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提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洞悉了世界格局的演变趋势，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在内的一系列外生冲击只能加剧或者延缓这一趋势，而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或者颠覆这一趋势。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而言，世界变局的根本在于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各种结构性变化。从历史来看，世界经济的中心从地中海转移至大西洋，再从大西洋转移至太平洋；从荷兰转移至英国，再从英国转移至美国。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陷入长期停滞趋势，国际力量格局将逐渐呈现新的趋势性变化。

一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停滞趋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经济复苏，而是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停滞。这一停滞趋势最直接的表现是经济增长率放缓。以美国为例，基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1948—1973年GDP增长率为4.03%，1973—1979年为2.97%，1979—2007年为3.02%，2007—2019年为2.86%，2019—2021年为1.03%。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复苏是非常脆弱的，而且新冠肺炎疫情使经济再次陷入困境。这一停滞阶段的第二个表现是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根据Gordon的计算，美国1891—1972年劳动生产率为2.33%，1972—1996年为1.38%，1996—2004年为2.46%，2004—2012年为1.33%。 按照Gordon的方法 将数据拓展，可得2012—2019年为0.65%，2019—2020年因为经济总劳动时间降低而提升至1.72%。

经济为何会陷入停滞呢？一种观点认为人口增长缓慢或人口老龄化是导致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代表学者如阿尔文·汉森 ^[1] 、保罗·克鲁格曼 ^[2] 、劳伦斯·萨默斯 ^[3] 和罗伯特·戈登 ^[4] 等。根据这一观点，人口增长缓慢可以从两个方面引致经济停滞。一方面，人口增长缓慢意味着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增长缓慢，这会抑制总需求，进而导致经济的生产过剩，从需求侧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人口增长缓慢意味着劳动力增长放缓，劳动力作为实现产出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会从供给侧影响经济增长。

用人口增长缓慢来解释经济停滞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不过人口结构某种程度上内生决定于经济增长结构和增长趋势。在市场经济中，人口的增长情况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人们是否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体面的工作和丰厚的收入，在市场上获取食物、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生活所需的难易度，工作是否忙碌压抑、生活是否快乐幸福，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人们是否愿意组成家庭、家庭是否愿意生育以及生育几个孩子，而所有这些因素都与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方式密切相关。

接下来，本章试图从人口以外的因素来解释经济停滞。在具体展开以前，我们先介绍一下长波概念。长波，英文long-wave，就是长期波动的意思。经济学中有一个长波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长期波动的特征，大约每50年是一个长波，包括一个上行阶段（25年）和下行阶段（25年）。长波理论的最早研究者是荷兰学者范·盖尔德伦，他于1912年在荷兰一份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春潮》的文章，通过大量统计材料发现1850—1873年间和1896—1911年间，英美德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分别出现了两次经济长期扩张期。 之后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192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证明了经济中存在长波。

对长波的其中一种解释是每一次技术革命对应了一次长波，在技术革命前期，随着新的产业部门和新产品的出现，创新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使得经济出现了长波上行阶段，但随着创新活力的枯竭，经济会陷入停滞，进入长波下行阶段。根据这一解释，我们可以整理出以下五次长波。由表1.1可以发现，2008年以来的经济正好处于第五次长波的下行阶段，也就是说2008年以来的经济停滞是第五次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推动力不足的结果。

相比于前几次技术革命而言，第五次ICT技术革命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上确实比较微弱。在这次技术革命中，创新投入繁荣但是产出却比较惨淡，这种现象被称为科技创新平原。一部分经济学家和投资人对此解释道，首先世界面临着科技革命的瓶颈，那些低垂的、易于摘取的“果实”已经被摘完了；其次，大量创新创业活动被引入了错误的方向，因为现代的创新往往通过游说从政府获取大量资源，为经济和政治特权集团服务，其盈利的产品往往来源于知识产权法规的过分保护，而不是产品本身的性质 ^[5] ；还有此次技术革命缺乏根本性的产品创新和历史性的工艺创新，创新最为活跃的行业是金融与批发零售行业，然而这些行业对价值创造和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并不显著。 ^[6]

