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结合“新—新贸易理论促进中国外贸结构转型升级”这一研究主题，本书从“理论研究进展”与“现实应用”两个方面，梳理现有国内外文献取得的重要成果，并进行简要评述。
新—新贸易理论主要沿企业出口选择和生产选择两条主线展开（Baldwim and Robert－Nicound, 2004），前者也被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以Melitz（2003）、Amiti 和 Davis（2008）、Bernard 等（2006）、Kasahara 和Lapham（2008）、Melitz和Ottaviano（2008）、Eckel和Neary（2010）等为代表，认为企业出口与其生产率的异质性密切相关，且大量实证文献向我们展示出提高企业生产率的稳定出口作用（Redding, 2010）；后者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Dasgupta, 2010），以 Antràs（2003）、Antràs 和Helpman（2004, 2006）、Antràs（2005）、Yeaple（2005）、Antràs 等（2006）、Ohnsorge 和 Trefler（2007）、Antràs和 Rossi －Hansberg（2009）、Burstein和Monge－Naranjo（2009）等为代表，认为企业选择一体化还是外包发展战略，也与其生产率的异质性密切相关。考虑本书以外贸发展（企业的进出口贸易）而非企业生产选择为主要研究对象，相关文献梳理主要介绍异质性贸易理论。
应该说，新—新贸易理论兴起的背景与微观数据可获得性增强直接相关。长期以来，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以产业或行业为研究对象，基本假定是产业（行业）内所有企业都是同质的（Homogeneous）。这种假定隐含着只要产业或行业存在出口，则该产业内或行业内全部企业都将出口。显然，这种假定距离现实经济活动相对较远，因为即使我们将一国的产业或行业划分得非常细，也不可能得出产业或行业内所有企业都出口的结论。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微观数据可获得性增强，学术界发现产业或行业内企业的生产效率、经济规模等都表现出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性（Heterogeneous）恰好同其是否出口密切相关，并据此提出企业存在生产率等多个方面的异质性问题（Lopez, 2005; Helpman, 2006;Bernard et al., 2007; Antrás and Rossi－Hansberg, 2009）。
有关贸易自由化的实证检验进一步给出了“生产率异质性”证据。与传统贸易理论仅强调资源的产业或行业间分配不同，现有经验研究大多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带来的一国资源再分配常常发生在划分非常细的行业内，且随着低生产效率企业的市场退出，改变了行业内生产率构成，从而该国总生产率得到了提高（Pavcnik, 2002;Trefler, 2004; Bernard et al., 2006）。更有甚者，已有研究还发现：即便不存在贸易自由化效应，上述资源再分配效应和进出市场的自我选择机制同样存在（Dunne et al., 1989）。显然，微观企业数据表现出的上述特征，无论是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其解释力似乎都不强，以至于Krugman（2009）称其新贸易理论为“旧的新贸易理论”。
新—新贸易理论基本分析范式的突破首先来自Melitz（2003）的经典文献。为解释企业异质性与出口正相关，Melitz开创性地假定生产固定成本为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前提，而贸易固定成本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条件。进一步将消费者偏好多样化与垄断竞争的规模经济效应结合起来后，其推理过程不仅可以得到一般均衡解，更可以满足企业自我选择出口的达尔文进化要求，即企业出口与其生产率的异质性直接相关，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参与国际竞争，企业海外市场规模和利润也越高。而在贸易开放中，由于存在大量潜在生产者涌入国际市场，满足最低生产条件要求的零利润生产率随之提高，一国贸易开放的企业间资源再分配效应随之出现，即低生产率企业“被迫”从国际市场中退出，资源向高生产率的外贸企业集中，该国行业内企业整体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
