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859年10月20日，杜威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柏林顿镇的一个杂货商家庭。杜威的家乡——新英格兰地区的佛蒙特州柏林顿镇有着悠久的宗教传统，同时，那里的人们习惯于自治，崇尚自由与民主。杜威幼年的时候是个害羞腼腆的孩子，他勤于家务和劳动，不喜欢上学，但酷爱读书与思考。平日一有闲暇，小杜威和哥哥便到坎普兰湖和格林山脉去探险，并在那里露营和垂钓。从小对自然的热爱和勇于探险的精神对锻炼其判断力和产生敬畏自然的思想有着强烈的影响。正如杜威女儿简·杜威在《杜威传》一书中所说：“在形成约翰·杜威思想理论的各种因素中，他童年时代的环境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1]
1875年杜威考入佛蒙特大学。在那里，杜威对有关赫胥黎的“生理学要素”的课程及当时影响较大的生物进化论等方面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相关资料中，杜威了解到生物界的有机统一性、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以及生命的延续性等理论，这与他少时接受的“自我与世界的分离、心灵与肉体的分离、自然与上帝的分离”（LW 5：135）的宗教背景大不相同，这种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体现了某种人类理智解放的可能性，以致晚年的杜威回忆起来这段经历时这样描述道：“那些（生物进化论）研究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统一体，它使得以往不健全的智力结构得以成型，同时还创建了一种万物生长的类型或模式……赫胥黎的研究不但展示了人类有机体的图景，而且引导我向往与这种图景有相同特征的世界和生命。”（LW 5：147-148）正是这些有机体、连续性、互动等概念直接影响了后来杜威对超自然主义和二元论思想的理解与抗争。大学期间杜威成绩优异，在哲学老师托里（H.A.P.Torrey）教授的启发指导下，他逐步树立了自己阅读和学习的方向，并在心中埋下了立志哲学研究的“火种”。大学毕业之后，杜威到了一个高中教书，但他仍然跟托里教授保持联系并开始转向哲学创作。1881年，杜威将撰写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论的形而上学假设》——投给了《思辨哲学杂志》的编辑、美国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哈里斯（William Harris），并附信要求哈里斯对其哲学天赋做出客观的鉴定。哈里斯回信给予杜威很高的评价，并将该文刊登于1882年6月的《思辨哲学杂志》上，自此杜威迈上了人生的哲学征程。
在哈里斯和托里的支持和鼓励下，杜威进入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并于两年后以“康德的心理学”为题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2] 在此期间，他聆听了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皮尔士的讲课，又深受来自密歇根大学、在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教授的乔治·莫里斯的影响，这使得他对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其中对综合与连续性的强调等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随后，在莫里斯教授的帮助下，杜威在密歇根大学哲学系任助教，开始讲授伦理学、哲学史、逻辑学和心理学等科目。1887年，杜威的《心理学》一书出版，为其赢得了学术界的重视，并于次年又出版了《莱布尼茨的〈人类理解新论〉》。1888年，杜威应邀到明尼苏达大学任心理学与道德哲学教授，第二年即返回密歇根大学担任哲学系主任。在密歇根大学工作的第二个时期，“杜威的思想坚决地脱离了黑格尔主义，这一转变源自杜威对威廉·詹姆斯出版于1890年的《心理学原理》这部经典著作的研读” [3] 。
自1894年受聘为芝加哥大学哲学系首席哲学教授，杜威开始了意义重大的独立创作的十年，在这期间他的思想逐步转向了实用主义，并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在芝加哥大学，杜威领导了在美国颇具影响力的“芝加哥实用主义学派”，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塔夫斯（James H.Tufts）、米德（George H.Mead）等，1903年他们共同出版了题为“逻辑理论研究”的论文集。在芝加哥大学工作期间，杜威把一部分注意力转向了教育学领域，他积极参与创办了一所初等学校——“实验学校”，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杜威学校”。在那里，杜威将哲学、心理学与教育学进行融合，开展自然科学科目的教学实验，将其实用主义哲学思想贯彻于教育实践，同时，他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教育方针，如“从干中学”，“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并撰写了《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等知名教育著作，自此奠定了杜威作为现代著名教育家的地位。
