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一词是15世纪后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比昂多开始提出使用的,是指欧洲历史自罗马帝国灭亡至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476—1453年),传统上认为是欧洲发展史上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因此被称为“黑暗时代”。在欧洲中世纪的思想文化图谱中,基督教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基督教差不多经过400年的时间,以缓慢的、和平的方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公元313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颁发米兰敕令,宣布罗马帝国的公民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承认了基督教在罗马的合法地位。经君士坦丁之后,基督教的地位已不可动摇。公元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修将基督教正式定为国教,开启了其在西方文化史上唯我独尊的时代。中世纪的文化思想主要源于基督教神学,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哲学家们用各种方式阐释基督教的教义,维护基督教的信仰,众多的哲学家为中世纪的神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整个中世纪的神学贯穿着以奥古斯丁、安瑟尔谟、托马斯·阿奎那、邓斯·斯各脱、威廉·奥卡姆等为代表的神学家的思想,其吸纳了古代哲学的思想成果,展现出中世纪文化思想的独特样态,建起一个宏伟的神学大厦,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中世纪早期教父哲学通过吸收新柏拉图主义建构了基督教教义的基础和框架,吸收了古希腊哲学的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内容和思维方法,以“神创论”解释自然,宗教哲学家奥古斯丁在他的著作《忏悔录》中对其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写道:天地存在着,天地高呼说它们是受造的,因为它们在变化。天地也高呼着它们不是自造的:我们的所以有,是受造而有;在未有之前,我们并不存在,也不能自己创造自己。它们所说的话即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是你,主,创造了天地;你是美,因为它们是美丽的;你是善,因为它们是好的;你实在,因为它们存在,但它们的美、善、存在,并不和创造者一样;相形之下,它们并不美,并不善,并不存在。这种宗教自然的观念承认神创造一切,上帝创造苍天和大地,还有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一切,一切皆来自上帝,神创自然的观念贯穿着整个宗教神学统治的世纪。
奥古斯丁的关于上帝创造时间的学说是对神创自然的有力的补充和说明。在《忏悔录》中,他提到,上帝存在的问题不在于去证明,如果存在规则和美,那就必然是上帝使然的,既然上帝创造了万物,我们就必须训练自己,以便把万物看成是上帝的创造物,在万物的背后认识上帝,崇拜上帝,而不是只崇拜上帝的创造物。上帝创造了事物的存在,对它们呈现的样子负责,而且使事物永久地保持它们的存在、功能和活动。上帝的这种创造活动完全是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与人类的工匠不同,上帝不受创造物所需要的先前存在的物质可能性的限制,因为构成这些事物的物质本身也是由上帝从无中创造出来的。
上帝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时间。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有特别的论述,他认为,天地出现以前,没有时间,因为是上帝创造的时间,所以在上帝创造时间以前,没有时间存在。奥古斯丁认为,这是由于上帝从无中创造一切事物的直接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创造真正来自虚无,那创造就是一个绝对的开始,在此之前不可能有任何事物先于它。沿着这个线索,他继续思考,他说,真正的时间只有现在,但是现在也不是时间,它是永恒。如果把时间理解为过去、现在和将来,那么将很难理解,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时间是真实的?因为过去的事物不存在了,当我们称它为“过去”时,它是过去存在过,而不是说现在它仍然存在着。对现在的理解也是如此,现在是什么?是本年、本月或今天吗?可是今天还有24小时呢,而每个小时又可以分成分和秒,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愿意,时间可以被分成很短,要多短有多短,我们看到,现在只能凝聚在这一个点上,而在这个点上,现在也要成为过去了。因此,奥古斯丁把时间看成是人的意识在流逝,即时间是心灵的延展。一段时间,是指一段记忆,或者是一个预期。测量时间的长度,实际上是认识心灵的伸展。也就是说,过去和将来归根结底都不是真实的存在,它们只是心灵中的记忆与期望范围内的现在。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时期,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深邃的思想为哲学家们提供了新的视野和论证的方法,尤其是经过托马斯·阿奎那的努力,他充分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工具,把哲学的认识方法引进到神学问题的研究中,力图调和理性与信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阿奎那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理性神学体系。在自然观方面,基于上帝创世说的前提,阿奎那指出了上帝创造万物的同时,也把世界分成不同的等级,把人置于自然之上。阿奎那的哲学思想在中世纪哲学史上形成了一个思想高潮和转折点,对他去世后的那一个世纪的思想潮流产生了极强的影响力。