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别（或地区）结构

一 中国出口贸易国别（或地区）结构发展趋势

以CEPII BACI数据库提供的中国对外贸易 HS－6位码产品数据为基础，按国别（或地区）结构进行统计后，表1—6的统计结果显示：

中国总出口前20的国家（或地区），所占比重从1995年接近90%下降到2017年的70.44%，降低了约20个百分点。

只是从占比相对大小来看，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国别（或地区）集中度依然较高，前20的贸易伙伴国家（或地区）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在2017年依然高达70.44%。

具体来看，1995—2017年中国出口增长的前五位贸易伙伴一直都是中国香港地区、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见图1—3）。尽管这五个贸易伙伴的前后排名略有变化，但它们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始终较高，2017年更是达到了45.78%。

平均出口更容易得出中国出口增长的国别（或地区）集中度相对较高。图1—3显示：1995—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平均占比最高，达到21.52%，其次是中国香港地区、日本、德国、韩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新加坡，合计占中国总出口的平均比重达到67.41%；如果再加上意大利、墨西哥、澳大利亚、其他亚洲地区、印度、俄罗斯、西班牙、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占比达到81.34%。也就是说，除去这二十个国家或地区外，中国与其余189个贸易伙伴的总出口只占18.66%，平均每个经济体不到个位数。

二 中国出口增长国别（或地区）结构的H-K指数分解与国际比较

新—新贸易理论兴起后，Hummels和Klenow（2005）同样提出了一种新的变型方法来测算出口国别（或地区）结构多样化，即通过一国（或地区）出口目标市场占世界贸易的份额进行加权。用 表示 t 时期 j 国（或地区）的所有目标集合， 表示 t 时期全世界所有经济体出口目标集合， x _ijt 表示 t 时期 j 国（或地区）向 i 国（或地区）出口的贸易额， x _iwt 表示 t 时期世界所有经济体向 i 国（或地区）出口的贸易额，则该国（或地区）总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的 H－K 指数可以表示为：

公式（1.7）中， 是 j 国（或地区）占其出口目标国的市场份额； 是 j 国（或地区）所有目标市场占全球贸易的份额。

使用公式（1.7）进行测算后，表1—6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国 IM 指数从1995年的4.45%增加到2017年的14.77%, 23年内增长了10.32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45%；同时， EM 指数从1995年的97.36%减小到2017年的90.50%, 23年内减少了6.86个百分点，年均降低0.30%。中国实际向目标市场出口的 IM 指数不断增长而 EM 指数年年下降，意味着在单纯国别或地区结构上，中国出口增长的目标市场集中度也依然较高。

中国出口增长的国别（或地区）集中度相对较高给外贸持续增长带来了一些压力。这里以全部209个贸易伙伴平均进口为横坐标，中国对其出口为纵坐标，简单的散点图和拟合曲线表明：1995—2017年，中国外贸国别（或地区）集中度高对出口增长总体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图1—4上左图）。按五年一个时期划分（因为样本终止年份为2017年，这里将2016年和2017年也划入2010—2015年内），出口国别（或地区）集中度高在1995—2000年和2010—2017年对我国出口增长的影响也大体为负。如果我们把这一时期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2013年之后的后危机时期进行划分，图1—4还表明：国际金融危机的2008—2012年，中国出口贸易国别（或地区）集中度高对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高于之前和之后的时期，且后危机时期出口贸易国别（或地区）集中度高与外贸增长也是负相关。这一趋势结论似乎暗示着：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或地区）为主要贸易对象的中国出口增长极易受到外部需求冲击的影响，一旦这些国家（或地区）发生经济危机，出口贸易国别（或地区）集中度过高极易因外部需求减弱出现大幅波动；相反，如果中国出口增长能实现更大范围的市场多元化，将有助于减少贸易增长对少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过分依赖。