应该说，Melitz（2003）的经典文献不仅较好地诠释了企业存在自我选择效应的经验研究客观事实，更在分析框架上将企业生产率、规模经济报酬、不完全市场竞争、产品多样化等结合起来，成为“新—新贸易理论”核心构成之一（Baldwim and Robert－Nicound, 2004）。Melitz 也因为其奠基人的作用，获得了科睿维安“引文桂冠奖”（方虹、王旭，2018）。但是，其局限性也不言而喻，表现在：第一，过分强调自我选择而完全排除竞争，极有可能形成垄断，而垄断比竞争的效率更差（Tybout, 2003）；第二，企业生产率的外生既定与微观事实不符，实际上企业生产率是内生变化的（Del Gatto et al., 2007; Lopez, 2005）；第三， CES 效用函数只能说明企业数量、差异化产品种类，但无法表示生产率同市场规模之间的联系，而市场规模优势也是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Campbell and Hopenhayn, 2005; Syverson, 2004）；第四，只分析一种最终产品而忽视了多种最终产品，尤其是中间产品的企业进出口贸易行为；第五，为确保市场均衡，模型给出了企业成功进入市场后面临外生死亡率的奇怪假定。于是，相关学者也就上述问题做了多层次、多维度、多方面的拓展。
拟线性和二次效用函数的拓展。与 CES 函数相比，拟线性和二次效用函数的优点是每一种差异化产品的边际效应都是有限的，从而可以让各种产品的实际消费量趋近于零，避免所有产品的需求都为正。使用拟线性和二次效用函数，Melitz和Ottaviano（2008）首先能够得出差异化产品的反需求函数与竞争直接相关，从而让贸易促进竞争的市场效应得以存在；其次能够推理出企业边际生产成本与市场规模反向变化关系，再根据生产率与生产成本的反向变化关系，可以得出市场规模也会影响企业生产率大小的这一结论，从而解决上述第一和第三个问题。
中间产品的拓展。为将中间产品纳入新—新贸易理论模型中，Amiti和Konings（2007）、Halpern等（2009）、Amiti和Davis（2008）、Kasahara和Lapham（2008）进行了探索。尽管他们的实际模型存在细微差异，但其结论基本相同，即进口可变贸易成本和进口固定贸易成本的存在，要求进口中间产品的企业生产效率更高，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资源再分配效应向高生产率企业集中，出现进口中间产品、出口最终产品的企业，其规模和市场份额更大的结论，从而可以解释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的出口企业，越是大量使用进口中间产品的客观事实，从而部分解决了第四个问题。当然，进口中间产品可以是外包，也可以是一体化，再次涉及企业内生边界问题，详见 Antràs 和 Helpman（2004）、Antràs（2005）、Antràs 和 Helpman （2006）、Yeaple（2005）、Antràs 等（2006）、Antràs 和 Rossi －Hansberg （2009）、Ohnsorge和Trefler（2007）、Burstein和Monge－Naranjo（2009）、Dasgupta（2010）等相关文献。
多种最终产品拓展。Bernard等（2006）及Eckel和Neary（2010）率先将一种最终产品拓展为多种最终产品后，不仅能得出企业自我选择出口的结论，而且能够得出企业自我选择产品的结论，即高生产效率企业越可能选择对生产效率要求更高的出口产品进行生产。这一结论较为符合大多数企业同时出口多种产品而非单一产品的经济事实（Bernard et al., 2006;2010）。更为重要的是，自我选择出口和自我选择产品的结合，使企业既可能选择老产品出口，也有可能选择新产品出口，或者同时选择新老产品出口，从而出现外贸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共生这一情形，而这是新—新贸易理论多种最终产品数理模型的最大亮点之一。此外，Eckel和Neary（2010）还从拟线性和二次效用函数角度对现有多种最终产品模型进行推广。结合上述中间产品，包括最终产品的理论拓展模型，现有研究基本解决了第四个问题。
生产率内生化拓展。为将生产率内生化，Constantini和Melitz（2007）率先从“使用新技术”的角度出发，将微观企业划分为四种类型，能够得出：越是生产率高的企业，越会采取新技术以巩固其出口市场份额，从而推动企业生产率内生增长。这一理论拓展模型基本符合 Lileeva 和 Trefler （2010）、Constantini和Melitz（2007）等的新技术使用与企业生产率内生增长实证结论。Atkeson和Burstein（2010）进一步将技术创新细分为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后，也能够得出企业生产率内生增长的结论。在工艺与产品创新关系上，Atkeson和Burstein（2010）的一个特点是：认为两者可能存在反向变化关系，因为工艺创新后的实际生产成本增加，企业产品创新的动力可能不足，从而暗示着生产率内生增长的新—新贸易理论所表示的福利改善要比基本理论模型小。即便如此，上述理论拓展模型还是解决了原本的第二个问题。
尽管我们所接触的文献都没有在根本上解决第五个问题，但现有研究还是做出了许多重要推广，比如Bernard等（2007）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拓展等。新近的研究更从企业贸易模式与行为选择、贸易行为的经济效应、关税变动的多重影响等方面，对新—新贸易理论进行了深化与拓展（东艳等，2019）。