我们可以对上述最后一种解释作出进一步分析。有学者指出，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推动程度取决于能源、材料和连接的创新，这两方面的创新是引爆经济增长潜能的关键因素。比如第一次技术革命中能源—材料—连接为水利动力—棉花—水运网络，第二次技术革命为煤炭—铁—铁路网络，第三次技术革命是电力—合金—钢轨和铁路，第四次技术革命是石化能源—化工材料—有形的物理连接和无形的信息连接。当前的技术革命主要实现的是连接革命，它加强了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连接，但在能源和材料上并没有突破性发展。在这种条件下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带来的变化，只是各种成本包括材料、能源和流通成本的节约，以及商品生产的个性化和消费者满意度的提升，而非新的能源和材料所带来的整体生产部门的变革，从生产工具到最终产品整个产业链的再造。

2008年以来的经济停滞不仅对应于由技术革命所引致的长波下行阶段，而且叠加了利润率下降的周期。利润率下降抑制了资本投资的意愿，从而不利于就业和产出的增长。根据迈克尔·罗伯茨的计算 ，当前，大多数经济体的利润率没有恢复至2007年的水平，也低于1997年的上一个峰值水平。经济停滞之所以长期持续，从根本而言是因为利润率没有真正恢复。

利润率演变的这一结果可以放在更长期的历史背景中来理解。1965—1982年，所有主要经济体的利润率都下降了，下降的原因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日德与美国）之间竞争加剧，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充分就业导致工人谈判能力增强、造成了对利润的挤压等。虽然有很多学者支持工资份额提高引致利润挤压这一观点，但是从工资份额的演变趋势来看，这一时期工资和生产率之间的差距已经不断缩小，也即工资份额已经出现了下降趋势。

为了扭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以里根治下的美国和撒切尔夫人治下的英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启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其核心目标是削弱劳动者的力量，在分配中降低劳动份额、提高利润份额。这一改革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实际工资开始逐渐向下偏离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利润份额和利润率出现了回升，不过利润率始终没有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实际工资增长放缓、劳动份额的降低为资本主义经济埋下了新的隐忧，廉价劳动力削弱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而且劳动者家庭在工资增长停滞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家庭消费需求不得不借债消费，推动了家庭债务的大幅增长，增加了金融系统风险。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处于长期停滞这一状况是趋势性的、根本性的，而非暂时性的、偶然性的，它是技术创新活力不足的长波下行阶段和利润率下降趋势共同叠加导致的。伴随着经济停滞的趋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量资本流向了金融领域，推动了经济的金融化趋势。经济金融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从非金融公司和金融公司债务占GDP比重的变动趋势而言，尽管非金融公司债务占美国GDP比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上升，但是金融公司债务（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经济机构、抵押贷款和对冲基金）上涨更为迅速，在三十年间从20%飙升至116%。

二 中国道路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奇迹

主流经济学有一个趋同理论，认为后进国家在融入现代世界体系以后，能够在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向发达国家趋同。鉴于后进国家起步水平比较低，所以它们应该比发达国家增速更快，才能实现趋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殖民体系崩溃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政治独立，先后融入了世界体系。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处于长期停滞趋势，但中国以外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在1960—2017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1.9%，仍低于发达国家的增速2.2%，这意味着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趋同论对它们而言并不适用。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国，在1960—2017年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为6.6%，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如果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中国的增速高达8.6%，而高收入经济体只有1.6%。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道路无疑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奇迹。

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来看，因为发达国家经济长期停滞，发展中国家增速放缓，所以中国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卢荻的计算，2000—2018年间，在核算意义上，中国对全球范围的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近1/4，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近半，而在工业化方面的贡献更高，分别达到了35%和56%，同期还将全球工资率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从1.3%提升到2.3%。在贸易上，中国在全球贸易总量的份额中，从2000年的4%增加到2018年的12%，在此期间，对全球贸易增量的贡献达到16%，使得中国从2009年以来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经济体。

