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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蔚芳
欧债危机肇因于会员国的货币政策高度集中化，但是经济与财政政策仍然高度分化。为了强化会员国的财政结构以及促进成员的财政协调，欧盟自欧债危机以来便着手改革，透过强化监管机制与纾困措施，协调会员国的财政结构，减少类似欧债危机的情况再度发生。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探讨纾困方案时，会员国对于财政政策的立场仍然相当分歧，显示出欧盟财政改革之路仍然很漫长。据此，本文从欧债危机后的财政改革出发，讨论会员国在加强财政监管、建立欧洲稳定机制、发行欧元债券、单一监管机制再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纾困方案的分歧，探讨会员国对财政治理的不同偏好如何反映在欧债危机后的财政改革路径上，以及说明欧盟财政改革若要继续前行，除了需要协调会员国财政治理体系的差异外，还需要解决日益严峻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2020年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深具冲击性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年初来势汹汹，疫情从亚洲开始，随后席卷全球，欧洲多国也由于疫情的缘故而遭遇经济衰退的困境，甚至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1]
为了缓解经济困境并促进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欧盟于2020年3月底召开高峰会议，讨论如何因应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冲击，部分会员国借机提出由欧盟发行“新冠债券”（corona bonds）作为纾困措施。
“新冠债券”是以欧盟机构的名义向市场融资，利用更弹性的方式扩大财源，将所获得的资金用于援助因疫情而遭受经济困顿的会员国。不过，这个构想并未在3月的高峰会议上被采纳，欧盟于4月初举行财长会议时通过5400亿欧元纾困方案，但是，当时也未接纳发行“新冠债券”的倡议，一直到7月21日，欧盟才正式在高峰会议上做出决定，同意由执委会代表所有会员国向外发行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债券，募得资金中的3900亿欧元将以“赠款”（grants）的形式直接拨付给经济受到疫情冲击严重的区域和部门（regions and sectors），另外3600亿欧元则以低利贷款的形式提供给会员国。
这个被称为“复兴基金”（recovery fund）或是“下世代欧盟”（Next Generation EU，NGEU）的计划不只是一个经济振兴方案，事实上，这是欧盟建立单一货币体系以来最不寻常的财政措施。不寻常的原因并不在于其庞大的金额，而是资金筹措以及运用的方式。一方面，这是首次以欧盟的名义向国际金融市场进行的融资，不仅是一种新型筹措资金的方式，欧盟机构也被授权拥有对外融资权，虽然这是因应疫情冲击所采取的短期财政措施，但是也开启了在特殊情况下，欧盟能够以弹性方式扩大财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项振兴计划代表着会员国的“债务共同化”（debt mutualisation），等于是由所有会员国共同承担NGEU计划的举债，不过，由于过半资金将无条件拨付给急需经济刺激的会员国，对于不可能从“赠款”中受益的会员国来说，它们自然有所不满，并且这与欧盟自欧债危机以来，积极整顿会员国财政纪律的改革背道而驰，因此在2020年7月的高峰会议上持不同立场的会员国彼此针锋相对，最终耗时5天才取得共识，打破欧盟高峰会议召开时长的纪录。
随着疫情对欧洲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不可能仅仅仰赖个别会员国各自进行纾困或振兴经济行动，而是需从欧盟的层次来采取共同行动，为单一市场的经济复苏注入活力。不过，NGEU计划的提出再度使会员国对于财政与金融改革的矛盾浮上台面，同时这也反映出尽管单一货币体系建立已经超过20年，但是会员国对于应该采取货币优先还是财政优先的发展路径仍然存在不同见解，同时也表现出欧盟机构与会员国，也就是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的角力。
早在1970年代欧洲共同体进行汇率协调时，会员国对于如何实现货币统合便存在着不同看法，这个分歧表现在1970年代对魏纳报告（Werner Report）
的争论之中。其中德国与荷兰代表的是“经济优先”路线，主张需由独立的中央银行先推动经济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在达到政策趋同后，货币统合自然水到渠成；法国、意大利与西班牙等货币相较于德国马克较为弱势的会员国则支持“货币优先”路线，这些国家认为在建立单一货币体系以后，各国的经济与财政结构自然会随之进行协调与改革，同时这些国家也偏向扩张性财政政策，认为欧元可作为一种工具，使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德国向它们靠拢。
[2]
