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也是一个地域历史文化漫长发展的见证。城市是精神文化的载体，也是物质文化的实体。地理环境与空间，是支撑城市产生并延续发展的物质基石；“人—地”关系的考察，是城市发展和延续的核心内容；地理环境是创造文化的自然基础，地形、地貌、通道、河流水系，是地理环境构成的内在要素；周边地理环境，控扼和提升城市的各种能力。人、自然、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于军事性质的城池，这些条件是必须具备的。考察和追踪城市发展的轨迹，或者先市后城，或者先城后市，缘起的背景虽不仅完全一样，但它都是一个权力中心所在。先城后市者多属军事性城池，而且多出现在北方。固原城两千多年的发展史，印证了它所具有的多元功能。

固原城的地理位置，处在关中四关（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的北境，陇山（六盘山）纵贯其西南，发源于六盘山的清水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绕固原城东而北流，在宁夏中宁县境汇入黄河。固原城的神奇和卓绝，在于一方面连接着文化底蕴浓厚的关中大地，另一方面连接着穿越宁夏平原的黄河。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山水格局，为固原人文地理环境提供了生成与发展的空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体现着一种直观的理解力和文化的整体感。从生态文明的意义上，水不仅是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自然物质，也是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载体。考察我国古今城市的缘起，大到都城，小到县城，都是沿着水系而生。中国的城市是这样，世界的城市也是这样，中亚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法国的卢瓦尔河谷、塞纳河流域的城市。每一座城市，原本有其生命力和成长的法则。固原城，即缘山水而来。

一

六盘山东西，古称陇东陇右，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六盘山以东的庆阳，是周祖文化的发祥地；六盘山南端的陕西宝鸡市，是神农炎帝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周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地方；六盘山以西的天水，是伏羲文化发祥地。固原，正处在这三大文化板块融会并向北延伸的边缘。周祖文化，根在陇东庆阳，庆阳城的“周祖牌楼”和“周祖陵”，再现的是周文化发迹的历史。宝鸡以南的天台山，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神农炎帝部族创立的姜羌文化地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炎帝部落正当游猎野牧的时代，对周边的文化影响是深远的，人类对野羊的驯化饲养始于炎帝时代。甲骨文“羌”字的造型，应该与游猎野牧的时代有关。它像一个人头上顶着一副羊角，敞开双腿奔跑。从文化背景看，承载着炎帝部落姜、羌部族羊图腾崇拜的远古历史。这种早期的狩猎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固原地域文化的形成，彭阳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羊牌饰造型，直接突出羊的胡须、耳朵和角，尤其是近乎覆盖全身的粗大羊角，可能就是这种文化影响的传承。天水的伏羲文化，同样是中国早期历史文化生成的源头之一，影响极其深远。义渠戎（古羌）时期，筑城立国，同样演绎的是姜羌文化。被评为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彭阳县姚河塬商周遗址，是影响固原历史文化生成与发展的大型墓葬遗址区，也是重大而鲜活的商周文化遗存的范例。因此，早期地域意义上的神农炎帝文化、伏羲文化、周祖文化、姜羌文化等，深深地影响着早期固原历史文化，包括城池的修筑。

二

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城墙”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城墙是氏族社会与文明社会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大至国都，小至府、州、县城城郭的修筑，它们既是历史进程中重要的文明标志、历史进程中的物质载体，也是城市出现最为突出的文明标志之一。城墙是城市的骨骼或者框架，它环绕着城市，又把城市分成若干个单元。城市和城墙是分不开的，“城墙”是显示“城市”的具体形象，它反映的是中国聚落的基本特征。在遥远的田野上，在起伏的山峦上，人们通过它就能辨识出被城墙包裹着的城市。

城市研究有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城市是空间性的，考察它的空间是揭示某一时代城市空间的横断面。城市也有其时间性，考察城市的时间就是纵向追溯城市的发展，包括城市的产生、兴衰及其发展变化过程。固原古城的研究，试图在尽力追溯和考察它纵向发展过程的同时，揭示其横向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它在时间长河里的变与不变，包括其变化的背景和原因。固原古城是一座有活力的历史文化古城，有其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研究固原古城，要追溯它的历史背景，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审视历史上的固原古城，而是要将其放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尤其是西北历史的大时空中去考察和研究。人与城市相互依存，人是过客，城市却沿袭了两千多年并持续传承和发展，它留下了厚重的文化和太多的故事。

汉语中的城市，是有着特殊指向的。城，指的是用城墙划定的一个范围，其中有政府衙门、庙宇、文化建筑、居住区和商业区等。市，指的就是商业区和街市。城的内涵原本是政治的和军事的，市的内涵原本是居住的和商业的。固原古城的发展史主要是前者，明代以后商业的影响力才逐渐显示出来。按照城市的类型看，固原古城属于府、州一级；按照城市的性质划分，固原古城属于防卫性军事城池。实际上，固原古城是政治与军事叠加的城市，自汉代起就以“郡”的建制层级为基础，特殊时期超越了府、州的建制层级，如汉代安定郡、北魏时期的原州、唐代原州，明代陕西三边总督驻节固原、陕西巡抚适时移驻固原，虽然多偏重于军事建制，但它的实际管辖范围却覆盖了整个西北地区，超越了府、州、县建制的格局。