如何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呢？这不仅仅是中国投入大量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这一投入所带来的工业化不断推进、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影响。在1952—2018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1%和10.8%，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且生产率提高导致工业品价格更加廉价，这使得其他使用工业品的部门享受到了工业部门生产率提高的效益。工业增加值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整体经济生产性投资的增加。1952—2018年间，整体经济的总支出、总消费和总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1%、7.1%和10%，投资增长率显著高于消费增长率。

进一步地，经济保持高投资增长率和高积累率的根源在于社会总体的剩余价值率更高。举例说明，假如社会总产出为12万亿元，这一期用于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的消费为6万亿元，占50%，那么剩下来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6万亿元，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与劳动者消费之比）为100%，剩余价值与国民产出之比为50%。如果公共消费和非生产性部门占用了剩余价值的一半，达到国民产出的25%（3万亿元），留下来的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构成经济积累，那么积累率达到25%。如果下一期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达到24万亿元，这样总产出增加12万亿元。考虑两种极端情况，首先，如果12万亿元全部用于消费，那么剩余价值率降低至1/3，剩余价值占国民产出之比降低至25%，积累率相应地降低至12.5%；其次，如果12万亿元全部归于剩余价值，那么剩余价值提升至300%，剩余价值占国民产出之比提高至75%，积累率相应地提高至37.5%。这意味着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价值率在三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百的区间变化，如果公共消费和非生产性部门与剩余价值比例不变，那么积累率相应地处于12.5%—37.5%的区间。有学者计算发现，1992—2015年，中国经济剩余价值率从196.8%上升至247.8% ，这是党和国家能够推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从而实现经济高积累率和高增长率的根本基础。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异主要在于生产投资增长的差异。在2000—2017年间，中国在全球的资本形成中所占份额增加了20个百分点，而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同期仅增加了8个百分点。国内资本形成占GDP的平均比重同样反映了这一现象，在此期间，中国的平均水平是43%，中国之外的全部发展中经济体则只是25%，两者差距甚大（几乎同样的情况也见之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经济呈现出了一种投资率增速高、生产率增长快、以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这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活力不足、生产率增长缓慢、金融业发展迅速的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长本身不仅极大地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而且塑造了世界经济的新格局。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更多产品和服务，体现了鲜明的生产性，但是有一种观点怀疑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利，认为中国一直进口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导致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很难升级，阻碍了其走向工业化道路。不过，根据贸易进出口数据，在1998—2018年间，中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也即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于进口产品的价格不断下跌，其中相对于发达国家轻微下跌3%，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下跌53%，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贸易条件大幅改善，获得了更多的贸易收益。由此看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不在于和中国做贸易，而是在于它们没有恰当使用从贸易中获得的经济收益。这可能是因为它们自己国内的经济或制度问题，限制其无法将大部分贸易收益用于投资和工业化，由此导致了本国经济发展缓慢，无法开启快速的工业化进程。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疫苗接种率较低，政府对经济的支持措施规模比较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很多国际经济组织都指出了这一点，比如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世界发展报告》，虽然2020年世界各国的人均收入都有大幅下降，但到了2021年，40%的发达经济体已经恢复并超过了2019年的产出水平，而只有27%的中等收入国家和21%的低收入国家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对疫情的有效防控再次使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成为例外，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别增长2.3%和8.1%，年均增长5.1%，相比而言，根据IMF在2022年1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测算，世界经济GDP增长率分别为-3.1%和5.9%，根据BEA的数据，美国GDP增长率分别为-3.4%和5.7%，欧元区的情况差于美国，根据Eurosts的数据，分别为-5.9%和5.3%。此外，俄乌冲突局势将打击欧元区和美国的经济复苏，同时进一步拉大欧元区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

三 国际力量对比日趋均衡

2021年6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创新与竞争法案》，该法案简称为“中国法案”，以与中国的科技与战略竞争为核心诉求，被称为美国近十年来最重要的产业政策。随后6月中旬美国总统拜登通过G7峰会、欧美峰会和北约峰会联合盟友，企图对中国崛起形成全球围堵。这些事件彰显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已经超越分歧，在遏制中国的战略上达成了共识。《文化纵横》编辑部对此作出判断：“中美矛盾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的时代正在到来，中美关系自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因美苏矛盾而形成的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代；20世纪90年代至2017年，中美因经济利益高度互补而形成的中美战略竞合时代，从此结束了。”

