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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进出口贸易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也是体制机制改革的前沿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仅货物贸易就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扩大到2019年的4.58万亿美元，增长了约224倍，年均增长14.1%。
出口贸易的持续繁荣不仅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对国内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推动产业升级、增加财政收入、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然而，在外贸增长强劲和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背后是我国外贸环境的逐渐趋紧，贸易摩擦不断蔓延和升级。仅以美国为例，2016—2020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337”调查就高达577起，“双反”贸易救济调查也达到81起，明显高于2010—2015年的60起。
贸易摩擦的不断激化，使中国原有贸易增长方式难以持续，也难以实现出口增长的平稳发展。
后危机时期，中国出口增长抗外部冲击的脆弱性越发明显。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15.3%的出口增速，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十年来高达21.7%的增长速度而言，2012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整体进入“新常态”，外贸也进入“新常态”，连续多年出现外贸低于GDP增速的个位数增长情况，发展压力持续扩大，直到2017年中国外贸增长开始出现“转机”，出口贸易终于从连续多年“下降”趋势改为“上升”通道，成为恢复外贸企业信心的关键年份，但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又开始显现，持续至今。国家也接连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把“稳外贸”作为稳定当前国民经济六项重点工作之一，并延伸到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中，要求“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
中国出口增长波动的深层次原因或与外贸增长结构有关。按照传统产品、新产品对HS－6位码的微观出口产品进行分类，传统产品占中国总出口的98.92%，新产品仅占1.08%，中国出口增长主要以传统产品大量出口为主。按国别（或地区）分，我国出口的国别（或地区）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出口到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其中仅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高达19.90%，出口到前二十位国家或地区的比重超过81.34%。
按要素密集度分，我国出口增长从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逐渐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2003年以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超过50%, 2019年降到23.20%。按贸易方式分，中国出口增长从加工贸易为主逐步过渡到一般贸易为主，但加工贸易至少贡献了62%的平均贸易顺差。按贸易主体分，中国的出口增长曾主要以外资为主，直到近来外资与内资企业才基本实现平衡，但外资企业出口年均增速要比内资企业高出1.85%。按贸易类型分，中国外贸顺差以制成品为主，服务贸易总体呈逆差态势，2018年的服务逆差额高达2581.99亿美元，占货物贸易总顺差的73.57%。
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导致我国出口增长受制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易遭受外部冲击出现增长波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国家稳定出口的宏观政策调控难度。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外贸结构存在这些特征？这是本书力求从产品结构、国别（或地区）结构、要素密集度结构、企业结构、贸易方式结构、贸易类型结构等方面探求实现我国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现实意义外，关于这一论题在学术界的研究现状也是本书选择以新—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探寻中国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奠定物质基础的同时，更面临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集中上升，以及资源、能源、环境约束问题的日益突出，从而出口企业的传统低成本竞争优势正不断被销蚀。再加上外需减弱、国际经贸摩擦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主要发达国家“逆全球化”和“民粹现实主义”不断回归等外部条件的巨大变化，如何实现新常态下出口贸易可持续增长和对外贸易转型升级，正成为政策制定者、学术研究者、实体企业经营者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基于此，有研究指出：尽管中国正逐步跨入全球制造强国行列，但探索经济发展新动力、塑造对外贸易新优势，已经成为经济结构转型与外贸升级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邱斌等，2015）。
目前来看，以创新驱动突破长期以来中国出口增长的低成本路径依赖，在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孙玉琴、郭惠君，2018；王正新、朱洪涛， 2017）。也只有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我国才能继续保持外贸持续增长，促进外贸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鉴于此，人们预期：2020年及之后一段时间内，对外贸易平稳发展只有靠质量的“进”方能实现长期的“稳”。
就创新的来源，可以是制度创新，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也可以是管理方式和思路创新，让更多行业企业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有获得感的新红利；还可以是贸易方式创新，让更多企业“走出去”，促进国内产能与东道国优势资源要素密切结合，主动布局自身全球分工体系，实现融入全球价值链向主动布局全球创新链转变。当然，更可以是贸易模式创新，积极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采取有效措施推进边境贸易转型升级，以此带动中国特色商品的进出口。
不过，宏观体制机制创新或是“表象”，微观企业才应该是创新外贸发展方式的“实质”，是实现中国外贸稳定发展的前提，否则可能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以往以产业（行业）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不同，新—新贸易理论更强调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应该更符合发挥企业创新的稳出口要求，毕竟相对于竞争对手，本国企业如果从事研发新材料、开发新产品、构建新工艺、开拓新市场等创新行为，都可促进其占领更大海外市场，获取更多利润。
微观数据的实证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如Yang和Huang（2005）对中国台湾地区电子产业企业、Falk（2012）对奥地利企业的研究等。这些文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条件下，外国消费者更喜爱企业创新后的产品，研发能力更强的企业既可以获得更大国际市场份额，又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销售更多种类的创新产品，这为我国企稳外贸增长提供了较好的经验启示。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经过多年发展，原本“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逐渐演变为“相对丰裕”，多年来高等教育持续发展带来的人力资本储配较为完善，具备了由“低成本生产”向“低成本研发、低成本复杂制造”的潜在竞争新优势。只要政策得当，应该可以实现由低劳动成本制造的国际竞争“旧”优势向资本密集、技术领先的“新”优势华丽转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通过微观企业将这些潜在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尽管企业创新是形成技术领先优势并转化为新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应对低成本竞争手段日渐削弱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其影响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理论机制是什么？发挥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以稳定中国出口增长又有哪些障碍？该如何化解？新—新贸易理论兴起后，国内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李坤望等，2015；佟家栋等，2014；高凌云等，2014；毛其淋、盛斌，2013；杨汝岱、李艳，2013），比如安志等（2018）利用江苏苏州2017年企业调查问卷数据，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拐点”效应，本土企业自主品牌的建立，会显著地促进其出口参与。
应该说，上述文献对于正确理解企业异质性与实现出口贸易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再次说明积极应对传统低成本优势不断弱化和国际经贸复杂格局带来的新挑战，还是需要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以实现对外贸易的平稳发展。只是现有研究可能还存在一些改进之处，突出表现在：①直接套用新—新贸易理论解释中国出口是否适用的问题；②分析角度单一，缺乏全面论证这一理论与中国出口的关系；③分析方法较为粗放，仅简单使用微观数据验证理论的适用性；④结论不一致，有的认为理论适合于中国，而有的认为不适合；⑤更为重要的是，鲜有文献将新—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分析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问题。尽管简单的“拿来主义”可以解释一些外贸现象和问题，但研究结论是否可信应该值得“怀疑”。因此，在新—新贸易理论基础上，融入一些中国特有因素，分析我国外贸增长结构优化的方向和演进路径，以及提出实现外贸稳定增长的相关对策，应该值得我们去分析和解答，这也是本书选择以“新—新贸易理论拓展模型”为分析框架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