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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氏，是春秋时期生活在六盘山（陇山）东西的戎族部落。乌氏县，是秦惠文王时设立的西北境内早期的县制。乌氏倮，是战国至秦朝时期做丝绢贸易致富的著名商人。乌氏倮的话题，有几个需要研究的层面，如乌氏国、乌氏县的地望、乌氏倮的身份、乌氏倮与早期丝绸之路、乌氏倮与固原城，等等。
乌氏，是春秋时期的西戎国之一，固原东南即属于其地域范围。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37] 。乌氏国可能就是此时灭于秦国。乌氏国被秦国灭掉三百年后的秦惠文王（前337—前311）时期，秦国在乌氏地域上置乌氏县，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东南。东汉作乌支县，北魏末徙县治于今甘肃泾川县东北，后废 [38] ，它是固原境内最早的县制。《史记·匈奴列传》载：“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乌氏县称谓即由乌氏戎、乌氏国之旧称而来。
《吴越春秋》一书里有“筑城以卫君，造郭以为民”的记载，即城以墙为界，有内城、外城之区别。内城叫城，外城叫郭。在古代，“城”的含义是“城墙”与“城市”的综合。城墙是城市有代表性的个体形象，城市的“城”又由城墙的含义演化而来。原始社会晚期，早期设防城堡已经出现。随着国家的建立，城堡逐渐扩大，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城墙的构筑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39]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各诸侯国纷纷筑城自卫，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筑城运动” [40] 。同时，筑城的规模也在增大。战国时期，修建的城池更多，筑城技术更趋完备。
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城市数量显著增多的背景下，无论乌氏国，还是乌氏县，都应该有筑城活动。由“汉乌氏县在宁夏固原县东南” [41] 可知，秦汉时期，乌氏县建制沿袭，应该还是秦惠文王时乌氏县城故址。
乌氏是春秋时期生活在陇山东西的戎族部落，《史记·匈奴列传》里记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居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42] 司马迁的记载在地理空间上是清晰的。乌氏戎为当时较大的西戎部落，秦惠王时设立的乌氏县，是以乌氏戎地域为主体设置的，且因乌氏而取其县名。秦昭襄王时设北地郡，秦朝建立后，乌氏县隶属于北地郡。西汉元鼎三年（前114），汉武帝析置安定郡，郡治高平（固原城）。《汉书·地理志下》载：“安定郡，户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五户，口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四。县二十一：高平、复累、安俾、抚夷、朝那、泾阳、临泾、卤、乌氏……”乌氏县仍隶属于安定郡。就乌氏县的地望看：
第一，《汉书·地理志下》对乌氏县地理环境记载很清晰，“乌氏，乌水西出，北入河（黄河）。都卢山在西，莽曰乌亭。”都卢山，即六盘山；乌水，即清水河。秦汉时期固原有充沛的雨水，大片的草地，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为游牧民族生存提供了天然草场。
第二，春秋时期，在今宁夏固原东南还有一个乌氏国，后灭于秦。乌氏县，是乌氏国的延续。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辞典·乌氏条》载：乌氏县“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东汉作乌支县。北魏末徙治今甘肃泾川县东北，后废” [43] ，大致方位是准确的。《括地志》载：“乌氏故城在泾州安定县东三十里。” [44] 杜佑《通典·安定郡条》记载：“汉乌氏故城在东。” [45] 乌氏县迁徙地与《括地志》《通典》的记载在方位上大体是吻合的，但这都是北魏乌氏县迁徙以后的地域。
第三，居延汉简对汉代长安通往河西走廊里、置之间的里程有记载：“月氏至乌氏五十里，乌氏至泾阳五十里；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 [46] 居延汉简的出土，对传统乌氏县的地望提出了质疑。“乌氏至泾阳五十里”，泾阳是西汉时期设置的县，在今甘肃平凉市安国镇泾水（河）北岸油房庄 [47] ，这里距固原蒿店乡仅五六十里地。从汉简看，说乌氏县在固原东南就有矛盾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乌氏与泾阳之间的“五十里”，是乌氏县治所与泾阳县治所之间的距离，而不是两县地域之间的距离。这样理解，固原东南的一部分地区成为迁徙后的乌氏县的实际控制地域，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第四，1978年，在宁夏固原县古城公社古城大队出土了一件铜鼎（图1—1）。因鼎身有“朝那”铭文，故称为“朝那鼎”。鼎身刻有三段铭文（图1—2）如下。
