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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产生以来，对世界历史的影响遍及全球，具有超越时空的巨大意义。无论在哪里，即使不同意马克思理论观点的人也要对他的思想表示无比的敬意，因为马克思的学说总能在人类迷失方向之际给予警醒与启迪。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对马克思赞誉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1] 这个伟大哲人的判断到今天仍然有效，因为无论就其性质还是就其内容来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代的哲学，人类社会仍生活在马克思阐发的历史规律中，其当代性也就是其真正的历史性，因此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仍然有非凡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始终与人类的命运保持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更是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改革和开放的伟大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研究传统。问题导向就是理论研究要“有的放矢”，把解决时代课题作为理论研究的目的。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生产方式的改变，时代课题的不断涌现，呼唤人们去发现长久以来被遗忘或是被忽略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使以萌芽或胚胎的形式藏于马克思哲学母体中的理论得以彰显，使其能够被重视而得以系统的研究。
近几十年来，生态环境恶化越来越成为世界性难题，如此情形下，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研究日益成为被频频关注的学术主题，学者们希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思想资源。尽管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的威胁，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可能对生态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论述，但他们对生态和环境的关注已露端倪，有关阐述多散见在其经济学和哲学文本中。这些观点并不系统，但是其生态思想丰富而具体。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思考和对世界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考量，需要我们深入探究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及当代意义。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学术界就开始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反思。1982年，在桂林“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讨会上，以复旦大学俞吾金为首的七个青年学子递交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提纲，提出的问题振聋发聩，引发了学术界更加深入的思考，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照搬苏联教科书有一个未被证明的前提，那就是不论是其内容还是逻辑体系都是正确、合理的。 [2] 在尝试解决被“认为绝对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个凝固的体系”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掀起了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除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构建外，出现了“人学”、“类哲学”和“实践人本主义”等新的哲学形态，在这些可贵的理论探索中，包含着学者们要摆脱理论困境所做的艰苦劳作；还有的学者不满足简单地宣布传统教科书体系的不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理论逻辑做了有效的厘清，对有关现代化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涌现出很多新成果，极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活力。但是，可以说这个“正本清源”的工作持续至今仍然没有结束，因为理论界研究的新成果极少被纳入大学的统编教材中，一些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上还没有沐浴这些新的思想和见解，授课教师和学生的头脑仍然深深地陷在教科书的体系中，这种理论研究与理论教育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怪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近代旧唯物主义冒充马克思世界观的危害，近代旧唯物主义使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原则——实践、历史和辩证法变成外在的和无关紧要的东西，由此，马克思主义研究陷入旧唯物主义之网，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和当代价值，这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危害，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发挥其指导现实作用。所以，使马克思哲学超越旧唯物主义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
针对以上分析，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回归其本来面目，应加强理论研究中的现实针对性，彻底抛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窒息的教条式、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彰显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因此，通过恢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实践的中介、历史的维度和辩证法的灵魂，否定完全偏离马克思精神实质造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粗糙甚至是错误的理解，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蕴涵，从而形成正确的研究方向和更切近马克思的理解，是当前非常重要的理论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为后人理解其哲学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讲到，他们的哲学是一种世界观，不仅包括对人和人类社会的解释，也包括对自然界的解释；他们的哲学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继承，把整个世界看作不断运动的发展着的辩证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以人的实践活动解释世界，这是他们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包含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包含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二者的完整统一。然而很久以来，和重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形成鲜明对比，马克思的自然观思想几乎被完全忽略了。
列宁曾经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 唯物主义 ，特别坚持的是 历史 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 唯物主义 。” [3] 列宁的这段论述常被学者们引用说明，马克思哲学就是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只有唯物主义历史观才是马克思独创的哲学。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辩证法的研究和运用非常重视，他们把工作重心放在历史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上，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重点放在自然观上，是否就意味着他们的新哲学中就没有涉及这部分内容？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形成任何不同于旧哲学的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呢？列宁没有说，但是列宁上述的那段话给后人留下了足够的猜想空间。这种猜测会顺理成章地认为，在马克思以前，自然观的唯物主义早已由哲学家们建立起来了，对于那个时代，缺少的是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照这样的话，要么马克思哲学中没有自然观，即使有，也是马克思哲学产生之前就存在的，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创立的。这种看法在第二国际以及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很流行，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也不乏众多的支持者。毫无疑问，这种看法错误地把马克思之前的旧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自然观混为一谈了。