贸易动态与行为选择方面。Li（2018）将供给和需求与出口动态结构模型相结合，发现企业异质性同时表现在生产率和需求端两个方面，生产率是经验丰富企业出口参与的主要推动力。Bernard等（2018）构建了一个多样化出口和进口决定模型，发现企业获得供应商的机会对企业绩效和边际成本影响较大，进而决定了企业进出口贸易的路径选择。Fieler （2018）将国际贸易与质量、技术、技能相联系后构建的模型，发现消除贸易壁垒会促使低质量企业技术降级，高质量企业技术升级。Davies 等（2018）建立一个包含企业内部价格和公平交易出口价格的企业—产品—目的地数据库，发现外国税收是影响企业内部价格的重要因素。
贸易行为的经济效应方面。McCalman（2018）分析了特定假设下收入分配、福利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发现贸易可以减少国内收入分配扭曲国际收入分配的程度；而Lyon和 Waugh（2018）发现受市场不完全和工人保险不完善等因素影响，比较劣势行业大量进口贸易会导致与进口竞争相关行业的工人劳动收入损失。
关税变动的影响方面。Fitzgerald和Haller（2018）利用实证方法分析微观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行为及其收入份额对从价关税和实际汇率变化的影响。他们发现企业对关税和汇率的反应模式存在很大差异，并建议决策者谨慎使用汇率工具。Crowley等（2018）也分析了关税税率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进入或退出外国市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认为关税不确定性会从遭受新关税的企业逐步扩散到将同一产品出口到其他目的地的相关企业。
这类文献主要集中在新—新贸易理论的适用性检验和利用新—新贸易理论解释不同国家（或地区）外贸增长的情况，其中不乏使用中国微观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
1.新—新贸易理论的适应性检验
适应性检验就是利用微观企业数据验证新—新贸易理论生产率异质性是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检验出口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是否存在。自我选择效应本质就是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应该比非出口企业高，而出口学习效应就是企业出口以后，能从国际市场上获得相应的技术溢出，从而促进自身生产率水平的内生增长。客观来看，无论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应该是新—新贸易理论能否成立的前提和基础（Melitz, 2003; 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 Halpern et al., 2009; Bernard et al., 2007），但现有经验研究文献却存在较大分歧。
自我选择效应上，一些实证文献支持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企业出口存在自我选择效应，比如Barnard和Jenson（2004）使用美国企业数据、Greenaway 和 Kneller（2004）使用英国数据、Arnold 和 Hussinger （2005）使用意大利数据、Kimura 和 Kiyota（2006）使用日本数据、Alvarez和López（2004）使用智利和墨西哥数据、Aw等（2000）使用韩国数据等。但是应用中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时，却存在大的分歧，比如唐宜红与林发勤（2009）使用2005年中国工业普查的企业数据，认为中国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更容易出口，符合新—新贸易理论的自我选择效应；但张杰等（2008）、易靖韬（2009）、李春顶等（2009）、李春顶（2010, 2015）、易靖韬等（2011）等认为存在生产率悖论。
出口学习效应也是如此。一些国外经验研究结论显示，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在其出口过程中获得了生产率水平的增长，而企业创新、产品交流、规模经济、出口回报是出口学习效应传播的主要渠道（易靖韬、傅佳莎，2011），比如 Lileeva 和 Trefler（2010）使用加拿大企业数据、Blalock 和 Gertler（2004）使用印度尼西亚企业数据、Mengistae和Pattillo（2004）使用非洲共同体数据、Tucci（2005）使用印度数据、Bustos（2011）使用阿根廷企业数据等。但是，也有文献指出：出口导致生产率增长的效应与一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关，在不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较为显著，而在发达国家却不明显（史青，2012），如VanBiesebroeck（2005）对非洲国家企业的分析等。使用中国数据进行检验后，同样出现了较大分歧，比如张杰等（2009）、钱学锋等（2010）、余淼杰（2010）等认为出口学习效应都是存在的；但张礼卿与孙俊新（2010）、李春顶与唐丁祥（2010）、戴觅与余淼杰（2011）对中国企业存在出口学习效应表示怀疑。