换言之，究竟采取“经济优先”还是“货币优先”路线，反映的是应该由经济来调节货币，还是由货币来调节经济的不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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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来欧元发展的历史来看，最后采取的是“货币先行”路线，不过也建立了独立央行来管理汇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并透过《稳定与财政公约》维持会员国的财政纪律，这种做法能够更快地实现单一货币体系。不过，由于会员国将部分调节经济的权力（例如提高货币供给或限制货币流动、汇率的政策操作）交付欧洲中央银行，也减少了会员国自行调节经济的空间。
然而，由于会员国的经济结构与体制不同，竞争力也互有强弱，其实很难共享单一货币的果实，也不保证所有会员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够趋同。更棘手的是，即使面临同样的经济危机，由于各自竞争力与国内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所承受的冲击也有所不同。因此在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前的欧元区，虽然因为单一货币体系而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但是机会的分配却是不均等的，呈现出竞争力较佳的会员国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而竞争力较弱的会员国不但缺乏投资机会，还由于货币主权受到限制，而无法透过利率或汇率来调节国内市场，因此转而透过支出扩张以及举债来满足国内对发展与资金的需求。换言之，在原有的单一货币体系下，会员国的货币政策高度集中化，但是各自的财政、薪资与银行政策却仍然高度分化
，这种不一致的危险性在欧债危机时一发不可收拾。
希腊自2010年2月开始，由于其财政的不稳定而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简称“欧债危机”），其周边的欧元区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爱尔兰等，也由于各自不同的经济与财政问题而陷入债务危机，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与经济冲击使欧盟不得不对这些国家进行纾困。事实上，在决定是否与如何对遭遇债务危机的国家进行纾困时，欧盟内部并非意见一致。例如，德国最初对纾困计划持消极与反对态度，主要的原因在于德国认为这些国家是因为本身财政纪律不佳才会陷入危机的，但是除了希腊以外，其他陷入危机的国家并非导因于财政纪律的问题，例如爱尔兰与西班牙是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不动产资产泡沫与银行危机，意大利与葡萄牙则是结构性的长期成长危机
，而德国在危机初始阶段采取的消极态度也被指责使危机情势变得更为严重。
[4]
欧债危机凸显了欧盟制度改革的迫切性。以希腊为例，其财政遭遇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是其本身内部的问题，也就是过于仰赖举债来支应过高的政府开支，另一方面则是欧盟整体对危机的应对迟钝，无法及时挽救希腊持续扩大的公共赤字与恶化的财政状况。 [5] 换言之，欧债危机反映的是当个别国家遭遇突如其来的经济或财政危机，欧盟的超国家机构，如执委会或欧洲央行，无法做出及时回应，而会员国间对于危机处理又缺乏共识的时候，就有可能造成单一市场的存续性危机。 [6] 这些结构性问题使得欧盟对欧元治理的改革不能仅从宏观层次的制度改革下手，还须解决会员国各自积累已久的经济发展分化与财政纪律不一的问题。
对于采行单一货币的国家而言，它们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是捆绑在一起的，因此当一个经济较疲弱的国家爆发经济危机时，也会带累其他原先经济较不佳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再加上欧盟内部是一个单一市场，当欧元区发生经济危机时，自然也会冲击到其他非欧元区的国家，以致欧债危机虽然从希腊开始，最后却演变为整个欧盟的经济危机，结果促使欧盟进行改革，例如提出财政契约（Fiscal Compact）、出现完善欧洲银行联盟以及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等，以期达到有效率的经济治理，并形成一个足以承受外部危机的制度架构。
原先监管欧元区国家财政体系的是1997年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将欧元区成员国的预算赤字与公共债务比例分别设定在上限GDP的3%与GDP的60%，但是因为对会员国规定的预算规则太过复杂，反而可能造成缺乏透明性与未来政治上的可预测性，因此欧盟在欧债危机后便思考如何简化规定。
为了使欧元区经济从欧债危机的冲击中正稳，并使受影响较严重的国家如希腊、葡萄牙、意大利与西班牙等国的国债停止波动，进一步调节其财务状况，以及扩大欧盟对会员国财政与金融的监督权限，欧盟执委会于2010年10月提出“六部立法”（Six-Pack）
