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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统一后，政权延续虽然短暂，但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时期，是在经历了三国两晋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空前的历史大背景下形成的。北魏在高平镇设置原州的经历，是固原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正光五年（524），北魏改高平镇（固原）为原州，同时设立郡县，统辖二郡（高平郡、长城郡）、四县（高平、默亭、黄石、白池），隶属关系清晰。原州所辖固原地区在各方面也取得了大发展，再度奠定了政治、军事建制的格局，稳固了政权中心。北周时期曾设置原州总管府，地域进一步扩大，政权建制层级呈上升趋势。无论高平镇，还是原州，在体现其高层级政权建制的同时，直接影响着固原城的修筑及其格局。西魏废帝时，再改高平县为平高县。20世纪80年代，固原城南塬出土了不少与丝绸之路相关联的文物，尤其是西域中亚的文物，再现了中西文化融合在原州的广泛交流。同时，也发掘了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的墓葬，丝路文化影响力大为提升。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之后，社会逐步走向统一，各民族文化呈现大融合。北魏时期的原州，是在经历了少数民族整合与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全新的地方政权格局。从城池的修筑及其发展变化来说，如果说汉代高平城奠定了固原城的城址和筑城格局，那么，赫连勃勃、万俟丑奴在高平城两度建都称帝，有效保护、利用和延伸了高平城及其军事防御的特殊作用。原州的称谓和原州城的再次修筑，则奠定了明代以前固原城的框架和基本格局，是固原城池建设的又一次历史性拓展。北魏时期的高平镇，被视为重要军镇，地方经济文化一体发展，民族迁徙与融合，是魏晋十六国到北魏一统后出现的新文化现象。北魏灭亡后，西魏、北周时期，胡汉文化融合演变、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成为原州区域文化全新的发展走向。这种现象在文化表现形式上，就其要而看，有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原州城池的拓展修筑、丝路文化在原州的遗存等。因此，北魏、北周时期原州文化颇具特色。这一切，都以高平城为坐标。
原州城的再度修筑，成为强化固原军事政治地位、经济文化发展的象征。之后在原州设置总管府，建德元年（572），原州刺史李穆出任原州总管，这是宇文泰家族与原州李贤家族深层关系的历史折射。原州总管府的设立，开唐代萧关道总管府的先河。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对城池的破坏严重，这种局面反过来成为城池修筑的契机，尤其在北魏以前。这一时期政权变更迭起，郡县隶属关系变化频繁，城池的修筑与战乱的毁坏又随着军事背景的更迭而发生变化。高平县“至曹魏后废”，即源于这种背景。政权建制不存在了，城池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北魏统一北方后，社会相对安宁平稳。北朝时期，城市建设再度复兴，鲜卑拓跋氏崛起统一了北部中国，结束了长达120余年割据争霸的混乱局面，社会趋于安定，经济逐渐好转，“一般郡县城市逐渐恢复” [12] 。原州城的大规模修筑，北周时期是一个重要节点。
北周天和四年（569）六月，“筑原州城” [13] 。这是历史典籍里第一次明确记载修筑原州城及其时间，也说明筑原州城的特殊意义。特殊在原州城与宇文泰的关系，与北周皇帝宇文邕的关系。后世地方志书沿袭了《周书·武帝纪》的记载，如明《万历固原州志》载：“宇文周天和四年，筑原州城，只是一种客观记载。”清《宣统固原州志·地舆志》记载，固原州城始筑于北周：固原州城，北周始筑之。民国《固原县志·城寨》载：“固原之有城者久矣，当非北周始筑之也。清代嘉庆陕甘总督那彦成重修固原城碑记，亦称固原州治乃汉高平地，即史称高平第一城也。”《宣统固原州志》记载固原城“北周始筑之”，表述不准确。原州筑城史，史籍有明确记载，不是“北周始筑”，而是北周大规模拓展修筑。
北周“筑原州城”，是另辟新城，还是在高平城基础上的修筑或者拓展，是一个需要斟酌的话题。民国《固原县志》编撰者叶超思考过这个问题，提出“惟其或圮或缮，未得其详”。他考虑的只是城墙因坍塌而修缮，没有考虑过是否另筑新城。前面已经叙述过“高平第一城”的问题，“高平第一城”的城址，就是北周“筑原州城”的位置。第一，北周筑城没有另选取新城址。由汉代“高平第一城”到明代原州城，就地形和现在城址看，无论是修缮还是拓筑，大致是在同一个空间。第二，北周筑就的城相对于高平城，既不是另选城址，也不是对高平城的修缮增筑，而是脱开原高平城的空间扩大增筑新的城池，即原高平城为内城，新筑城为外城。《周书·武帝纪》明确记载“筑原州城”，表明不是对原旧城的修葺和再筑，而是修筑新的原州城，唐宋以前原州城的大致格局，就是这次筑城规模奠定的。