国际比较也能够得到不少发展中国家或结构转型经济体，其出口增长的国别（或地区）结构同中国有类似现象。比如，使用公式（1.7），选择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国等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五国”，以及希腊、爱尔兰、比利时、匈牙利、罗马尼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等国家进行比较后，图1—5的结果显示：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增长的国别（或地区）结构中，多样化呈现上升趋势；中国、巴西、印度三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出口增长国别（或地区）结构集中度不断增加；相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希腊、爱尔兰、比利时、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应该大体完成，其出口增长的国别（或地区）结构“正从”集中度较高走向多元化；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些发展中国家尽管出口增长的国别（或地区）结构有所变动，但总体上集中度相对较高。如果将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同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或希腊、爱尔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相比，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就是：发展中经济体出口增长的国别（或地区）结构相对较为集中，出口市场多元化似乎都还未“根本”实现。

不仅如此，在出口贸易地理集中度上，选择中国等五个“金砖国家”和智利、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发展中经济体后，使用同样方法进行比较，图1—6显示：这些国家也大体类似于中国，它们出口增长同主要贸易伙伴的平均进口之间也呈现出反向变动关系，即出口贸易的国别（或地区）集中度过高对稳定贸易增长似乎不利。

借鉴项松林等（2014）的方法，使用老产品新市场、新产品老市场和新产品新市场作为衡量扩展边际的基础，而将老产品老市场界定为集约边际后，一国出口增长的产品、国别（或地区）结构可以表示为包含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二元分解。

具体来看，假定时期 t 国家（或地区） i 产品 k 出口到国家（或地区） j 的价值 v _tkj 为产品 k 的出口价格 p _tkj 乘以出口量 q _tkj ，即： v _tkj =p _tkj ×q _tkj 。分别使用 IE _t0 =1表示时期 t 继续出口时期0的老产品； ID _t0 =1表示时期 t 不出口时期0的消失产品； IN _t0 =1表示时期 t 出口而时期0不出口的新产品，则时期 t 相对于时期0的总出口变化率可以分解为：

根据Amiti和Freund（2007）的方法，上式右边的第一项为集约边际；第二项为消失产品价值变化率；第三项为扩展边际。

将基期0定在1995年，按照公式（1.8）对CEPII BACI数据库提供的中国出口到209个国家或地区 HS－6位码贸易数据进行结构分解后，表1—7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占比从1995年的100%下降到2017年的83.33%，下降了16.67个百分点；扩展边际占比从1996年的1.59%增加到2017年的18.75%，增长了17.16%，即集约边际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而扩展边际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别（或地区）结构正在优化。

只是这种优化的速度还较为“缓慢”，体现在：传统产品的老市场出口依然是我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2017年更是达到83.33%；新产品新市场、新产品老市场、传统产品新市场出口仍需要继续优化，因为扩展边际占我国出口增长的份额虽总体上升，但比重很小。

以中国全部209个贸易伙伴平均进口为横坐标，中国对其出口为纵坐标，图1—7的简单拟合直线基本呈现向下倾斜的负向关系，或许再次说明以少数传统产品向部分发达国家（或地区）大量出口的外贸增长方式，很容易受到外部需求减弱的冲击。

三 国别（地区）结构二元边际的国际再比较

全球范围内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效应到底如何？这里按照公式（1.8），以CEPII BACI数据库给出了联合国贸易统计署提供的全部HS－6位码数据为基础，实际测算了全球所有国家（或地区）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图1—8给出了部分经济体的情况 ，从中可以看出：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五国，以及萨尔瓦多、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国的贸易增长中，集约边际的贡献更大。

这种出口增长以集约边际为主的发展模式，是否也存在出口产品和国别（或地区）集中度高而易受外部需求冲击影响，从而不利于出口贸易的稳定发展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图1—9中，除俄罗斯、智利外，巴西、印度等国家也和中国类似，其出口产品结构和国别（或地区）集中度也负向影响其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速，即以少数传统产品向部分发达国家（或地区）大量出口的外贸增长方式，易受外部需求减弱的冲击而出现大幅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