图1—1 朝那鼎
图1—2 朝那鼎铭文
（一）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
（二）今（？）二斗一升，乌氏。
（三）今二斗一升，十一斤十五两。
朝那鼎的出土说明，它是西汉早期朝那县标准计量容器；彭阳县古城镇是秦汉朝那县治所在地。《汉书·地理志》记载，朝那、乌氏二县，在汉代均为安定郡属县。这件铜鼎原置于朝那，后移于乌氏。出土地点与文献记载两地相近，为确定汉朝朝那、乌氏二县故址提供了重要线索。 [48] 在一件铜鼎上刻有朝那、乌氏两个县制的名字，表明同一器物先后归属过两个县制，铭文分几次开凿。地方行政建制的缩减与县制的迁徙，都会引起地名与隶属关系的变化。《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时期安定郡辖21县，东汉时期就发生了很大变化。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记载，东汉时安定郡仅辖7县，县制少了三分之二。及东汉后期羌族大起义，安定郡治内迁，朝那县南迁，泾阳县废。县制锐减，县域辖境不断增大，乌氏县辖境自然向北延伸，覆盖了朝那县的部分地域。“朝那鼎”上的铭文“朝那”与“乌氏”，即能说明它们在地域上关联密切。因此，两汉时期的乌氏县地望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不能因为北魏乌氏县的迁徙而认为乌氏县故城址就在泾州东数十里之地。
地域的变迁、乌氏县迁徙过程清楚了，乌氏倮其人就有了归属。
目前，学术界通行的提法，中国境内绿洲丝绸之路划分为三段，即：长安—凉州道，为东段；凉州—敦煌、玉门关、阳关，为中段；玉门、阳关—葱岭，为西段。按照地理走向与地域文化特点，通常又将玉门关、阳关以东的东中两段（即长安至敦煌这一段）称为河陇道，长约1800公里。宁夏地理位置，正处在丝绸之路东段北道，而东段又分为南、中、北三道。固原的地理位置，正处在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交通要道上。
丝路东段北道的走向：从长安临皋（今西安市西北）经咸阳县驿出发西北行，经醴泉、奉天（今乾县东），到邠州治所新平县（今邠县），沿泾水河谷北进，过长武、泾川、平凉，入固原南境弹筝峡（三关口）（图1-3），过瓦亭关，北上原州（固原）；沿清水河谷，再向北经石门关（须弥山）折向西北经海原县，抵黄河东岸的甘肃白银市平川区，渡黄河即乌兰关（景泰县东）。由景泰直抵河西武威（凉州）。这是丝绸之路东段南、中、北三道中，由长安抵河西凉州（武威）最为便捷的丝路干道。
图1-3 三关口
史书记载，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于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但此前的丝路活动早已开始。据考古出土的丝绸实物看，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经传到了印度和欧洲。位于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古墓（苏联戈尔诺阿尔泰省乌拉干河畔），就出土了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丝绸。 [49] 秦始皇巡游陇西时穿越的鸡头道，是丝绸之路早期的通道，为后世丝绸之路的繁荣产生过积极影响。从当代意义上看，丝路原本是一个网状格局。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古人始终在探索着丝路不断走向新的最佳路径。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居延汉简、悬泉汉简，里面记载了较为详尽的丝绸之路里程，把长安到敦煌的整个线路连接起来了，固原是绿洲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按当时的区间里程计算，途经固原最为便捷，捷径约在一百公里。 [50] 汉代人也评判过丝绸之路的捷径和走向。东汉时刘秀亲征高平（固原），河西太守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车驾会聚高平，浩浩荡荡的大军与战车走的就是这条通道。从地域格局讲，这实质上走的是萧关古道的一部分。
以北道为主线，还有两条通道。一条是由长安西行陇州后，不再攀越大震关，而是沿陇山东麓过甘肃境内华亭县，至固原市泾源县，穿越制胜关（秦汉时的鸡头道）过六盘山，即可抵达陇西郡。过鸡头道向西北行，也可沿祖厉河而下，在甘肃白银市平川区黄河东岸鹯阴口渡河，进入河西走廊。或者沿泾河至平凉，由崆峒山东峡进入泾源县，走鸡头道。一条是由咸阳至北地郡治所宁州（今甘肃宁县），再沿茹河进入固原。汉代班彪前往安定郡（固原）沿途考察，即是走这条通道。
秦始皇在建立秦朝的第二年（前220），即以咸阳为中心修建了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干道。同时出巡西北边地，先后考察陇西（今甘肃临洮）、固原（秦朝属北地郡），登六盘山，祭祀朝那湫渊。《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即走鸡头道。 [51] 丝绸之路东段逾越陇山的南、中、北三道，在固原境内主要有两条通道。除北道外，中道也在固原境内，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也在发生变迁。到了唐代，鸡头道向北迁移，翻越六盘山西进，大体是今天西安兰州公路的走向。唐代已设立六盘关，为关中外围上关之一。