北周筑原州城，有其特殊背景。524年，高平镇人赫连恩推戴敕勒族人胡琛为高平王（据原州城），响应破六韩拔陵起义。胡琛死后，万俟丑奴并胡琛之部众，于528年在原州建都称帝。在击败万俟丑奴的过程中，北魏大将宇文泰“功居多”，北魏朝廷擢升宇文泰为征西将军，赐金紫光禄大夫，加直阁将军，增邑三百户，行原州事。 [14]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宇文泰刻意经营原州，并将这里作为其关陇统治集团的大本营。西魏改元大统，宇文泰成为西魏政权的实际操纵者。548年，宇文泰奉旨巡抚西境，“至原州，北历长城，大狩” [15] 。554年秋七月，宇文泰再次巡狩至原州。 [16] 561年，宇文泰第四子宇文邕即位，称高祖周武帝。563年秋七月“行幸原州”。九月，“自原州登陇山（六盘山）”，再次巡视原州。一年两次巡幸原州，可见其对原州的怀念。五年后，即北周天和四年（569）六月，“筑原州城”。
此外，宇文泰也非常关注佛教文化。《续高僧传·僧实传》里记载，宇文泰“平梁荆后，益州大德五十余人各怀经部，送象至京（长安）”。五十余位巴蜀大德高僧北至长安，带来了南朝佛教经典，包括南朝佛教新义的融入。可见，宇文泰取得江陵之后，不但使益州佛教经典大量输入长安，而且说明宇文泰对佛教文化的高度重视。由佛教文化“南经北输”，可以看到宇文泰与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及其影响。北魏、北周时期，是须弥山石窟开凿的重要时期之一，一是丝绸之路的兴盛为其提供了空前的繁荣背景，二是宇文泰与固原的特殊关系（两个儿子数年间寄养固原城李贤家中）和着意经营（关陇集团根基在固原）。宇文泰是西魏的实际掌权者，亦是北周政权的奠基者，直接影响过须弥山石窟的开凿。
从宇文泰发迹以及对原州的经营，看得出原州在宇文泰心中的位置。他虽未来得及修筑原州城，但对于筑城事影响较大，包括周武帝宇文邕。宇文邕登基后，依然牵念原州，某种程度上他对原州的怀念和经营是超过乃父的。他“行巡原州”七月至九月期间，虽然中间尚有他处巡行，但都以“原州”为出入地。无论从宇文邕在原州逗留的时间，还是以原州为中枢的别处巡视，皆以原州为下榻的行宫，说明宇文氏父子对原州的特殊感情。当时的原州，山清水秀，植被丰茂，宇文泰每次到了原州，都要在原州“大狩”。由宇文泰父子的行踪，可以理解为什么要在北周天和四年修筑原州城。宇文泰天和元年（566），在原州长时间逗留，时隔两年之后即“筑原州”，这里面不能没有宇文泰的旨意和心思。
北周筑原州城，不是对高平城的修葺，而是在高平城空间外围的一次规模较大的筑城，筑就的新城成高平旧城的外城。从此，固原城有了内城与外在之别，成为罕见的“回”字形城。
[1]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56，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04页。
[2]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
[3]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1《文帝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页。
[4]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5]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2《文帝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页。
[6] 令狐德芬等：《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804页。
[7] 张书成：《李白宗亲的丝路情绪》，《兰州大学学报》第24卷，第2期。
[8] 固原博物馆编：《固原历代碑刻选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
[9]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27《田弘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9页。
[10]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27《田弘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9页。
[11]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27《田弘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9页。
[12]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13]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5《武帝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7页。
[14] 令狐德棻等：《周书》1《文帝纪》，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页。
[15] 令狐德棻等：《周书》2《文帝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页。
[16] 令狐德棻等：《周书》2《文帝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