由于与芝加哥大学管理层在“实验学校”存废的问题上有争议，杜威于1904年离开芝加哥大学，转投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与心理学系。1919年年初，杜威访问了日本，并于五四运动前夜来到中国，开始了为期两年多的中国讲学历程。在中国期间，他在中国弟子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的陪同和帮助下，到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长沙和太原等地做了一系列学术演讲，实用主义思潮在中国风靡一时。杜威对中国之行评价颇高，正如他女儿在《杜威传》中所述：“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正在为使它自己适应新的形势而斗争。杜威从美国到中国，环境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致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 [4] 除日本和中国外，杜威一行还访问了土耳其、墨西哥、苏联等国，并对这些国家的教育、社会、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的25年宝贵的时光中，杜威开展了广泛的哲学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知名的论文和著作，产生较大影响的有《我们如何思维》（1911）、《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人性与行为》（1922）、《经验与自然》（1925）、《确定性的寻求》（1929）等。同时，他还积极参与政治和教育领域的社会活动，先后兼任美国哲学协会主席、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创始人和首任主席等职，并将其哲学理论推及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学、宗教学等诸多领域，此时正值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影响力达到顶峰，通过杜威的讲学和努力，实用主义成为20世纪上半叶具有国际性意义的重大哲学思潮。
由于年龄原因，杜威于1930年退休，但他并没有退出哲学舞台。1931—1939年，杜威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并出任全美教师协会名誉主席、美国哲学学会名誉主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78岁高龄的杜威出任国际调查莫斯科审判托洛斯基案件委员会主席，到墨西哥城主持关于莫斯科当局审判托洛斯基的听证会。1940年，著名哲学家罗素在纽约城市大学执教时受到社会保守宗教势力的抗议与攻击，虽然罗素与杜威哲学观点相左，但杜威还是积极地参与了文化自由委员会为罗素的辩护，并强调应将发生的问题放在公开的论坛上进行讨论。1952年6月1日，杜威因肺炎在纽约去世，享年93岁。由于学识广博、著作等身、影响深远，杜威被视为美国哲学和社会文化的里程碑。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影响逐步深入，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美国社会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逐步向成熟期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上和学术界各种思潮激烈碰撞，特别是一批美国本土学者在积极学习欧洲各种哲学传统，并努力“创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哲学和社会学思想的尝试。杜威早年的学术生涯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度过的，其思想变化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杜威思想发展脉络的研究如果忽视了下面两份材料的话，那将是非常不完整的，这两份材料就是杜威自传体文章《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和女儿简·杜威撰写的《杜威传》。综合这两份材料及杜威其他经典著作，我们可以对其思想变化及理论特点做出较为清晰的理解和判断。
第一，对杜威有较大影响的当数达尔文的进化论。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正式出版，这一年杜威刚好出生。《物种起源》的出版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无异于巨石从高空坠入平静的湖面，其声轰轰、波澜荡漾。在这部名作中，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认为物种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这对社会各界的思想，特别是宗教界的“神创论”产生了空前的冲击。进化论思想很快从欧洲传到了北美，杜威回忆在佛蒙特大学的时光曾提道：
在大学的前几年里，有一门能激发起我兴趣的课程，回想起来，它可能被称为“哲学”课程。那是生理学方面的一门相当短的课程，并不进行实验工作。赫胥黎编著的一本书是它的教材。要精确地讲出这么多年前我在学业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困难的，但我有一种印象，即从这门课程中学习到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观念。这种统一体观念给从前开始的一些学术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形式，并产生了表现某种事物观点的形态或模式。任何领域的物质都应该符合这种形态或模式。至少，它使得我下意识地期望一个世界和一种生活。在学习赫胥黎的理论之后，我了解到，我所期望的这种生活将具有赫胥黎所描述的人类有机体生活的同样特点。总之，从这种学习中，我得到了很大的刺激，比我从以前的任何学习中所得到的刺激都多。虽然没有什么原因促使我继续学习那门特别的学科，但从这个时候起，我被唤起了对哲学的特有兴趣。 [5]
通过后来杜威著作中自然主义伦理思想的流露，我们不难看出，虽然“那时，哲学教师与牧师差不多就是一个人，大多数学院所制定的宗教或神学的要求支配了它们的哲学教学” [6] ，但达尔文主义对杜威哲学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发了他对有机体研究的关注，以致有学者称杜威是进化论的第一位哲学家，认为他通过达尔文主义发展出了一种包含自然化的价值论在内的自然主义目的论。 [7]