阿奎那的理性神学主要探讨的是上帝存在、人与上帝之间、上帝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在他的著作《反异教大全》和《神学大全》中有所论述,而且他给出了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他分别通过事物的运动、因果关系、事物存在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事物存在的等级、目的论五个方面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这个经典的宇宙论的证明,在历史上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圣经·创世纪》中写道,上帝造成人类和万物,让我们人类管理鱼、鸟、牲畜和土地等大地上的一切,上帝告诉挪亚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同蔬菜一样。上帝创造人类和整个自然界,上帝是万物的原因,万物是上帝的结果。阿奎那是基督教创世说坚定的捍卫者,对《圣经》中“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给予形而上学的解读,创造了神学新的范式。在阿奎那看来,上帝是万物唯一的创造者,是万物的起点和终点。古希腊哲学传统中,质料被认为是一切运动、变化、生成与毁灭的载体,是永恒的,万物的成因在于形式因。他认为,世界没有古希腊哲学家所谓的物质因,物质是被创造出来的,上帝从“无”中创造出的世界。所以质料作为万物的构成部分,是上帝创造出来的。而且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分等级的,一切事物都受上帝旨意的支配,与其他动物不一样,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受神的旨意的支配,也就是他们不仅能支配自己的行动,还能支配其他动物的行动,所以人类分享神的智慧,是神意本身的参与者。因此,人类是受上帝委托管理世界,是地球上的主人,自然是上帝赐予的粮仓,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在人之下,可以被人随心所欲地处置,人处于主动的地位,掌管着自然的其他资源,使它们为自己所用。
在整个中世纪,古希腊的人文传统被宗教神学所取代,在这漫长的时光里,人的本质力量被抽象化为支配人的神的本质,世俗的生活被宗教生活的神圣性所淹没,人失去了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生活,对人性的否定和压抑,使宗教神学成为人类灵魂救赎的手段。通过宗教的政治化,统治阶层把宗教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民众没有丧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文精神在黑暗的时代里犹如星星之火蕴藏于人们的心底,一旦条件成熟,就可以成为照亮新时代的思想火炬。正是在中世纪极度的人性压抑下,人的尊严、人的伟大、人的热情被人自身所极度渴望。当人们在古希腊的艺术和哲学中发现人的存在和人的精神之际,文艺复兴运动就首先在意大利发展起来了。
中世纪的神学自然观孕育了近代自然科学。在阿奎那的神学思想中,理性与信仰从对抗开始走向融合,理性逐渐开始摆脱信仰的束缚慢慢萌芽,“神学的婢女”在不知不觉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给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明:第一,“第一推动者”的证明;第二,“第一原因”的证明;第三,一切必然性的证明;第四,至善至美的事物的证明;第五,目的因证明。在这些论证中,我们不难看出,阿奎那的五种证明,虽然论证的是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但他把自然现象引入了神学证明,论证的依据是现实的自然经验,论证的方式从结果推出原因,是由果溯因的演绎方法。这种不排斥感性经验,以此来诠释超验世界的做法,诚然是承认尊重客观世界和理性思维的态度和方法,给予理性巨大的空间,为后来近代科学的诞生提供了方法论的准备。经院哲学家理性主义的思考方法一直影响着此后的思想家,指引着学者们缓缓步入了近代科学革命之路。中世纪的中后期,特别是13世纪后,一些经院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影响下,延续和发挥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中的“归纳演绎”等方法,以此迎来近代科学革命的诞生。
作为人类自然观念发展进程中重要的节点,中世纪神学自然观蕴含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这一时期,伴之以商业和城市的兴起、政治的神权统治,呈现的是一幅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交织的历史画卷。有的学者认为,在这幅画卷中出现了不和谐的画面,人与自然和谐的图景不见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自然消失了。原因是神学自然观的核心思想天地万物是为人存在的,上帝慷慨地赋予人类照管地球的使命,因此,人类形成了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观念,从而通过科学技术来驾驭自然,使其为人类的需要服务,自然沦为人类的工具。因此,在现代的绿色思潮中,基督教自然观往往被视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肇始,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生态立场被人所诟病,所以神学自然观就有了破坏生态的原罪。然而,生态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所著的《自然的经济体系》一书,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说生态学这个科学的名词在其开端就已浸透着一种经济的也是基督教的自然观。因为英文Economy(经济)最初的使用就是指神对自然的统治,而生态学这个名词诞生之前,人们以“自然的经济体系”一词来描绘地球这个大的生态系统,这个经济体系是造物主的英明的安排,根据这个安排,各种生物才能是相互联系的,瞄准一个目标,紧紧地连在一起。上帝对这个宇宙的经济体系的管理是卓绝的,上帝是设计了地球大家庭的经济师,又是使其运行的大管家。尽管沃斯特对此并没有更深刻的论述,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