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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杜威思想之深邃和体系之庞大非后来学人短时间能完全把握的。他既“仰望天空”——关注理论的源头如心理学、认识论等哲学基础层面的东西，又“俯视大地”——深入市井学校探究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前沿问题。在美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其伦理思想可以说是博采众家之长，又成一家之言。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就曾这样评价杜威：“美国思想几乎没有哪一个领域他没有作出过贡献，美国生活几乎没有哪一个方面他没有进行过阐释。” [2] 历史学家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认为杜威是“美国人民的向导、导师和良知”。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也认可杜威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新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更是对杜威推崇备至。杜威被视为“哲学家们的哲学家”和“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后的一个”，其思想被称为美国哲学和社会文化的里程碑。国内学者对杜威也有较高的评价。五四运动时期，杜威到中国讲学长达两年，蔡元培就曾尊称他为“孔夫子第二”。西方哲学史专家刘放桐认为杜威是当代西方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其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多领域的许多论著被西方学界视为经典之作。万俊人也称杜威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是实用主义家族中的亚里士多德。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是普特南、罗蒂等新实用主义思想家理论发展的源头活水，其民主共同体的思想也对20世纪80年代以麦金太尔、桑德尔、沃尔泽等为代表的社群主义思想家有所启发，更有其当代教育理论对近代中西方教育的广泛影响。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20世纪伦理学等诸领域的发展，杜威均有不菲的贡献，影响深远。
国内外学者对杜威的逻辑学、认识论、政治哲学、心理学、艺术与文化等方面有比较多的研究，尤其是教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仅国内就已出版杜威教育方面专著20本左右，论文300余篇。但是，国内学界专门针对杜威新个人主义思想的研究相对薄弱，尚无专著出版，仅有论文十余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数篇，无博士学位论文），此外，有些学者在对现代社会思潮的梳理中涉及新个人主义这方面内容，但大多未对其背后的社会根源和伦理思想进行深入发掘。
在杜威的整个伦理思想中，社会化的个人占据了中心的位置。当这种社会化的个体处于道德情境和社会情境中时，就形成了道德自我和个人，而个人又与组织和共同体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在社会变迁和道德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研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关系对于我们理解个人主义的发展和杜威的社会伦理思想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
杜威伦理思想的来源甚广，思想也有所变化，但是新个人主义作为杜威独创性的观点，在其整体伦理思想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新个人主义通过一种社会化的功能来解放人的个性，促进了对道德情感、道德品格、道德冲突、社会文化、共同体发展等诸方面的理解。从某种方面来说，新个人主义是对传统个人主义的创新和超越，体现了变革式的思维模式。所以，对新个人主义的研究可以说是对杜威社会伦理思想进行发掘的出发点和关键点。
杜威哲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受达尔文进化论、黑格尔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基于对传统哲学认识论“二分法”的批判继承，杜威发展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和方法论。其伦理思想受自然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互动关联，人的经验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认知、相互反映的关系，通过互动才能更好地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协调起来。此外，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逐步渗透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通过对当时最新自然科学的关注，杜威的道德哲学与方法论均“与时俱进”地沾染了浓厚的“科学气息”。