第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在杜威思想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进入大学之后，特别是在霍普金斯大学学习期间，杜威结识了乔治·莫里斯教授。莫里斯教授通过黑格尔来研究康德，并在一定程度上将亚里士多德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结合在一起，进而研究德国理念主义本质的“实证”真理。与莫里斯的学习交流，增进了杜威对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理解。在其自传性文章《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中，当谈及莫里斯对自己的影响时，杜威不无感慨地回忆道：“对一位易受影响的和不了解适合于他心灵的某个思想体系的年轻学生来说，他不可能不深深地受到莫里斯先生那热情和博学的献身精神的影响，或者说至少使他自己在观点上发生一种暂时的变化。” [8]
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杜威思想中“黑格尔主义”的唯一来源，此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主观”原因使其产生这种理论的倾向。出身于移民家庭的杜威，早年的成长过程中受到过宗教教育，参加过柏灵顿怀特街的公理会，但这种宗教信仰并没有充分满足他感情上的需要，正如莫里斯所说，“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出发，杜威在青年时期得到了感情和智力的融合；他曾依靠童年时代的宗教经验去追求这种融合，但没有成功” [9] 。也就是说杜威通过吸纳黑格尔思想中的融合精神，满足了一种思想统一性的要求。谈到这方面的原因，杜威认为：
这种（统一性的）要求无疑是情绪上的一种强烈渴望，但又仅仅是一种理智化的教材能够适应的渴望。要恢复早期的那种情绪是更加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想，在我身上所产生的分裂和分离的观念，作为新英格兰文化传统的一种结果，是通过自我与世界的隔离、灵魂与肉体的隔离、自然界与上帝的隔离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它带来了一种痛苦的压抑，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精神上存在着一种创伤。我那早期的哲学学习曾是一种智力训练的课程。可是，黑格尔关于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神与人的综合，并不是纯粹的智力公式，而是作为一种巨大的释放——一种解放而起作用的。黑格尔关于人类文化、社会制度和艺术的论述，同样也包括关于消除一些牢固的分隔墙的论述，对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10]
此外，在谈到黑格尔思想对自身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帮助时，杜威强调：
在个人精神生活的形成中，每个人都依赖于黑格尔所说的一种“客观精神”，即文化制度思想。这种思想也带有孔德、孔多塞和培根的影响。在社会制度中曾出现的一种绝对精神，即形而上学思想已退了出去，而通过文化环境对个人的观念、信仰和学术态度的形成起作用的思想，则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继续存在着。在形成我关于现成智力的心理学和哲学两方面具有共同设想的信念中，它是一种因素。这种现成智力作为一个没有经验主义支持的客体，是与物质世界相对的。在形成我关于最合理的心理学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信念中，它是一种因素。这种心理学不同于对行为的生物学描述。就更加专门的哲学问题而言，在我早期的辩证法信念被怀疑论取代之后，黑格尔学派所强调的连续性和交互作用的思想，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对我继续产生影响。一直到我在芝加哥的最初几年里，在与黑格尔《逻辑学》的专题讨论会的联系中，我试图用“重新调整”和“重新改造”的术语来解释黑格尔的思想范畴。最后，当我完全从黑格尔学派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时，我逐渐认识到，这实际上意味着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阐述黑格尔的这些原理。 [11]
之后，杜威还不无感慨地承认，“我从来没有想忽视，更不要说去否定，与黑格尔的结识在自己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痕迹” [12] 。即便与黑格尔主义分道扬镳之后，杜威仍然认为，“在他的思想内容中，常常有一种使人惊奇的深度；在他的许多分析中，除去机械的和辩证的装饰之外，还有着一种非凡的敏锐性。如果我可能成为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信徒的话，我将仍然相信，在黑格尔那里比在其他任何一个有体系的哲学家那里，有着更加多的财富和更加多样化的见识” [13] 。可以想见，黑格尔对杜威的影响作用有多么深远。 [14]
第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及心理学思想帮助杜威实现了理论的转向，并逐步开始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1889年，当再次回到密歇根大学工作时，杜威被安排讲授伦理学课程。在对伦理学进行系统研究的过程中，杜威编写了《批判的伦理学理论纲要》和《伦理学研究（教学提纲）》两本小册子，其中的某些观点，如“就人们行为的结果而论，智慧是自然冲动的‘媒介’” [15] ，已经体现了工具性实用主义的萌芽，这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有着一定的区别。当然，伦理学的研究需要心理学作为基础。在这一时期，杜威仔细研读了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开始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并彻底与黑格尔主义分道扬镳。