，于2011年10月底完成立法程序，同年12月生效。六部立法被视为《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加强版，内容包括五个规章与一个指令，意在调整欧盟总体经济与财政体制，避免类似欧债危机的情况再次出现。根据六部立法的规定，欧元区会员国必须处理预算赤字的问题，不遵守规定者可能会遭受欧盟理事会的制裁；关于公债比例上限的规定则适用于所有会员国，会员国必须采取措施逐年减少政府债务。连同2013年通过的“两部立法”（Two-Pack）
一起被包含在“欧洲学期”（European semester）财政监管机制之中。
财政契约的倡议由德、法在2011年8月共同提出，目的是用条约的方式强化预算目标，规范会员国的财政平衡，欧盟机构可对未遵守规定的国家自动实施惩罚，而会员国也有将相关规定纳入国内法律体系的义务，以深化欧盟经济与财政治理的整合。该契约最后被正式命名为《稳定、协调与治理公约》（Treaty on Stability，Coordination and Governance in EMU，TSCG，又名“财政稳定条约”或“财政契约”）
，于2012年完成谈判，2013年1月正式生效。这个以政府间条约约束会员国财政纪律的方式，有将会员国的预算主权逐步过渡到欧盟层面的意味，可视为朝财政联盟的方向迈进，不过，英国与捷克以该公约可能损害单一市场以及不合国内宪政规定为由拒绝签署。
实际上，财政契约的政治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是一种透过政府间条约明确宣示会员国对欧元的支持，以及凝聚各界对欧元认同的方式。德国基民盟联邦议会的党团主席Volker Kaude曾提到，欧债危机肇因于各国不遵守财政纪律，因此需透过立法与新的政策来贯彻财政纪律。 [7] 不过，虽然财政契约的概念是由德、法共同提出的，但是在运作上，两国甚至存在带头违反的情况，加上德国在疫情危机暴发初期的消极作为，使外界质疑欧盟空有规定，财政纪律却荡然无存，人民反对欧盟的声音也逐渐升高，这不免加深了疑欧派与拥欧派的对立。
另外，欧盟机构与会员国对于财政改革的重点也存在不同想法。例如欧盟负责经济事务的意大利籍执委Paolo Gentiloni认为，修改《稳定与增长公约》，松绑财政规范以及减少过度的细节规定并非逃避问题，而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上，例如气候变化、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因此需要放松现有的财政规范门槛。但是对于财政较为保守的国家来说，例如德国与荷兰，则认为严格的财政与金融监理是必要的，反对为了资助欧盟的发展项目[例如绿色计划（Green Project）]而放松预算规则
，他们认为在现今规范下，欧盟已经具备足够的弹性来让会员国进行公共投资，并且严格的财政措施应该是纾困受灾严重会员国的必要条件。
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SM）是欧元区国家在2012年签订政府间条约时所建立的机制，其前身为欧洲金融稳定机制（the 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Mechanism，EFSM）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the 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是为了建立永久性的财政与金融稳定机制，为遭遇非结构性经济或金融危机的会员国提供财政救助。其主要责任有以下几个：第一，向会员国赠款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整计划的一部分；第二，在一、二级金融市场上购买债务证券；第三，以信贷额度的方式提供财务援助；第四，通过向会员国政府提供贷款为金融机构的资本重组提供资金。
ESM本质上是一种纾困机制，而鉴于德国向来反对纾困，因此其总理Angela Merkel在一开始谈判ESM时就抱持反对态度。 [8] Merkel认为，德国作为资助希腊的主要出资者，已经为协助希腊渡过难关付出许多，德国内部也反对建立永久性纾困机制，因此拒绝一个需要出资更多的机制。不过，法国选择与欧盟南方国家站在一起，原因在于法国的财政情况也不太理想，受南欧国家牵连的可能性较高。为了使法国不致遭受严重的财务危机，时任法国总统Francois Hollande积极推动纾困机制制度化。最终ESM条约于2012年生效，资本总额为7000亿欧元，欧元国家按本国GDP占欧元区总GDP比例出资，其中800亿欧元分5年先行缴付，6200亿欧元则为承诺资本，在收到通知时须立即缴付。欧元区国家是ESM当然成员，GDP占比最大的四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与西班牙出资总额占ESM总资本额近八成，其中德国就占27%，是ESM的最大股东。
不过，虽然ESM被视为是可以解决欧债危机的架构，但在运作上也面临着一些问题，特别是捐款规模太小与纾困决策太慢。 [9] 虽然ESM资本总额为7000亿欧元，但是实际上会员国仅先支付800亿欧元，并且所有会员国的公共债务加总起来有近10兆欧元，而危机情势较为严重的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公债总额加总起来便超过3兆欧元，远远超过ESM能够纾困的规模。
为了提高ESM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2019年意大利总理Giuseppe Conte与其他受先前欧债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共同提出应改革ESM，简化未来的主权债务重组程序，并加入共同银行存款担保以及共同失业保险机制，在发生重大银行危机时，欧元区的银行可在自身资金用罄的情况下向ESM申请贷款，将ESM作为欧元区银行的资金后盾，并赋予其更多的权力来处理金融危机，扩大对欧元区国家的监督权，并在需要时促进政府债务的重组。不过，由于反建制派的五星运动不支持Conte的改革倡议，在内阁中引发不小的风波。