马克思哲学创立过程中，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产生是同一个过程，它们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产生的。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对历史之谜和自然之谜的思考中，他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4] 这个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就是“人化的自然界”的生成过程，而不是那种“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的生成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人化的自然观，它研究的主要是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或实践对象的自然界。换言之，这是进入人类史的自然界，是“历史的自然”，这种自然观也可以称为“历史的自然观”。在《手稿》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人化自然”的概念，其中蕴含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论点，这些思想在其后来的著作中都有比较深入的论述。由此，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的自然观思想，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马克思自然观是对18—19世纪旧唯物主义的直接继承。从恩格斯方面来说，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恩格斯开始集中精力研究自然辩证法，他曾经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 [5] 可见，恩格斯自觉地把建立唯物主义自然观作为自己的哲学任务，想把它与唯物史观联系起来，构筑一个完整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体系。如前面所述，马克思自然观和历史观是完整统一的合体，怎么又出现恩格斯建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呢？这里恩格斯要建立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不是实践唯物主义自然观。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强调自然界是人的实践对象，但并不因此而对物质自然的“先在性”有所否定。因为人类产生后，自然就开始进入人类的历史进程，融入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中。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然观，从内容上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统一。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把自然界的存在作为历史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阐释了自然界无法创造剩余价值，只有工人才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主体，从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的视角论述了共产主义学说；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揭示出自然界内在的矛盾辩证运动过程。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马克思自然观具有一种基础性地位，若是缺失了自然观，我们就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德国哲学家施密特说：“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极少讲到自然‘自体’，可是这并不能说明在他的社会理论中，自然所占的位置并不重要。事实恰恰相反，这正是马克思的独到之处。” [6] 毫无疑问，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迫在眉睫，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就在于通过追溯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进一步阐明其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探寻其生态意蕴，为克服生态危机提供智力支持。
生态危机肇始于发达国家，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逐渐扩大蔓延到发展中国家，综观整个世界，环境污染仍在继续，生态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面有效的解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频频发生各种生态灾害，持续恶化的环境问题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不得不说，当前整个地球都面临着严峻的生态挑战。整个20世纪，人类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度过了历史的浩劫：战争、饥饿、贫困、疾病和瘟疫、经济危机等。而今，日益恶化的生态问题，把人类又带到一个生死抉择的历史时刻。但是，消除生态危机的国际合作却举步维艰。为遏制全球气候变化，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以来，世界各国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合作变得极为艰难。2001年美国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里约热内卢峰会”、“约翰内斯堡峰会”、“哥本哈根峰会”等全球期盼的解决环境问题的会议，结果无一不是草草收场。2015年12月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195个国家通过《巴黎协定》，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关于全球性气候变化的新协议，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了安排，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谱写了重要的一页。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将退出《巴黎协定》，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共同行动，重新上演了16年前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一幕。美国的这一行动招致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极其失望”，意、法、德三国领导人联合发布声明说，《巴黎协定》条约不可更改，引领的趋势不可逆转。美国两次退出气候问题的国际协定，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的原因，作为全球主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表现的确令人失望。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这种排放比发展中国家早上百年，发展中国家本身排放量低但却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因此，发达国家有义务率先减排并援助发展中国家。但是，从美国的态度来看，若是把解决生态问题的希望寄托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积极主动践行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力支援不免有点太乐观了。
令人振奋的是在中国，各级政府和部门积极落实党中央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了生态文明的建设经验，提出“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写入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中，中国正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贡献者。一个大国的执政党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写进党纲，领导各级政府开展全方位的生态治理，如此魄力世界罕见。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中，生态文明建设使中国重新获得了复兴的强大动力。
中国走上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是现代化发展和世界形势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工业化国家，仅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取得了资本主义用二三百年时间取得的经济成就，快速的工业化必然伴随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的问题，加之人口多、经济体量大，因此，中国的环境问题就比较复杂。应对这样的挑战，继续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是没有出路的，我们需要走出一条新路，就是生态文明之路。中国共产党认清世界形势，率先走上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新的历史起点，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正如国外学者评价所言，“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当中，中国最有可能引领其他国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 [7] 。
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先产生生态危机，资产阶级学者最先提出关于生态科学、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等生态文明的理念，关于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和协定也是主要以发达资本主义为国家主导，但是，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的新型文明却没有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生态文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中国政府正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宣告，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代表的社会主义方向是世界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