鸡头道，是古代关中穿越陇山（六盘山）的通道之一，也是丝绸之路早期通行的道路。它是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前就畅通的重要丝路通道之一。其走向，出长安沿泾水北上进入甘肃平凉市崆峒区，穿越崆峒山后峡，过宁夏泾源县城往西即进入六盘山鸡头道。这里道路奇险，却是天然通道。唐宋时期这里称为安化峡，今俗名称西峡或荷花谷。唐代在峡口东侧设有制胜关。
鸡头道的走向，田野考察清晰。进入鸡头道，沿沟谷西行，在名为荷花谷的地方出现岔道，有两条走向。一条向西北行，穿越荷花谷，在泾源县六盘山镇东山坡村白云寺出口，可与瓦亭关相连接，向北进入固原。另一条沿鸡头道继续西行，即翻越六盘山后，也有两条通道。一条经过宁夏隆德县奠安乡，过隆德县城与甘肃静宁县相接，一条与甘肃庄浪县通边镇相接，两条通道都与陇右密切关联。甘肃庄浪县东北的通边镇是个交通要道，北宋庆历八年（1048），在这里设通边寨，金朝提升通边寨为通边县。元代一度改置这里为庄浪路，建制格局更高。可见，由鸡头道穿越六盘山后进入隆德县、庄浪县的这两条道路都非常重要。
鸡头道不但是丝绸之路早期的重要通道，也为绿洲丝绸之路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至今，仍是一条通道。从年代看，北地郡时期的鸡头道，已经延伸到了固原境内，它为之后道路的延伸、汉代高平城的修筑奠定了基础，拓展了交通意义上的巨大影响力。
丝路东段南线，是从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进，翻越陇山（六盘山南）西行，过秦州（天水），在永靖炳灵寺附近过黄河至张掖。或者从长安出发越陇山至临洮后，向北经阿干河谷至兰州，再沿庄浪河谷至武威（凉州）。丝绸之路东段数条线路呈网状格局，南中北三道殊途同归，进入武威，再沿河西走廊进入敦煌。
丝绸之路呈网状型，大的格局是这样，细微处也是如此。丝绸之路北道穿越石门关，但以须弥山石窟为原点就形成了两条支线。一条过石门关，经海原、干盐池西行，进入甘肃白银市平川区黄峤乡的双铺。一条经由须弥山石窟（或黑城、郑旗）西北行，过海原县刘家井、平川区种田乡，再穿越屈吴山（平川区与海原县境界山相接，是黄河支流清水河与祖厉河分水岭），亦在双铺汇合。双铺，古名双堡，后演化成为双铺。无论双堡还是双铺，从地名即可看出这里是丝绸之路西行的通道，现在这里仍是一个较大的镇子。
丝绸之路不同于其他商路，它是一条带有“中转性”的长距离贸易与集散的沙漠与绿洲相伴的文化之路。固原地域虽小，但地理位置重要，丝绸之路负载的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使它拥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在这条穿越固原境内的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融，中西文化荟萃。数千年间，历史的风风雨雨，形成了源远流长、交融汇聚的固原历史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
丝绸之路通道总是与水系密切关联。屈吴山在平川区境内，有水系发源于此，东南汇入海原县园河。穿越须弥山石窟西北行的这条丝路，即沿这条水系而行。从双铺的位置看，屈吴山、东华山（海原方位称西华山）在两头，峤山在中间。峤山有双重含义，有二山之桥的意蕴。过去只说海原、干盐池这一条通道，实际是两条通道，皆在平川区双铺镇汇合。
1983年，在固原城南九龙山汉墓出土了两件“镶绿松石金带饰”，其造型“具有西亚风格” [52] （见图1-4）。说明汉代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在固原已经非常兴盛，固原城已成为丝路文化交融的重要驿站。
图1-4 镶松石金带饰
1986年，在固原城县粮食局院内出土北周“绿釉乐舞扁壶” [53] 。壶腹扁圆，两面装饰有相同的花纹图案，外圈饰有联珠纹，壶腹面中部为一组（7人）人物造型。他们深目高鼻，身着窄袖胡服，有的怀抱乐器（琵琶、箜篌类），皮靴踩莲花台，有的翩翩起舞（图1-5）。中间一人为主角，身穿大翻领胡服，头戴宽条帽，右手举起，左手向身后倒勾，右足提起后勾，左足微屈前跃，足穿皮靴踩莲花台上。右侧一人面向中间，双手上举作舞姿态。实际上，这是胡旋舞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图1-5 绿釉乐舞扁壶
胡旋舞乐，是中亚昭武九姓康国作为贡礼献给唐王朝的。胡旋舞是一种俗称，正式称谓为“康国乐”。胡旋舞舞姿轻盈，舞动时身着艳丽的窄袖胡服，身体连续旋转，节奏疾速，从观众视角看是一个异域女子的特殊艺术造型。用西方比较文学中形象理论思维的方式表述：“形象就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以这种思维来审视胡旋舞，才能看透它潜在的文化内涵。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能从遥远的中亚来到固原安家落户，这是丝绸之路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必然。由出土于宁夏固原的粟特胡姓史诃耽墓可知，史诃耽的先祖早已侨居原州（固原），出仕北魏。自北魏始，历北周、隋、唐四朝，因经商或仕宦等各种原因驻足于此，成为大唐的侨民。目前能看到的胡旋舞造型，在敦煌、西安、宁夏北部盐池县都有。固原城出土反映胡旋舞的“绿釉乐舞扁壶”，折射的是唐代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在固原的繁荣程度，也是固原古城丝路文化繁荣的见证和象征。
