机，第一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使得生产供过于求，导致经济危机；第二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资本无限扩张，而自然无法满足这种扩张的节奏，结果是引发生产成本提高，造成生态危机。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再生产必然带来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由此决定了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同时，奥康纳批评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生态恶化问题，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对生态造成的破坏不是社会主义的本性所致，社会主义和生态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所以，他认为，要通过构建生态社会主义来解决生态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遵循完全不同的规律，使用价值高于交换价值，具体劳动高于抽象劳动，要按照需要进行生产，他认为这一观点回归到了马克思的立场，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20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学者安德鲁·高兹的研究领域发生转向，变成了一个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生态学与政治》一书的出版，不但标志着他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转变，也标志着他对现代政治生态学的奠基。在此书中，他为政治生态学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他的政治生态学的观点来源于马克思。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是导致生态危机以及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追求利润是资本家的根本动机，因此资本家会极力去掌握自然资源，不断增加投资，这种行动与环境的矛盾，必然使生态遭到破坏。高兹把生态危机与其他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认为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其他社会危机的根源，这是一种深刻的见解，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他的另一本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是在苏东剧变后推出的一部重要的著作，他在书中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与生态的一致性，因为社会主义以生态保护为宗旨，形成生态理性，从而有利于生态，而资本主义以赚取利润为动机，形成经济理性，所以具有反生态性。高兹分析了苏联生态恶化问题，指出苏联虽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和资本主义一样奉行经济理性，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必然以生态理性为指导，奉行“更少、更好”的原则，“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但是，这种社会主义必然要限制经济理性的作用，才能达到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宗旨。
美国学者戴维·佩珀坚持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反对把马克思解读为机械论和决定论，从而提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对今天的世界而言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说：“马克思主义确实以有意义的——尽管大都比较含蓄的——方式包含了足够的生态学观点。” [36] 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成是人类的、政治的和社会生态学的先驱。他提出，马克思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因为马克思主张人与自然辩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第一，彼此不是对立的；第二，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这是生态中心主义者和技术中心主义者所望尘莫及的生态智慧。佩珀认为，马克思解释社会如何演变的方法根本上来说是唯物主义的，是历史观的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他说，唯物史观从物质生产和商品交换是构成所有社会的基础这一前提出发，商品的生产构成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方式，从而组织生产的方式即人类的生产方式涉及的生态问题是重要的。佩珀详尽地分析了马克思“抽象劳动理论”的生态蕴含，马克思不仅重视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同时也极其重视自然的作用。佩珀认为，“抽象劳动理论”不但能解释经济危机的问题，还揭示了以环境退化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危机，按照马克思的“抽象劳动理论”，资本主义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但盲目扩大生产必然导致生产过度，从而直接损害生态环境。他最后提出了人类该如何理性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佩珀看来，马克思把人类的解放、人类的生产劳动与人类调节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一方面人类的实践受到我们自己的历史环境的影响，因此，人类的解放并不是绝对的，人并不能成为自然的“主人”；另一方面，人类的生产劳动变成“自治”的生产时，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建立起来。他强调说，人类的解放必须以消除生态问题为前提，他认为未来的社会必将以新的道德—新的关系—新的生产模式来建构，这种新的生产模式，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共同所有制下的生产模式，是以消除市场经济的不良影响为前提的，有计划地利用资源和保护资源，允许充分就业、适当的财富分配、缓慢增长的经济和减少消费主义的压力。佩珀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和消费上都将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如果说资本主义内在对环境不友好，那么保护环境则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德国学者格伦德曼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提出人们不能忽视马克思思想在分析生态问题上的深刻洞见。他说，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同这些发现联系起来看，可以说马克思是考虑过所有这些可能的原因的，在格伦德曼眼中，马克思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是一位人类中心主义者，在阐发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时，格伦德曼着重揭示了马克思“控制自然”的内涵，他认为“控制自然”这个概念描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特定的关系，对它的理解关键是明确“控制”的含义。按他的理解，如果人类对改造自然的负面结果没有充分考量的话，决不能说“控制”了自然，生态危机的发生，恰恰说明人类没有真正“控制”好自然，所以，人类的改造自然行为应充分考虑会给自然带来的各种结果，从而规避那种对人类不利的后果，才能算是真正的“控制自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马克思自然观及其生态蕴含的理论主题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半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背景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收获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既有对文本的思想挖掘，还有对内在的运思理路的探索，体现出研究的深入发展趋势。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关于马克思自然观以及生态蕴含的研究还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
文本研究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当前的文本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这几篇文献上。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居多，《博士论文》的研究最少，《资本论》的研究近两年开始有迅速上升的趋势，这和近年来《资本论》研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有着密切的关系。毫无疑问，当前的文本研究的范围还存在局限性，需要进一步扩展文献的范围。日本大阪大学副教授斋藤幸平，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的编辑，在《马克思的生态学笔记》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期，阅读了大量的包括生态思想的科学著作，如李比希、马尔萨斯、达尔文、肖莱马、约翰斯顿、安德森、弗腊斯、塔克特、基尔霍夫和拉韦涅等人的著作，并做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呈现出马克思关于自然观的生态思考目前还没有被广泛关注，相信随着这些笔记陆续地出版，将成为学者们研究马克思自然观的重要历史文献。
马克思自然观的理论地位如何？马克思自然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什么关系？马克思自然观形成的内在逻辑和生态理路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马克思自然观研究的关键点，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并没有被重视起来，虽然有一些成果，但是跟马克思其他思想理论研究比较而言，不够系统、全面和深入。本书试图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做了一些粗浅的交代，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但是，由于本人的理论水平和学识局限，要解决这样的理论问题，有些思考得还不够充分，相关的研究深度还不够。基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还有待于更深入的探讨。
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学术界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学研究热度还是比较高的，这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兴起，较早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的理论关注点有很大的关系，也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遇到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有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自然观思想为指导，结合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从环境保护的提出到践行科学发展观，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日益丰富、渐成体系，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生态和环境问题是关系人民幸福和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一，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生态治理和生态保护，基于这样的现实要求，加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研究，尤其是加强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是当前我国学界面临的一个理论任务。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态思想资源，使之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自然观研究的重要方向。
总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界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研究初见端倪，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科学的繁荣促进了本研究的深入发展。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后，相关研究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数量开始逐年上升，成果质量亦有很大提高。但从总体上看，目前马克思自然观及生态学蕴含的研究主题比较分散，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缺乏持续性。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依赖性较强，创新性不足，出现对西方生态理论研究过多，而对本土思想研究偏少的现象，相信这些方面的不足会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得到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