乔万尼·阿里吉从一个长周期的视角，立足于整个世界体系的演变，来解释世界霸权的更迭。他识别出了四个经济积累的周期，在每一个周期中起着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地区充当着塑造世界经济特征的霸权角色。一是热那亚周期，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二是荷兰周期，从17世纪上半叶到18世纪中叶；三是英国周期，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四是美国周期，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 现在，我们正处于由美国作为世界霸权的第四个积累周期。

在阿里吉看来，每一个霸权周期都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贸易和生产大规模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投资与贸易和生产的收益不断增加，企业利润不断用于贸易和生产的再投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的大量利润对贸易和生产的再投资，耗竭了经济中的盈利机会，超过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企业之间恶性竞争日益加剧，最终经济经常爆发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作为对第一阶段的反应，第二个阶段由物质扩张转变为金融扩张，银行等金融中介在这一阶段获得了高额利润，非金融企业也日益依赖投资金融领域获取利润。但这一阶段的繁荣只是暂时的，因为金融化不仅没有解决前一阶段的问题，而且加剧了经济竞争和社会冲突。可以说，金融化的发展既意味着霸权国家的地位走上巅峰，也意味着霸权影响开始衰落。前有英国，后有美国，都是如此。

聚焦到美国，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960—1980年开始出现了长期下降趋势。就总利润所占份额而言，美国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所占的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赶上了制造业，在20世纪90年代便超过了后者。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非金融企业更多地投资于金融资产，而非工厂和设备的投资，他们的收入也越来越依赖金融来源，而非生产性活动。这一转换最突出的表现是沃尔玛取代了通用汽车，成为代表美国的样板企业。曾几何时，通用汽车建立的生产设施遍及世界，但大部分产品在美国制造和销售，而沃尔玛仅仅是沟通外国承包商和本国消费者的一个商业企业。这足以说明美国霸权已经进入了金融扩张阶段，和一个世纪以前的英国遵循了类似的轨迹，当年英国面对制造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同样采取了金融化的应对措施。

在这样一个金融扩张阶段，美国的霸权正在解体，处于垂死的阶段。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地位似乎达到了顶点，但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损害了美国军事力量在全世界的信誉。美国在与弱小国家作战时难以取胜的困境，标志着美国霸权出现了危机。尽管未来美国仍将是军事实力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的大国，但是美国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的困境和被动性，尤其是美国撤军阿富汗过程中的一系列乱局，都不断释放着美国霸权危机的信号。在经济上，由于美国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恶化以及美国试图以金融化来抑制这一局面，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但其主要融资国家不是欧洲国家，而是南方国家，尤其是东亚的中国和日本。也就是说，美国全球金融霸权依赖其他一些国家的资金和信贷支持，但是这些国家恰恰是其霸权统治格局的受害者。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全球政治经济中心地位的绝对或者相对丧失。

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带动整个东亚崛起的火车头；中国企业投资于西方公司不愿涉足的非洲国家，而且不附加西方援助所带的条件；中国与拉美和欧盟的贸易经济联系也不断加强，促进了世界多边主义格局。在促进贸易自由化方面，中国的表现也让美国黯然失色，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退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中国开展贸易战的行径完全违背了其作为市场经济推行者的承诺。

中国的发展日益让美国感到了威胁，《纽约时报》早在2004年7月4日做出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21世纪，……即使中国人民的平均财富赶不上美国，即使美国继续操纵强大的经济游戏并在科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中国仍将成为一个越来越令人敬畏的竞争者。如果有任何国家将在世界市场上取代美国，那将是中国”。兰德公司在2020年一份智库报告中设想了世界经济趋势变化如何影响未来的战争爆发，在未来十年内，“美国经济力量，尤其是与其盟友国家结合起来，依然将占据主导地位，继续使美国保持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霸权国家，但这一力量相对而言会变得更小。美国经济力量的相对下降可能不会直接增加战争的风险，但却能够影响经济霸权工具的使用，比如制裁，比如限制国家安全决策者在面对国际问题时的决策” 。