在詹姆斯看来，传统哲学二元论的观点是无法接受的，但是他没有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中寻求答案，而是转向进化生物学中的功能主义来解释连续性问题，进而创建了一种源于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更加客观的心理学理论。特别是关于有机体等概念的思想，许多哲学家只是从结构上来谈这个问题，也就是静止地来谈论这个问题，而詹姆斯则从生活中的生物的观点出发，来考虑生活。“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得到一种富有成效的思维概念和活动，从而得到更佳的逻辑理论——其规定了思维和逻辑彼此要做的事情。而且，在人的心理现状中，哲学与一些重要的实际经验问题的联系，是通过心理学的方法和结论不断地相互作用而得到促进的。” [16] 综观杜威19世纪90年代前期的著作，无不受到詹姆斯思想的影响，虽然当时对詹姆斯某些不成熟理论的理解和运用，杜威也有不很清楚的地方，以致当时学者对杜威哲学有一些曲解，“但不管怎样，这种（詹姆斯的）思想通过它的方法而越来越进入了我的全部思想之中，并成为改变旧的信念的一种酵素” [17] 。关于詹姆斯对自己的影响，杜威曾写道：“就我能发现的来说，詹姆斯的影响是进入我思想中的一种能详细论述的哲学因素，也就是一种赋予我思想新的方向和特征的哲学因素。” [18] 正是这种“哲学因素”的影响，杜威逐步扩展了认识的范围，走出了黑格尔的思想，在更大的学术空间展开了伦理学和心理学的思考研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哲学和伦理学体系。
通过对杜威思想形成过程中三种主要的思想来源进行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杜威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处于变化过程之中，随着所处的环境、接触到的人物和理论特色的不同，它或急或缓地在寻找着符合自己个性色彩的哲学形态。所以，阅读杜威作品时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其思想的变化，但是当读者想对其思想做出判断或给出定位时却又会陷入深深的思索“沼泽”，如有人称他为经验自然主义，有人认为杜威是道德工具主义，还有人称杜威是实用主义大师等，杜威思想就像一个“万花筒”，从不同角度、不同相位出发，能够得出不同的图画。甚至，就连杜威自己也坦言：“我似乎是不稳定的和经常变化的，并相继屈服于许多各种各样的甚至是不一致的影响。我为吸收来自每一种影响的思想而斗争，但也努力采用了一种方式促使它向前发展。从逻辑上来说，这种方式与从它的前辈那里得来的思想是相一致的。总的来说，影响我思想的一些理论来自人和环境超过了来自书本——我希望，这是我已从哲学著作中学到的东西，而不是我还没有从它们那里学到的很多东西。” [19] 在这种理论不具有明显连续性的外表下，杜威还是努力将自己学术思想发展中的特点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特点是经验主义哲学观。杜威认为自己在某些时候“陷入了当代的和传统的二元论，即在一方面称为‘科学’的某种东西与另一方面称为‘道德’的某种东西之间的逻辑观点和方法之中”。并且，“一种逻辑的形成，即一种有效的调查方法，也就是我们在理论上所需要的解决方法和对我们最大的实际需求的补充。它使连续性不会有断裂口，以应用于由科学和道德这两方面词汇所指明的领域” [20] 。可以看到，在极力摆脱传统哲学及心物二元论的束缚时，杜威将目光投向了经验及经验的连续性。他认为哲学的根基不是纯粹的物质或精神，而在于人与自然、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过程，即人的行为活动过程。因此，杜威提出哲学立足于人的经验活动，通过经验的统一性来摆脱传统哲学的二元论困境。此外，他还提出了实验主义的方法论。
第二个特点是受詹姆斯思想的影响。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特别是心理学方面的理论对杜威的思想从黑格尔主义向实用主义、经验自然主义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生物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如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心理学及其研究方法也有较快的发展。詹姆斯通过对生活范畴和物质（机械）范畴之间的差别的深刻理解，提出了许多具有特色的观点如多元性、创新、个性等，这些均表现出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特征相关的特点。类似的诸多方面对杜威思想形成都有启发意义。
第三个特点是重视教育，尤其注重青少年教育中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杜威认为哲学家本人常常是教师，所以这种对教育的兴趣与其在心理学、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中的兴趣相融合，更有利于使他们所拥有的思想发挥重要的教育意义。他认为：“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想到，哲学研究可能集中在作为人类最高利益的教育上；而且，其他的一些问题（宇宙的、道德的和逻辑的问题）在教育中也达到了顶点。” [21]
第四个特点是涉猎范围广泛，重视各学科之间的联系，特别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沟通。杜威注重交往和参与的重要性，强调哲学的社会作用，预言哲学中可能出现一种“综合运动”。他认为，“我们的大部分哲学研究需要重新进行；而且，一种完整的综合最终将导致一种与现代科学相一致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与教育、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实际需要相联系的。一个人应该进行一次广泛的调查，在超脱直觉偏见之中去了解今天具有独创性的科学与一些社会学科发展的联系程度。这些社会学科，包括了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和文学、社会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等” [22] 。此外，杜威更是身体力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并赴多国考察，终由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教育学家、社会活动家。