是什么原因引起了针对中国具体情况的上述分歧？进入2013年后，国内文献开始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在自我选择效应方面，一些研究指出：也许是计算企业TFP的方法存在差异（柳荻、尹恒，2015），以及分析对象过于“笼统”，从而导致国内研究自我选择效应时存在了“生产率悖论”，其结论或许并不准确（霍伟东、王明彬，2015；叶宁华等，2017）。大规模的细致分析和多种方法再检验，大体可以划分为四类：一是整体上中国可能并不存在生产率悖论（阮文婧、韩玉军，2016），但分贸易方式后，加工贸易或许是生产率悖论存在的重要原因，比如陶攀等（2014）基于中国2000—2006年制造业企业数据、戴觅与余淼杰（2014）通过对2000—2006年企业—海关数据、王永进与冯笑（2019）对中国混合出口企业的经验分析等；二是因为加工贸易大多是由外资企业主导，从而猜测生产率悖论与外资企业相关，比如盛丹（2013）、赵鹏豪与王保双（2016）等研究；三是从经济规模和市场进入成本分析生产率悖论产生的机制，比如安虎森等（2013）、余壮雄等（2015）文献；四是从市场分割和要素价格扭曲探讨生产率悖论产生的原因，比如毛其淋（2013）、赵玉奇与柯善咨（2016）、刘竹青与佟家栋（2017）等。此外，还有刘晴与张源媛（2014）、梁会君与史长宽（2014）、叶宁华等（2015）、李军与刘海云（2015）、曹驰（2015）、宫旭红与蒋殿春（2015）、金秀燕与许培源（2016）、丁一兵与刘紫薇（2018）、黄新飞等（2018）的类似研究。
出口学习效应细分领域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细分出口密集度、贸易方式、所有制差异可能带来的影响，包括范剑勇与冯猛（2013）、荆逢春等（2013）、张杰等（2016）的分析；二是中间品进口是否对出口学习效应产生影响，比如毛其淋与许家云（2015）、张杰等（2015）、刘海洋等（2016）、李淑云与慕绣如（2017）分析等；三是讨论融资约束的作用，比如孙浦阳与彭伟瑶（2014）、徐榕与赵勇（2015）、樊娜娜与李荣林（2017）等；四是分析制度化因素带来的影响，例如聂文星与朱丽霞（2013）、佟家栋等（2014）、刘斌等（2015）等。此外，还有逯宇铎等（2013）、孙浦阳等（2013）、项松林与马卫红（2013）的分析等。
由此可见，上述文献一个总体的感觉是：中国出口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或许仍需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应一概而论（张坤等， 2016）。
2.二元边际及其应用
尽管新—新贸易理论是以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利用生产率的Pare to分布后，Chaney（2008）、Arkolakis等（2008）还是可以建立起一个包括经济规模、国家距离在内的引力模型，其显著特点是一国宏观贸易增长可以分解为包括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在内的二元边际方程（钱学锋， 2008），而后者正好是新—新贸易理论重点强调的出口产品种类增加，即扩展边际。
在经典二元边际引力模型中，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出口成本增加，一方面，减少了既定国家给定企业的出口，企业的平均出口量减少；另一方面，高贸易成本导致低生产率企业从出口市场退出，存活企业的平均出口量增加。企业生产率的Pareto分布意味着这两种相反的作用互相抵消，总出口的集约边际与贸易成本无关，贸易成本仅影响扩展边际。于是， Chaney（2008）、Arkolakis等（2008）认为：扩展边际在一国的总出口中应该占主导地位。
然而，国内外相关实证检验证据却无法直接给出一个统一结论。比如使用HS－6位码贸易数据后，Amurgo －Pacheco 和Pierola（2008）、Helpman等（2008）等认为国际贸易增长主要来源于集约边际，而不是扩展边际。类似的还有Amiti和Freund（2007）、钱学锋（2008）、钱学锋与熊平（2010）的文献。但是，Kang（2004）、Hummels和 Klenow（2005）、Bernard等（2003）、Felbermayr和Kohler（2006）等文献认为出口增长中，扩展边际的作用更大。
有关贸易自由化实证检验，同样具有分歧。Frensch（2010）、Felbermayr和Kohler（2007）、Hillberry和McDaniel（2002）认为贸易自由化后，仅仅影响扩展边际。但是，Amurgo －Pacheco 和 Pierola（2008）认为贸易自由化既影响集约边际，又影响扩展边际。