可以想见，ESM未来的改革方向以及意大利的经济政策走向与其国内政治的态势息息相关。
欧元债券的构想最早于2011年由前执委会主席José Manuel Barroso提出，有两个类型：一个是由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向外发行，所有会员国共同承担债务；另一个是会员国可自行发行债券，同时欧盟也可以共同机构的名义发行债券，会员国对于欧盟共同发行的债券不负担保责任。发行欧元债券的目的在于利用联合发行债券的方式来降低会员国的融资成本。
欧元债券的构想一提出便在欧盟内部引发不同的声音。支持这个构想的国家包括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它们认为共同担保的债券可以恢复对主权资金贷款的信心。
西班牙首相Mariano Rajoy更是在2017年向执委会提案，表达支持欧元债券以及建立银行联盟的意愿，并且希望建立共同失业保险计划。它们认为，欧元区仍然容易受到经济冲击，却缺乏可以吸收这种冲击的机制，因此主张若会员国之间可以形成一定程度的债务共同化，将有助于欧盟对欧元区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
以德国为首的北方国家，例如荷兰、芬兰以及卢森堡则反对欧元区的国家应该共同保证其他国家的债务，它们认为这样会造成债务责任不公平，使得高负债的国家不必承担相应的比较多的责任。
其中，Merkel便曾提到，欧元债券的提案是令人忧心且不适当的，德国财政状况较好，借贷成本也相对很低，担心若将自身的债务与意大利、西班牙或希腊等财政状况较差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将大幅提高借贷成本。
当时德国的主流民意也反对发行欧元债券，约有76%的民众表示反对，仅有15%的民众表示支持。
关于欧元债券的争议也牵动着德、法两国的关系。例如Hollande希望将债务共储于欧盟，以共同一致的方式来解决；然而Merkel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这会牵涉到德国宪法以及国内十余项个别法律的修法。
也就是说，德国反对由整体欧盟国家承担债务，也不愿意看到债务共同化的实现，德国认为应该增加原先《稳定与增长公约》下的财政纪律，而非使举债变得更有弹性或是成本更低，因为这种做法最终会让欧盟成为债务联盟。
荷兰也呼应德国的主张，认为不能以一个新形式的债务来解决一场债务危机。那些受影响严重的国家必须收紧预算并进行改革，才能使国家回到正轨。
欧债危机对欧盟银行业造成严重冲击，并对欧盟的金融稳定带来威胁。为了长远的经济与财政整合，欧盟执委会在2012年5月呼吁建立银行联盟，以恢复对银行与欧元的信心，单一监管机制则作为建立欧盟银行联盟的第一步，并根据欧盟理事会第1024/2013号规章设立。
单一监管机制于2014年11月实施，其建立是为了使欧元区更有能力应对银行业出现的各种危机。在单一监管机制下，欧洲央行是所有金融机构的主管机关，负责监管各国最大的银行，其余银行则由各国自行监管，欧洲央行与会员国共同合作确保各家银行遵守欧盟的银行规则。
欧元区国家为当然成员，非欧元区国家也可以自愿加入。单一监管机制规定，欧洲央行有权要求银行业符合最低的金融标准，例如开展银行业务需得到欧洲央行授权，并确保欧洲央行监理的要求得到落实。不过，单一监管机制虽然是为了稳定欧元区的金融体系而设立，但是也存在若干问题。例如新规定与原先银行的规定不同，但是对于监管责任授权与更具体的法律框架仍缺乏明确规定，容易使会员国对于新的规则无所适从，造成银行业的整合缺乏效率。
另外，关于单一监管机制的主席人选也有争议。欧洲央行在2019年决定由原先担任欧洲央行监事会（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EBA）主席的意大利经济学家Andrea Enria接任单一监管机制的主席，但是这个决定在意大利内部与其他欧盟会员国都引发了争议。一方面，意大利民粹主义者认为意大利的银行多面临经济疲弱的挑战，但是Andrea Enria的想法时常过于鹰派，不能维护意大利的利益。另一方面，Andrea Enria的提名代表意大利将在欧盟的银行业监管体系中保持领导地位，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马耳他与塞浦路斯对此表示支持，但是德国、奥地利、荷兰与比利时等国认为意大利财政不佳，不应该由该国人士担任这么高的职位，而是支持由爱尔兰的中央银行副行长Sharon Donnery担任。
不过，由于欧洲央行对此职位有任命权，因此最终仍由Andrea Enria担任主席，其任期到2023年结束。
欧盟在疫情初期主要仰赖会员国各自采取财政措施。例如德国提出Kurzarbeitergeld计划，由政府支付被削减工时的工人的薪水，补助规模高达六—八成，同时提出数千亿欧元的过渡时期贷款担保，以及为自由业和小型企业设立纾困基金。在2020年的内阁会议中，也进一步通过100亿欧元的刺激经济方案。 [10] 不过，随着疫情对欧洲经济的冲击日益严重，从欧盟层次采取应对措施也成为必要的手段。不过，从会员国对于财政救助方案的立场分歧来看，欧盟若要继续推动财政改革，使欧元区的财政体系更为健全，仍有许多难关要克服。
