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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马克思作为从经济理论出发的社会革命家，他的政治哲学理论都建立在他的经济理论基础之上。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马克思在经济理论方面却构建了众多的双重理论范式。如狭义生产论与广义生产论，公有制论与社会所有制论，政治革命论与经济成长论，等等。这些都可以区分为为无产阶级解放服务的狭义理论构建和为全人类解放服务的广义理论构建。并且，广义理论范式不能逻辑地归并在狭义范式之中，相反地，狭义范式倒是广义范式的特例。它们各有各的理论逻辑，各有各的理论体系。这是对这一问题的首次系统研究。由此可以看出，不是两个马克思，而是同一个马克思的适应不同情况的双重一体的理论构建。
[新词] 经济领域的双重理论范式，狭义理论范式，广义理论范式，狭义生产论与广义生产论，公有制论与社会所有制论，政治革命论与经济成长论
马克思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杰出思想家。除了经济学之外，他还涉及当时诸多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从人类学高度考虑人类世界的问题的广义人类学。其思想宏大而深刻。宏大，主要体现在他为追求整个人类世界的真理和正义而思考，为追求人类解放而斗争，这方面他从初出茅庐就开始了；深刻，主要体现在他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无产阶级的非人境遇及其与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对抗，提出了现实的革命斗争策略。从马克思晚年依然关注人类学问题并做了大量的笔记摘录看，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一直是他心目中的重大问题。这样，他就不可能不产生一些有时侧重于这个方面、有时又侧重于那个方面的双重互补的理论思考。如果能较全面地研究马克思的文本，我们就会发现一些适应于不同理论意图的理论构建。在传统上，人们也发现过马克思理论中有不一致之处，但是通常，一是以所谓成熟马克思拒斥不成熟的青年马克思的方式，把一些重要论述排除在经典之外；二是以一元性的理论逻辑坚持固有思想，从而曲解和排斥马克思的另一些论述；三是对马克思更广泛的思想理论，根本不去问津也不愿意或不敢去问津。这就把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大门关闭起来了。出于意识形态的暂时需要，人们只是以有目的、有一定倾向的“思想选集”的方式，代替了不含成见的对马克思“思想全集”的了解。
事实上，人们都知道：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解放与全人类解放两大解放理论。但是，这一事实性的差别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马克思理论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互根互张理论范式。正视和正确认识这两种理论范式，是全面和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关键，也是结合当代世界历史发展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它体现在各个方面，是从经济、政治到哲学的一系列的双重理论构建。本章我们先讨论马克思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双重理论构建。
生产，是马克思理解社会历史问题的起点。在这个似乎最没有争议的地方，细加分析，就会发现有明显的双重理论范式。
首先是物质生产论，即通常所说的人们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理论，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这形成了他的狭义生产理论。马克思在物质生产的意义上定义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概念，以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经典理论，这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之一。
但是，马克思不仅研究了社会经济性的物质生产，他还把人作为生产的存在物，全面研究了人类生产与动物的不同：人既按照“物的尺度”进行生产，又以“内在的尺度”即人的尺度进行生产，所以，人以美的规律塑造世界。这是从人类学高度来理解人类学生产。他指出了人类生产的四大人类学特质：其一，从人的生产能力上看，人能进行全面的生产，“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其二，从人的生产的超自我性上看，人可以摆脱直接的肉体需要即超越自身而进行生产：“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它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其三，从人的生产的超物种性上看，人能够以任何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其四，人以内在的尺度即以人性的尺度来衡量、支配生产和塑造产品：“人则懂得处处都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
这样，人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便是一个具有人性特征的因而是美学的、对人的生存发展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类学世界。这是马克思在人类学基础之上所建立的一个远远超过物质生产论的人类学生产论。它不再只是为了满足切近的物质需要，而同时也是满足精神需要、社会需要、整个人类生存发展需要乃至自然界需要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它属于人类学哲学的生产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它还包括人的生产（生育）、精神生产、制度的生产等。
表面看来，物质生产论不过是全面生产理论的一部分，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谈不上是两套。但是，联系这些理论的功能看，就不会那么简单。我们知道，物质生产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石，也是无产阶级解放理论的基石，是为阶级斗争理论服务的，所以它只讲物质生产和物质劳动，而不讲精神生产和精神劳动。而人类学意义的生产，则是从人与动物不同的人类学立场提出来的，并以全人类人类学特征和生存发展为背景的生产理论，这可以概括为人类学生产论或广义生产论。