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进行验证后，同样存在分歧，例如毛其淋与盛斌（2013）认为中国外贸增长主要是集约边际，但郑小碧（2019）则从贸易中介推动企业出口发展的重要路径出发，认为扩展边际更重要。此外，类似的文献还有项松林等（2014）、刘斌与王乃嘉（2016）、李兵与李柔（2017）、张海波（2018）、陈旭等（2018）、项松林（2019）、李丽丽（2020）等。所以，关于出口增长到底是以集约边际为主还是以扩展边际为主，目前也没有统一性结论。
3.其他应用
这类文献主要从现有新—新贸易理论模型推理结论出发，将其应用到中国出口贸易数据之中，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分析政策变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包括彭馨与蒋为（2019）、齐俊妍与王岚（2015）、耿伟与廖显春（2017）、唐宜红与林发勤（2016）、段连杰（2018）等；二是讨论城乡二元结构的实际工资扭曲对出口增长的影响，包括张明志等（2017）、孙楚仁等（2013）、赵瑞丽等（2016）、许昌平（2016）、陈维涛等（2014）、项松林（2013）的文献；三是集中分析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包括许家云等（2015）、许家云与毛其淋（2016）、张夏等（2019）、佟家栋等（2016）的分析；四是探讨进口引致出口问题，包括张杰等（2014）、毛其淋（2015）、苏启林等（2016）的研究等；五是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加成率进行分析，包括祝树金与张鹏辉（2015）、黄先海等（2016）等；六是对企业海外投资的研究，包括严兵等（2014）、周茂等（2015）、叶娇等（2018）的讨论；七是专门研究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包括刘丹鹭（2012）、陈景华（2014）、李磊等（2017）的文献；八是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结合，包括包群等（2012）、赵永亮等（2014）、苏丹妮等（2018）、赵永亮与李文光（2017）等。
除上述应用文献外，国内还有大量介绍新—新贸易理论的文章，比如陈丽丽（2008）等。应该看到，经济学家们对新—新贸易理论模型及其应用已经产生了丰硕成果，也日益成为国际经济领域中研究的前沿（李春顶、东艳，2013），对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理论发展方向及中国应用提供了丰富视角。只是从促进中国外贸结构转型升级角度看，上述研究的相关数据还相对偏早，结论是否符合当前发展趋势，应该是存疑的。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研究还相对较为零碎，整体且系统的分析相对偏少。利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分析促进我国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的未来研究，或许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
第一，出口产品结构是否实现了由传统产品为主向新产品为主的转型升级？在Melitz（2003）的基础上，Chaney（2008）、Arkolakis等（2008）建立了一个包含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理论模型，能同时分析传统产品和新产品的出口增长问题。他们的重要结论是一国出口增长动力和贸易福利改善主要源自新产品不断增加，但实证检验结果并不符合转型国家实际（Helpman et al., 2008; Badinger and Türkcan, 2012; Martínez －Zarzoso et al., 2015; Cebeci and Fernandes, 2013），尤其是中国出口增长更是以传统产品为主（Amiti and Freund, 2007；钱学锋，2008；陈勇兵等，2012；张杰等，2014；盛斌、吕越，2014；郭俊芳、武拉平，2013等）。为什么理论预测结论与中国现实不符？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第二，国别（或地区）结构是否实现了主要向发达经济体出口转向更多经济体均衡发展？中国政府已经多次调整了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客观效果十分明显，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的数据对比，无不显示出我国出口贸易实行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的巨大成就。只是目前中国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依然存在，极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本轮全球经济危机就是一典型例证（钱学锋、熊平，2010）。为什么出口市场的国别（或地区）结构多元化难以实现？也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探索。