首先，债务共同化方案使南北分歧更加突出。从会员国对“新冠债券”以及债务共同化的立场来看，南方国家多持赞成态度，北方国家则对此持较为保留的态度，两者立场针锋相对，导致欧盟长达数月无法取得共识。“新冠债券”的构想虽然早在2020年3月就已被提出，但是当时未被采纳，而后来能够通过的原因与德国态度转变有很大关系。德国向来反对大规模援助计划，原先也不赞成以债务共同化的方式纾解会员国的经济困境，不过由于疫情迟迟未能缓解，申根国家在疫情期间也纷纷关闭边界，严重阻碍单一市场的四大流通自由，这种只顾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也严重伤害欧盟的凝聚力。鉴于单一市场的复苏需要很长时间，为了促进团结，Merkel不得不有所妥协，转而与法国共同提出由欧盟预算支应援助计划。 [11]
根据德法倡议，5000亿欧元的复兴基金由会员国共同负担，出资比例根据其在欧盟多年期预算框架中的比例而定，因此德国必须贡献其中的27%，也就是1350亿欧元，成为复兴基金中的最大出资者；德国同意受到援助的国家可以直接将资金用于急需的部门和地区，并且不需要偿还。意大利将德法倡议视为意大利的“重大胜利”（great victory），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增加债务并且减少借贷成本。 [12] 意大利联盟党主席Matteo Salvini 还带头反对向ESM借款，认为ESM利率过高，所要求的财政措施也会使意大利感到屈辱。
不过，除了德国以外，奥地利、丹麦、荷兰、瑞典与芬兰等国也不乐见欧盟“慷慨”援助那些需要欧盟伸出援手的国家。这些被称为“节俭五国”（frugal five）的国家要求降低赠款比例，并对贷款设置更严格的条件，甚至提出向欧盟借贷的国家应该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13] “节俭五国”对债务共同化的反对不只是担心被财政不佳的国家所拖累，也担心欧盟会走向进一步的财政整合，而这些国家不只是或多或少地具有疑欧主义的传统，近年来也面临国内极右民粹主义高涨的挑战，因此并不希望欧盟走向可能要求会员国让渡更多主权的财政联盟。除了奥地利以外，这些国家都为北欧国家，经济与财政状况相比于南欧国家来说较好，这种对于债务共同化的立场对立，不只是源于财政原则的差异，也是经济发展差距的反映。若发展差距无法有效缩短，在未来仍可能是单一市场与欧元区的未爆弹。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也让欧盟反思既有纾困机制的可行性。ESM在欧债危机之后设立，原意就是为经济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援助，但是在讨论运用已有的纾困机制时，会员国对于是否动用ESM却出现了分歧。德国、荷兰、奥地利与北欧国家认为应该利用ESM来为经济遭遇困境的国家提供资金，但是受疫情冲击较严重的国家，例如意大利与西班牙却反对动用ESM，后者认为，ESM的附加条件过于苛刻，若接受ESM的资金，受援国必须进行一些相应的财政改革，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冲击难以预估。与前述分歧类似，会员国对于是否动用ESM的不同意见，显示出南欧国家与北欧国家长期以来在财政政策原则上的分歧仍然未能解决，而两者的分歧能否调和，不仅决定着新冠肺炎疫情复兴基金能否到位，也会影响财政改革的发展方向。
最后，除了短期的纾困措施外，欧盟还需要因应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而加重的经济不平等。部分会员国国内兼职与临时劳工人数众多，这类工作本身就存在着缺乏福利保障与工作稳定性的问题，当受到疫情冲击而停工时，这些缺乏固定工作的人口可能会立即陷入经济困顿中，也会导致国内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由于会员国缓和贫富差距的能力与资源各有不同，这还会在会员国之间形成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若欧盟无法提出整体应对这种不平等的有效方案，将不利于单一市场的持续整合。
新冠肺炎疫情使会员国深刻地体认到彼此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但是在疫情扩大的当下也见识到了各国仍然以各自利益为优先，导致合作难以进行，欧盟几乎花了半年的时间才就纾困方案取得共识，后续还需要欧盟执委会、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协商出具体方案，并且交由会员国批准，因此预料复兴基金方案不会太快实施。
从欧盟财政改革以及疫情期间关于纾困方案的讨论来看，欧盟的制度发展和会员国各自的利益考量有很大关系，欧债危机后的财政改革始末，正反映了欧盟层次的制度改革与会员国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因此未来欧盟会如何走，很大一部分仍然取决于这个走向是否符合会员国的利益与国内民意。
最后，欧盟能否提出有效措施使会员国的经济从疫情的困境中复苏，并缓解因为疫情所加重的不平等问题，是决定欧盟能否借由危机团结在一起的关键。德、法能够携手合作，主要是由于德国的妥协，而Merkel让步的原因便在于新冠肺炎疫情对欧洲的冲击前所未见，危机的特殊性使德国不得不调整其长期以来在财政政策上的立场，这个妥协也有助于避免欧盟进一步走向分裂。不过，除了短期的补贴或纾困外，单一货币体系的稳健仍有赖于欧盟采取宏观的监管措施来强化会员国财政框架，并提高财政规划的协调性与纪律性，才有可能降低任何会员国再次陷入金融困境的可能性。