伦理学被视为一种判断行为好坏、善恶的科学，哲学思维的步骤和道德探究的方法被分为类似科学研究方法的五个步骤：遇到问题——提出假定——寻找方法——推理证明——行为检验，这无疑开启了别具一格的哲学研究风格，也使得实用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哲学家的思想与其所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美国正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道”，社会的变革程度与人们思想的震荡远非我们现在能够想象。在此大背景下，杜威通过对人与社会的深入观察，发现既有的个人主义思想已不能满足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到来的需要，人们虽然进入托拉斯式的企业联合体和各种形式的社群组织，但仍很难摆脱原有的孤立状态，很难融入新的需要深入创新合作的社会中。杜威遂提出新个人主义的思想来代替旧个人主义，以期树立资本主义的“社会新风”。在新个人主义伦理思想中，善不是快乐和欲望的简单满足，而是需要经过反省思考才能达到的。面对产生的相关社会及伦理问题时，价值判断才会应运而生。在这一过程中，价值判断就是建立在目的观念满足基础上的一种理智探究过程，其判断标准就是判断所发生的后果。此外，新个人主义还提出了一个较为新颖的概念就是“道德自我”。道德自我是一种主体性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的结合，主要体现在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上。在一种有意识的价值判断形成后，往往会做出有价值意义的道德判断。通过道德动机与道德行动的结合，道德自我得以体现。自由与责任构成了道德自我整体性发展的必备要素。道德的研究始终离不开社会的研究，道德理论不仅是一种价值判断，更会以实践的形式融入道德行为。伦理学关乎人的行为分析，主要是给予研究个人行为的价值评价。我们不难看到，在杜威的理论中，善不仅仅是个人所应有的素质，也是社会应具备的品格，它兼具社会性和个人性。道德行为是性格的表现，它的成立兼顾行为的动机与结果，它内源于对冲动的有意识的调节，外显为对行动目的之追求。道德行为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重要途径，任何人的道德行为和习惯都不完全是天生的，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因此，教育和社会环境对道德行为的塑造非常重要。
新个人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的满足和追求，但同时也强调对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注。一个人只有在社会群体中才能真正体现自我、发展自我，因此，新个人主义体现了一种个性和现实努力相结合、相协调的个人发展思路，其所具有的社会性价值是最大的亮点。此外，新个人主义的人性论体现了一种综合性的平衡，它坚持自然人性论，反对决定论，坚持从人的本性冲动出发，经过习惯积累养成，进而受自身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影响。它没有趋向于何种极端，而是在寻求平衡中力图真实把握人的本性。它承认冲动与习惯等在个人道德行为形成上的作用，又强调道德品格和道德行为受社会风俗、社会环境的影响。新个人主义自由观的落脚点在社会利益和社会价值上，认为自由对于个体而言是对未来的一种掌控能力，这种自由发展能力是一种过程性的能力，指向个人成长和社会利益增加，具有一种“与时俱进”的性质。新个人主义思想强调自身权利的扩展或收缩，并不完全根据个人的偏好来发展，而是考虑他人的承受能力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增减。
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道德的目的就是促进个人生长，而个人的生长则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个人并不是一个“完成时”的概念，应该用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个体的成长，从一种社会有机体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视角来思考个人与社会互动变化的过程。那么，我们就要首先破解对一种终极目标的迷信，认可不存在至高无上的善，运用理性思维和反省思考的方式来重新考虑以往被固化了的道德及道德思考方式，进而为追求合理、自由的道德生活提供保障。由于新个人主义思想的冲击，原有忽略社会合作与他人感受的文化内容已经过时，社会呼唤一种共同体协作的文化，个人也从“原子”变为了集合式的“分子”，社会参与、社会合作的理性价值气息逐步弥散整个美国，文化氛围的转型在所难免。随着民主合作等社会迫切需求的加强，民主共同体的发展迫在眉睫。杜威认为，正确的公民结合——对公共善的一种关心，一种关于我们全都是共同体成员的信仰——将不仅仅促成更大的社会共同善的塑造，而且也将促成对个人自己灵魂的拯救。回归公民成员资格，回归对共同体的承诺，这不仅有益于整体社会，而且也有益于每个阶层的个体成员。因此，新个人主义以一种民主和道德的方式来促进民主共同体目标的达成，这成为当时美国社会建设的第一要务。此外，经济社会的变迁导致了宗教的外在功能和内在社会整合能力均有所减弱，杜威认为应通过重拾理性、重视宗教道德内核、加强共同体精神力量、注重对自然虔诚的培养等方面来重建宗教伦理生活。
新个人主义思想从关注社会利益、反对道德虚幻理想、营造合作与信任的社会氛围等角度体现了对旧个人主义的矫正和超越。同时，该思想提升了传统实用主义思想的层次，加强了对理智思维的重视，并以一种连续性和联系性的观点拓宽了实用主义思想的域度，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一。但是，杜威的新个人主义仍坚持个人利益至上，并不能摆脱单向度的思维模式和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理论本质，它与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其理论方法的调和性、理论根基的脆弱性、现实指导作用的局限性都使之无法逃离资产阶级道德观的阶级属性和终将走向衰落的时代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