基于杜威的学术成果、学界地位和社会影响，自20世纪以来，人们对杜威及其学术成果进行了众多评论，大多数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历史学家亨利·康马杰曾这样评价：“杜威如此忠实于自己的哲学信念，因而他成了美国人民的领路人、导师和良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整一代人都是因杜威而得以启蒙的。” [23] 1949年，美国《新共和》杂志在杜威90岁生日前夕刊文：“现代美国教育家中还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约翰·杜威的影响。” [24] 在杜威去世时，他的学生兼密友悉尼·胡克（Sidney Hook）这样描述杜威：“他身后没有留下纪念碑，没有留下王国，也没有留下物质财富或金钱。然而他的遗产却是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因为他的存在，数百万美国儿童的生活才更加丰富、更加幸福。而对每一个成年人来说，他则提供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合理的生活信仰。……美国思想中几乎没有哪一个领域他没有作出过贡献，美国生活几乎没有哪一个方面他没有进行过阐释。” [25] 尽管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学家罗素与杜威在理论观点上有较大出入，但他在《西方哲学史》（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1955）中对杜威进行了高度的赞誉：“一般公认，杜威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这个评价我完全同意。他不仅在哲学家中间，而且对研究教育学的人都有深远的影响。” [26] 另一位英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Whitehead）认为：“约翰·杜威是典型的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思想家。” [27] 美国教育学家克伯屈（William H.Kilpatrick）更认为：“在教育哲学史上，依我看来，他是世界上还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人物。” [28] 美国教育家鲍尔斯（S.Bowles）和金蒂斯（H.Gintis）在《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一书中指出：“约翰·杜威无疑是美国眼光最为敏锐的教育哲学家。” [29] 1990年，杜威被美国著名的《生活》杂志评为20世纪100个最重要的美国人之一。在阵阵的喝彩声之外，我们也能听到一些其他声音，如社会批评家保罗·克鲁瑟（Paul K.Kruse）曾指出：“杜威的哲学……试图摧毁所有的哲学。杜威使美国丧失了前途，并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在国内外的领导潜能。” [30] 但诚如美国教育史学家布里克曼（W.W.Brickman）教授所言：“杜威被公认为当代努力争取更好的教育的主要代表人物。人们可以根本不接受杜威的意见，甚至可以在一些重要的观点上与他根本对立，但是，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杜威的见解是值得注意和有意义的……这就是他作为一位教育家在世界上的声望——在世界上几乎很少有教育家能享有如此高的声望。” [31]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20世纪上半叶，杜威的思想在美国学术界和社会界占据了重要地位，但随着他的逝世以及分析哲学的兴起，杜威的哲学思想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受欢迎。美国学者洛克菲勒（S.C.Rockefeller）在《约翰·杜威的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文主义》一书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在20世纪前几十年里，杜威正处于他的生涯的顶峰……然而到50年代，对他的著作早期的广泛的兴趣却在衰退。但是，一种对杜威的更广泛的学术理解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80年代里，人们重新意识到经典的美国哲学传统的价值，包括对杜威的学术成就的肯定。” [32] 也就是到了80年代以后，在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带动和影响下，实用主义思想恢复了新的生机，杜威的思想又重新被学界重视。著名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和普特南（Hilary W.Putnam）均把杜威看作哲学英雄，并认为杜威改变了哲学的形象，使得哲学真正有益于人类和社会。 [33] 伦理学家詹姆斯·古因洛克（James Gouinlock）指出：“纵观哲学的历史，杜威的成就是辉煌的，是本世纪道德哲学领域无人可以匹敌的。” [34] 罗伯特·塔里斯（Robert B.Talisse）甚至称杜威是最伟大的美国哲学家，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他指出：“虽然我们今天通常将学院化的思考——尤其是哲学家的思考——看作对现实世界的袖手旁观，但杜威的一生表明，对这一普遍的、经常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看法来说，至少有一个反例存在。杜威的一生不是在书斋中独思的一生，而是不断探索、不断行动的一生。” [35] 毫无疑问，杜威的学术与人生体现了美国人的精神和理想，这使得他的形象连同他的精神一起深入美国人民的心灵和生活，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美国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