这里仅选取与固原城有直接关系的出土文物“镶松石金带饰”“绿釉乐舞扁壶”，旨在说明固原城的特殊地位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影响力。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详细描述了长安至凉州的丝绸之路走向。他认为“长安西北至凉州主要道路有南北两线，南线经凤翔府及陇、秦、渭、临、兰五州，渡河至凉州；北线经邠、泾、原、会四州，渡河至凉州，皆置驿” [54] 。这里的原，即原州。汉简的大量出土，也在印证着这些观点。从交通的意义上，绿洲丝绸之路穿越固原，不但推进了固原城的繁荣发展，而且孕育和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
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之前，绿洲丝绸之路就是畅通的，中原与西域及中亚的文化交流和商贸已经开始。乌氏倮，就是这个商贸通道上的著名“商人”。缘此，司马迁在他的《史记·货殖列传》里给乌氏倮这个人物立传：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乌氏倮，是历史典籍中所能见到的较早从事丝绸之路贸易的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司马迁也十分推崇这个特殊人物，将他写入《史记》里。后人既看到了秦始皇的国家治理及其经济思想，也看到了早期丝绸之路在固原的繁盛状况。
乌氏倮，是乌氏戎民族的代表，是充满着多元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司马迁笔下的乌氏倮，虽然不足百字，但对他的业绩、丝路贸易、朝廷对他的政治待遇以及影响力，都写得十分传神。
乌氏县，地处丝绸之路要道。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有不少来自新疆和田的玉石，说明三千多年前玉石之路已开通，玉石东进，丝绸也经由玉石之路走向西域。这条通道，就是长安到西域的绿洲丝绸之路。乌氏县地域就在这条丝绸之路通道沿线。它的走向，从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进，再沿泾水北上，过陕西长武，甘肃泾川、平凉，进入固原。之后，再西北行，经宁夏海原县、甘肃白银市平川区，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抵达西域、中亚，包括与草原丝绸之路的衔接。正是这条丝路通道，成就了乌氏倮的丝路贸易，这是其从事丝路商贸文化得以成功的大背景。
这条丝路通道将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商贸连接起来，为乌氏倮的丝绸贸易提供了一个大平台。乌氏倮是一位有远见的商人，他虽然是处于边地的戎族，但他谙熟秦文化。他依托早期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原与边地的贸易。他充分利用乌氏县的特殊地理位置，以中间人的身份，用中原的丝绸换取边地少数民族的牛马，再用牛马换取中原的丝绸，“畜至用谷量马牛”虽是比喻，但交易的牛马的确多得无法统计。丝绸，是高档商品，是贵族和上流社会阶层所用之物。因此，与乌氏倮打交道的主要是社会上层，这是其影响力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为国家提供了用于骑兵装备的战马，这是乌氏倮丝路贸易的核心内容，也是秦朝政府支持乌氏倮的关键所在。秦始皇的祖先就是以牧马起家的，《史记·秦本纪》载：秦祖先非子为周孝王，在今甘肃华亭县、陕西陇县一带管理马牧，“马大蕃息”，赢得了周王朝的认可和器重。马匹是军用物资，秦始皇十分看重这一点。
战国时期，秦国是养马大国。商鞅变法前夕，秦国已经出现了专门的牛马市场贸易，实行牛马专卖。 [55] 秦朝建立后，开始设置专门管理马政的太仆寺。马不仅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畜力，而且是驿传和交通尤其是军事上的重要工具。乌氏倮将丝绸换回的马匹提供给政府，为秦朝装备骑兵提供战马，是有功于国家的，因此得到了秦始皇的格外器重，令乌氏倮与封君同列，可入朝议事，给了乌氏倮极高的政治待遇。或许正由于此，他的事迹才被司马迁写入《史记》。
丝绸之路东段南、中、北三条道路，在张骞到达中亚之前的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畅通，自西周早期至汉唐，都是重要的丝路通道，中西文化的交流，宗教文化的传播，玉石、丝绸东来西出，商贸的繁荣等，均经由此绿洲丝绸之路承载。乌氏倮，就是这个大通道上的一个典型人物。
司马迁在《史记》里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56] 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曾多次跟随汉武帝出巡，到过全国各地，安定郡（固原）是他多次考察过的地方，《史记·五帝纪》里明确记载有六次。文献记载、实地考察和民俗传说，司马迁都是非常看重的。生活在秦始皇时代的巨商乌氏倮，不仅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作为商人的代表被司马迁写进《史记·货殖列传》里，是有典型意义的。