第三，比较优势结构是否实现了由简单产品向复杂产品转变？Bernard等（2007）建立了一个中性技术进步的比较优势模型，认为贸易开放后，比较优势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比H－O模型预测得更强，而比较劣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比H－O模型更弱，两方面共同作用使一国出口难以实现要素密集度逆转。然而，技术进步不会是“无本之木”。无论是政策介入还是技术溢出，企业技术进步可能都是“有偏的”而非“中性”。Acemoglu （2003）认为企业采用偏向性技术进步，可能导致出口产品的要素密集度逆转，出现动态比较优势的情形。在此基础上，Costinot等（2010）构建了偏向性技术变迁的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但结论依然是一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存在强化特征，这既不完全符合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度产品的出口变化趋势，也不符合新近的实证检验结果（杨高举、黄先海，2014；洪世勤、刘厚俊，2013）。所以，同样需要对上述理论模型进行再拓展，以便分析和检验中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是存在路径依赖问题，还是存在可能的动态升级。
第四，贸易方式结构是否实现了加工贸易的优化升级？由于进口中间品能促进生产率提高，一些研究者将视角放在进口中间产品的贸易方式上，用于解释生产率越高企业，越是大量使用进口中间产品的事实（Feestra and Romalis, 2014）。然而，进口中间产品的企业生产率一定高于非进口中间产品的结论，也不完全适用我国实际。众多研究者通过测算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后，发现部分进口中间产品的加工贸易企业反而存在“生产率悖论”问题（范剑勇、冯猛；2013；李春顶，2010；包群等， 2014等）。因此，同样有必要对现有理论模型进行拓展，分析和解释中国对外贸易方式的结构转型与优化升级。
第五，贸易主体结构是否实现了内外资企业出口的平衡？国际化战略对企业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经济学家也分析了生产率异质性对企业出口的影响（Helpman et al., 2004; Antràs et al., 2006; Altomonte et al., 2014）。只是部分结论还不太符合实际，不仅是我国还存在大量以外资为主的加工贸易，而且现有研究似乎还证明中国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出口存在“生产率悖论”问题。现实经济运行情况与新—新贸易理论预期结论的不符，仍需要对既有分析框架进行拓展。
第六，贸易类型结构是否实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平衡？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服务业是生产率滞后的部门，服务业的发展会拖累整体经济增长（刘丹鹭，2012），而我国确实存在服务业长期逆差问题。如何促进服务贸易健康有序发展？也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修改。
第七，“一带一路”和高标准自贸区战略是否会影响我国外贸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国倡议发起的“一带一路”建设正逐步被其他国家（或地区）接受，“五通+七路”不仅能将沿线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创造出来的需求和日益扩大的供给能力耦合起来，还能进一步拉动沿线国家（或地区）原材料、能源、制成品和现代服务的需求，对促进世界经济、沿线国家（或地区）和中国外贸发展应该有利（项松林，2019）。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还与自贸区战略密切相关，即建设辐射“一带一路”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一带一路”和对外高标准自贸区战略又有何具体效应，也应该值得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