[1] The Nye York Time ，30 April 2020，“European Slump is Worst since World War II，Report Show，”https://www.nytimes.com/2020/04/30/business/europe-economy-coronavirus-recession.html（最后登录日期：2020年8月31日）.
[2] A.Moravcsik，“Europe after the Crisis：How to Sustain a Common Currency，” Foreign Relations 91（3），2012，pp.55-56.
[3] 有关会员国对于实现经济和货币联盟的不同意见，请参见张亚中《欧洲统合：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的互动》，台北：扬智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178页；Fratianni，M.& von Hagen，J.，“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Ten Years after，” Carnegie - 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32，1990，pp.s177-181.
[4] Young，B. & Semmler，W.，“The European Sovereign Debt Crisis：Is Germany to Blame？” German Politics & Society ，97（29），2011，pp.5-6.
[5] Kouretas，G.P.& Vlamis，P.，“The Greek Crisis：Causes and Implications，” Panoeconomicus ，57（4），2010，pp.393-394.
[6] Featherstone，K.，“The Greek Sovereign Debt Crisis and EMU：A Failing State in a Skewed Regim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9（2），2011，pp.199-200.
[7] Besselink，L.F.M.，“Parameters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The Fiscal Compact in between EU and Member State Constitutions，”In L.S.Rossi，& F.Casolari（eds.）， The EU after Lisbon ： Amending or Coping with the Existing Treaties ？，2014，pp.30-31.
[8] Wen，P.，Hosli，M.O.& Lantmeeters，M.，“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uropean Stability Mechnanism，”Working Paper in Institute on Compar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Studies ，2019，pp.12-13.
[9] Sapir，A.& Schoenmaker，D.，“The Time Is Right for a European Monetary Fund，” Policy Brief ，4，2017，pp.1-9.
[10] “Germany Excels among Its European Peers，” The Economist ，25 April 2020，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0/04/25/germany-excels-among-its-european-peers（最后登录日期：2020年8月31日）.
[11] “The Merkel-Macron Plan to Bail out Europe is Surprisingly Ambitious，” The Economist ，21 May 2020，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0/05/21/the-merkel-macron-plan-to-bail-out-europe-is-surprisingly-ambitious（最后登录日期：2020年8月31日）.
[12] “In Need of Assistance—An Interview with Luigi Di Maio，” The Economist ，30 April 2020，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0/04/30/an-interview-with-luigi-di-maio（最后登录日期：2020年8月31日）.
[13] “In Need of Assistance—An Interview with Luigi Di Maio，” The Economist ，30 April 2020，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0/04/30/an-interview-with-luigi-di-maio（最后登录日期：2020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