乌氏倮的商贸，依托的是穿越固原城的绿洲丝绸之路。固原早期的城池，应该是乌氏倮丝绸之路商贸所凭借的重要驿站。
乌氏倮其人对秦朝的贡献及其影响力，加之乌氏县与关中邻近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乌氏县有手艺的工匠也被朝廷征调，参与秦始皇陵园工程的修建。秦始皇陵地周围出土的板瓦一类的建筑材料上，发现有钤着“乌氏”字样的印戳，如“乌氏援” [57] “乌氏工昌” [58] 等。对于乌氏县、乌氏地域上的手艺工匠来说，这是重大的历史文化信息，它传递的是两千多年前乌氏县境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尤其是文化与科技层面的发达程度。同时，也折射出固原早期的筑城史。
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古代乌氏县的设置与经历，而且说明乌氏县繁盛的地域文化及其影响力。工匠的文化层次代表地域文化的繁荣程度，当时虽为多民族聚居地，但由于靠近关中，固原早期历史文化相对兴旺发达。地下考古出土的文物说明，乌氏县不但有制作建筑构件的工匠，而且外调参与秦始皇陵的修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乌氏县城市建设与城池的修筑，已达到一定的程度。
[1] 高锐：《中国上古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2] 马正林：《中国城市的选址与河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3] 丁俊清：《中国居住文化》，同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4] 胡厚宣：《气候之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版。
[5] 吴秉礼、王建宏等：《森林与降水关系的初步研究》，《大自然探索》1988年第4期。
[6] 田州英：《黄河流域古湖钩沉》，《山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7] 班固：《汉书》卷69《赵充国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986页。
[8]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9] 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 陈加良：《论六盘山的古森林及其历史启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11] 陈桥驿：《中国古都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12] 辛德勇：《长安城兴起与发展的交通基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期。
[13] 民国《固原县志》卷之2《地理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138页。
[14] 民国《固原县志》卷之2《地理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15] 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71页。
[16] 古本《竹书纪年·周纪》。
[17] 小盂鼎是西周康王时器，清道光初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传此器被毁于太平天国之际。参见袁行霈、张传玺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3页。
[18] 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页。
[19] 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0] 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地区的变化》，《河山集》第3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1] 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22] 常征：《论长安瓜州及姜戎、陆浑》，《北京史苑》第2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23] 《国语·周语上》。
[24] 陈鸿彝：《周秦统计论略》，《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25] 李年韵：《2017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光明日报》2018年4月11日。