历史上资本主义已经成功完成了两次霸权的转换，从荷兰到英国的霸权转换，从英国到美国的霸权转换，这两次霸权转换都导致了国际体系的崩溃，直至新霸权的重建和崛起。每一次霸权的转换都离不开战争，第一次是七年战争和英国对印度的战争，第二次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战争需求品的供应。面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上升，美国会作出什么选择呢？

第一种可能是走向新冷战，美国动员挑拨世界上各个地区对抗中国，目标是在不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巧妙地将一个正在崛起的庞然大物纳入美国印太司令部的联盟体系。第二种可能是美国走向调整和适应，这一策略的基调依然是认同美国的利益在于同中国合作与竞争，反对美国通过军事基地和安全体系围堵中国，主张依靠政治经济机制对中国进行遏制，保持美国对世界经济的领导权。还有学者在早些时候提到一种更为乐观的可能，鉴于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度很高，美国企业如果不依赖中国外包将失去竞争力，美国企业的利润依赖庞大的中国市场，那么美国可能对中国的崛起做出让步，成为一个快乐的旁观者。

从目前中美经贸摩擦和科技战情况来看，美国采取了某种结合第一种和第二种的混合型策略，这种策略可能随着美国国内社会矛盾的变化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而相应地偏向第一种或者第二种。根据学者的研究，从世界经济体系的人口分布来看，如果将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人均GDP定义为帝国主义标准，将人均GDP与这一标准的比例在75%以上的国家视为中心国家，在25%以下的国家视为外围国家，在二者之间的国家视为半外围国家，那么中心国家人口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至20世纪70年代长期占比10%—17%，外围国家人口占比从57%上升至66%。在1990—2010年间，世界收入的分配模式基本保持不变，中心国家人口占13%—14%，外围国家人口占68%—71%。

截至2017年，我国人均GDP上升至标准的31%，实现了从外围向半外围国家的转变，这意味着外围国家人口降至50%，这是自1870年以来的最低值，半外围国家人口增加至38%。中国从半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的转变意味着核心国家人口占比从1/6，超过1/3，这样一种人口结构所对应的价值转移体系也将发生改变。从国际贸易体现的价值转移来看，2017年中国的出口提供的劳动量为9100万单位，进口获得的劳动量为4400万单位，价值净转出为4700万单位，占所有中低收入国家1亿8400万单位的26%。美国占有了这些价值净转移的1/3，其他高收入国家共占据2/3。如果中国从半外围国家变为中心国家，这意味着中国不再是净价值转移的提供者，假如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类似，那么中国的进口需要获得的劳动量需要达到1亿8000万单位，即需要从国外获得9000万单位劳动，而不是向国外提供5000万单位劳动，这1亿4000万的变化量占据发达国家获得总价值转移量的2/3。这表明，如果中国要在现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提升分工的地位，那么发达国家就必须放弃其获得的大部分剩余价值，这种价值分配结构的变化必然将引致剧烈的政治经济冲突。 ^[7]

[1] Hansen，Alvin H.“Growth or stagnation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pp.409-414.

[2] Krugman，Paul，“Four observations on secular stagnation”， Secular stagnation ： Facts ， causes and cures ，2014，pp.61-68.

[3] Summers，Lawrence H.，“US economic prospects：Secular stagnation，hysteresis，and the zero lower bound”， Business economics 49.2，2014，pp.65-73.

[4] Gordon，Robert J.，“ The demise of US economic growth ： restatement ， rebuttal ， and reflections ”，No.w19895，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4.

[5] Cowen，Tyler， The great stagnation ： How America ate all the low - hanging fruit of modern history ，got sick，and will （eventually） feel better，Penguin，2011.

[6] Mullan，Phil， Creative destruction ： How to start an economic renaissance ，Policy Press，2017.

[7] Li Minqi，“China：Imperialism or Semi-Periphery？”， Monthly Review ，2021，Vol.73，No.3. BihK3PCwMPgoV54hrh0WyRTWDaLVHdeiFnEb35uPtI7Bgb2bjM4qfQnU+vmdAZY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