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分析结论是否会随行业、所有制和地区差异出现不同?这里使用相同估计方法对分行业、分所有制和分地区的子样本进行稳健性再检验。鉴于全部样本的面板模型估计结果与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不存在显著差异,分行业、分所有制和分地区的稳健性再检验仅列出了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其余可向我们索取。
表2—4和表2—5估计结果显示,与全部样本回归结果类似,即使区分行业、所有制和地区不同,以下影响企业出口的重要结论依然成立:①企业生产率水平 正向影响“新”“老”企业出口,且对“老”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②企业规模(ln size it-1 )正向作用在分行业、分所有制与分地区差异的再估计结果中没有发生改变,且规模异质性对“老”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高于“新”企业;③研发支出(ln RD it-1 )正向影响“新”“老”企业出口,且对前者的促进作用高于后者;④政府补贴(ln sub it-1 )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出口的结论同样成立,且对“老”出口企业的显著作用高于“新”出口企业。
但从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和相对大小上看,表2—4的估计结果还是存在一些差异,主要表现在:分行业估计中,企业规模(ln size it-1 )对资本密集型“新”企业出口不具有显著作用,对劳动密集型“老”企业出口也不具有显著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行业属性差异引起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所需资本、技术更大,潜在生产者进入市场所需固定生产成本相对较高,新进入市场企业在前期投资资金相对有限的条件下,企业规模相对已经进入市场的“老”企业来说,应该较小,由此带来规模异质性促进“新”企业出口的作用没有“老”企业明显。相反,劳动密集型行业所需资本、技术投资相对资本密集型行业要小很多,生产企业所需前期投资资金也不大,潜在生产者进入市场更为容易。为打破“老”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垄断”地位,扩大企业规模并获取规模经济优势,应该是这些进入市场的“新”企业所采取经营策略的重点方向之一,由此带来劳动密集型行业“新”企业规模越大,占据国际市场能力越强,实际出口量也随之增长。
分所有制不同后,表2—4的估计结果也有一些细微差异,主要表现在 促进外资企业出口的作用虽为正但不显著。生产率水平对外资企业出口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要求,可能与所选数据的样本期有关。1998—2013年正是我国大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期,扩大吸引外资力度由此带动中国出口贸易的繁荣是当时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向之一,而低成本竞争优势是当时争取外国资本来华投资的重要手段。受此影响,大量外资涌入中国,附加其中的资本、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等“要素组合包”给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让本无用武之地的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出口贸易的持续繁荣促进了中国经济从“站起来”向“富起来”腾飞。只是以低成本竞争为主要手段的吸引外资方式,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看重的是低劳动要素使用成本,在转移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体系中为保持自身国际市场份额,对企业实际生产效率的关注或许没有降低成本高,结果出现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外资“新”“老”企业出口的作用不显著。相信随着中国国内市场开放程度向纵深方向发展,即便低成本竞争优势不断减弱,外资也不会不考虑我国庞大内需消费市场规模,必然会在未来加大研发投资,提高新技术、新产品比重。而在表2—4中ln RD it-1 显著为正的系数,“恰好”说明新、老外资企业都在加大研发投资,以提高出口竞争力,这不仅对实现贸易稳定发展有利,也对当前国家大力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方式有益。
表2—4 分行业和所有制差异的“老”与“新”企业出口估计结果
与表2—3相比,分地区的估计结果(见表2—5)显示:企业规模(ln size it-1 )对东部地区“新”“老”企业出口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要求。其原因可能主要是“地理”临近引起的。新经济地理相关理论告诉我们:决定一个地区国际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是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在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既定前提下,运输成本对地区出口贸易的增长有重要影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因改革开放的次序、政策等原因率先崛起,沿海岸线分布带来的运输成本比中西部地区低,聚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生产企业,其进入国际市场所需成本更小,带来企业出口所需规模的条件限制比中西部弱,或许是ln size it-1 促进东部企业出口作用不显著的原因之一。
表2—5 分地区子样本“老”与“新”企业出口估计结果
表2—5 分地区子样本“老”与“新”企业出口估计结果续表
注:样本数据西部地区没有一直存在出口的企业,故没有老企业出口。
尽管分行业、分所有制和分地区的估计结果存在细微差异,但本章最关心的核心问题:结构转型变量 正向影响“老”企业出口、负向影响“新”企业出口是否发生改变?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在表2—4和表2—5中,除部分子样本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要求外,农业剩余劳动力正向影响“老”企业出口、负向影响“新”企业出口的结论在分行业、分所有制和分地区中依然成立,再次说明样本期内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部门转移,压低了制成品企业实际工资上涨幅度,给生产和出口传统产品的“老”企业提供了“无形”保护,有利于他们的出口扩张;“老”企业出口地位巩固后,潜在生产者进入市场研发、生产新产品的动力不足,新产品出口增速没有传统产品快;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样本期内中国出口增长存在以少数传统产品为主的固化特征。
因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难以度量每家企业出口产品是否相同,上述分析的逻辑前提是:一直出口的“老”企业,其出口产品不发生变化,即始终为传统产品;统计初始尚未出口而其后出口的“新”企业,其出口产品与始终存在出口的“老企业”不同,即其产品为“新”产品。客观来看,这种假定仍有不足,毕竟这里无法确定“老”企业和“新”企业出口的产品一定不同。所幸,CEPII BACI统计数据库给出了全球HS-6位码进出口产品详细数据,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数据库提供的产品信息来确定传统产品和新产品的属性,以检验理论模型推理结论是否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