[26] 童书业著，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9页。
[27] 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72页。
[28] 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73页。
[29] 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74页。
[30] 司马迁：《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9页。
[31] 司马迁：《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9页。
[32] 罗哲文：《古迹》，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9页。
[33] 韩宏：《“义渠豪车”驶进秦陵博物院》，《文汇报》2016年1月8日。
[34] 王国维：《水经注校》卷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35] 奚牧凉：《我与秦人、戎人的故事》，《光明日报》2016年1月1日。
[36]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0页。
[37] 司马迁：《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4页。
[38]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乌氏县》，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39] 吕涛统稿：《中华文明史·先秦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页。
[40] 任吉东：《历史的城乡与城乡的历史：中国传统城乡关系演变浅析》，《福建论坛》2013年第4期。
[41] 史念海：《新秦中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期。
[42] 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83页。
[43]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理辞典·乌氏条》，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页。
[44] 李泰：《括地志》卷1，贺次君辑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1页。
[45] 杜佑：《通典》卷173，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518页。
[46] 西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究》第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
[47] 李春茂：《平凉古地名初探》，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48] 韩孔乐、武殿卿：《宁夏固原发现汉初铜鼎》，《文物》1982年第12期。
[49] С.И.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50] 张德芳：《从汉简材料看汉晋时期丝绸之路全程的走向和路线》，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日本东方学会、大东文化大学编《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51]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鸡头山》，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55页。
[52] 宁夏固原博物馆编：《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中册），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53] 宁夏固原博物馆编：《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中册），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页。
[54]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16页。
[55] 刘纯景：《秦市场发展述略》，《唐都学刊》1984年第3期。
[56] 司马迁：《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6页。
[57] 陈晓捷：《临潼新丰镇刘寨村秦遗址出土陶文》，《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
[58] 袁仲一：《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