三

城市的源起，中外学者有多种理解。

一是治水说。国外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卡尔·魏特夫。在他看来，“治水社会”是城市产生的根源。“对于治水经济的分析是理解长期被忽视的世界历史问题的一把钥匙。” ^[1] 治水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因为治水需要众人参与，人口的聚集促成了王权的形成，进而导致城市的出现。

二是人口压力说。国外代表人物是丹麦经济学家伊斯特·博塞若普和美国的刘易斯·芒福德。他们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认为不断增加的人口密度使原始社会的采集和狩猎者开始变化。人口的增多，人类社会对于食物的需求也在增多，采集和狩猎所获已经不能满足大量人口的生存需要。因此，采集者开始逐渐向农耕靠近，狩猎者逐渐向部落的保护人过渡，由此便催生出王权。 ^[2] 猎人是王权的萌芽，王权是城市产生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一系列活动，如贸易、防卫、宗教等活动亦随之兴起。

三是防卫需求说。马克斯·韦伯在他晚年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著作中说：“西方的城市一开始就是防御团体，也就是一个自由武装、自行训练的，并且在经济上有自主能力的人所结合成的团体。” ^[3]

此外，还有贸易需求说、文化需求说等。国外研究者的说法虽然显得笼统，只是揭示了城市源起的某些方面，但还是有其道理的。

人类社会三次大分工，是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第一次，是农业与游牧业之间的分离；第二次，是手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分离；第三次，是原始社会的瓦解、奴隶社会形成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从事商业交换的商人群体。人类社会的三次大分工，象征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非农业人口的出现，并带有一定的集聚要求，代表着农业足以提供剩余粮食以供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城市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社会的大分工和国家的出现，推动了中国城市普遍兴起和发展。 ^[4] 这可能是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的源起最通俗、最简洁、最为完整的一种表述。张光直先生指出，“中国型的初期城市与近东型的初期城市，都是在阶级社会、文明、文字、国家等一连串的有关的现象初现时出现的”，但“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邻域中的工具”。 ^[5] 这里从考古学的意义对城市的起源做出了界定，亦是十分清晰的，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起源必须具备的相关要素。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在不同的地域、不同时期，城市都有着不同的内涵” ^[6] 。这样理解，可能更准确一些。

城市是什么？乐府古诗《木兰辞》里有描述：“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古人云：“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里描绘的正是城市安全与利益问题，这是城市最为核心的命题。因“城”而“市”，说明城市的形成是在安全需求主导下形成的。故筑城在先，贸易等文化功能在后。这种类型的城市多见于战略要地和边疆城市，它是贸易与交通的枢纽。中国的城市一般都体现了军事意义，城市辅以军事功能，一般不具备较强的生产能力。固原城早期的修筑，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四

城市文化研究，其价值在于城市的地域性，如山河地貌、气候植被、民风民俗等，支撑着地域文化传承和发展。城市文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文化遗存景观，城市文明则不然，它是城市文化的一种“表述”和城市文化的外化，如习俗文化的背后，体现的却是一种文明。城市文明靠文化展示出来，具有较强的地域性。

城市，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何为城市，众说纷纭，诸如城市是一种文明进程，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是文明场所等。城市就是在一定范围内聚集人口、财富、资源、建筑、服务、信息等人类文明要素的载体，是人类社会与特定地理环境紧密结合的一种实体。 ^[7] 这是对城市最新的相对完整的表述，它的起源、发展、嬗变等都承载着地域上历史文化纵横发展变迁。从梳理与研究来看，城市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研究门类，诸如固原城军事防御、人口迁徙、宗教文化的变迁、中西文化传播等，以城市发展的“纵线”为主，尽量挖掘城市横向的多元内容，如历代城市布局、城市建筑、城市空间、人文精神等，尽可能多地展示城市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地球上的人类大都经历过“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历史阶段。从这个时空背景看世界城堡，19世纪以前形成的城市普遍营造了城墙，城墙成为城市最突出的标志之一。城墙、城门楼和城墙上的雉堞，形成了一道显著而美丽的城市天际线。 ^[8] 固原建城史，典籍有确凿记载者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伴随着中国城市文化的发展，其形制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都与这座城市密切关联。本书主要选取了固原城源起、修筑、拓展筑修、砖石包砌等，包括重大修缮的几个里程碑式的时代节点，如高平建县筑城、北周拓展筑城、宋金筑城、明代筑城并砖石包砌、清代大规模修缮等。唐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虽未能修筑固原州城，但与固原城修筑相关的话题和故事却十分丰富。此外，祭祀与民俗文化变迁，也与固原城密切关联。实际上，通过城池修筑及其背景文化的展示，固原城纵向的历史走向衔接起来了，其筑城史的轮廓大致是清晰的。

城市文化遗产记录着城市各个时期的生活和精神要素，保存着城市的生命信息。历史上的固原属于边地，军事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山川空间和通道格局，为城池的修筑提供了特殊的背景。某种意义上说，固原城的修筑延续两千余年，在体现其军事防御作用的同时，它承载和折射的是更为广阔的地域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正是从这些意义上，固原城的筑城史，就是固原两千多年历史走向的一个缩影。

[1] [美]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王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3] 王小章：《中古城市与近代公民权的起源：韦伯城市社会学的遗产》，《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4]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1页。

[5] 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的概念》，《文物》1985年第2期。

[6] 成一农：《欧亚大陆上的城市》，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页。

[7] 陈恒：《城市史：一门学理与现实兼具的科学》，《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1日。

[8] [瑞典]喜仁龙：《北京的城墙与城门》，邓可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