马克思的广义生产论还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过去，人们只知道物质生产理论，我国开始强调计划生育之后，人们认识到马克思有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两种生产理论。此后，人们逐步认识到精神生产的重要，又提出了马克思的三种生产论。其实，马克思在提出上述三种生产的同时，还提出了以下生产。其一是需要本身的生产：“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这就是说，“需要”是历史本身的生产产物，而需要也生产历史。“需要”的生产是生产历史的生产。其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谈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再生产它本身。这，其实也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共通性特征，任何社会制度都力图把它本身再生产出来，以得到持续的存在。这可以看作是社会制度本身的生产，是人类的任何类群、任何共同体的存在形式本身的生产。其三，马克思还谈到“交往形式的生产”“生活的生产”“社会生活的生产”与“生活的社会生产”等。这些都是在人类作为人类的意义上而自己生产自己的“生产”，即除了物质生产之外，还包括生命的、精神的、制度的、生活的、需要本身的、交往形式的、生活方式的生产等。这显然是与物质生产论不同的另一套生产理论，是基于人类性的全面生产理论，正如俞吾金所指出的，这是马克思的广义生产理论
，他是从“一切人类生存”
的立场提出这些生产理论的。它们并不能（也没有）直接纳入无产阶级解放理论之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重述唯物史观的理论时，就只是在第一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阐述的。而全面生产理论，显然是为另一套更广泛的理论服务的，它是生命事物、社会事物和精神事物自身过程的再生产，是马克思从人类学高度“考察人类活动”
的直接产物。事实上，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和由生命组成的社会，都不能不通过生产来实现它的持续存在。马克思正是从“人类生存”“人类活动”“社会化的人类”这一人类学高度和人类性立场，来建构他的广义生产理论的，这是与人类解放相关的理论。
与两种生产论相适应，马克思也把握住了两种生产力：他在研究了体力劳动生产力之后，还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并且把人的社会协作、社会组织、共同体也视为伟大的生产力。如果说，在“物质生产论”那里，生产力主要与人的体力劳动和工具能力即体力、物力相联系的话，那么，“科学技术生产力”，精神生产力，则无疑把生产力上升到了以知识为基础的智力、创造力的范畴上来了。因为，任何科学技术都不是物质生产活动的直接产物，都不能不是智力和创造力参与作用之后的产物。比如作为中国古代四大技术发明的活字印刷，人人都在印刷，日复一日重复，但只有毕昇不满现状，开启智力，并经过反复实验，发明了活字印刷，传到西方开启了世界文明传播的时代。体力与智力、生产力与创造力，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这些不能不是互根互张性的观念。每对概念的后者显然是比前者更深入、更重要、更符合现代性特征的概念。至于“制度本身”的生产、“需要本身”的生产，则与社会的复杂机制相关。两论相较，可以称前者即物质生产论和物质生产力为狭义生产理论，这是为无产阶级解放服务的生产理论；后者即全面生产论与科技生产力[包括精神生产力、管理（协作、组织）生产力、创造力、智力]为广义生产理论，这是为人类解放服务的生产理论。而人类学生产论则是哲学生产论，它也可以归在广义生产论一边。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暂时用狭义与广义两词，区别两种生产理论范式。
同样，“劳动”这一范畴上也是这样，狭义的劳动就是指具体的物质生产体力劳动，而广义的“劳动”，则是指使人的劳动生成论的人类学意义的劳动。“实践”理论也是这样。
与生产理论相适应，在经济理论方面，马克思也有不少双重理论图式。其中作为哲学理论提出的“异化劳动论”和作为经济理论提出的“剩余价值论”特别值得注意。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以及“人的异化”理论，主要产生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个从人类活动、从劳动必然要外化、客观对象化自己的产品出发的哲学性概念。剩余价值论产生于《资本论》，它是从经济学出发的科学概念，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与私有制相关。这两个概念所代表的理论，在马克思那里都有极重要的地位。一是哲学词语，一是经济学词语，但所指对象则大体相同。不过，二者则有很重要的区别：前者以一切私有制中的劳动为对象，并且产生私有制；后者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对象，并且产生资本。前者在外延上比后者广泛得多。前者作为哲学思考，需要区别两个层次：一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劳动活动中必然要外化到客观存在物上，从而可被他人、被社会占有。这种劳动的外化具有人类学意义的一般性，是普遍的、必然的，是人类劳动的一般特征。劳动者可以养活还不会劳动的后代以及其他人，就建立在这一层之上。二是在这个基础上，私有制使外化的劳动成果主要归生产资料所有者所有，从而导致劳动发生异化。即劳动者自己创造的东西反过来成了与自己相异在、相对立并统治自己的力量。在这里，劳动的外化与劳动的异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外化是人的社会关系、人的个体与群体关系不能不出现的一种事实：因为人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性的类群存在物，他的以个体为单元的劳动不能不同时具有社会性、类群性，个人占有的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归他人和群体占有，这部分就不能不成为他的生命力的“他在”、共在，这是人类社会赖以确立的前提。他的“他在”——在公有制条件下，这是一种共在，即人们共同生存的价值物；但是，一旦被私有制利用、占有或转化为私有制，就成为异化，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下的一种基本事实，即劳动者自己的创造物成了反对自己的力量。这是马克思批判劳动异化的基本原因。但是，异化像私有制一样，是人类劳动在其历史发展中必然要发生的一个环节，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东西。
劳动异化的极端表现是劳动者的人类学本性丧失，人成为非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也强调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普遍异化。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异化”——人在某种不合理关系中总是走向自己努力的反面。这种情况统治着人，这就产生了马克思的人的解放思想。因为人的异化的克服过程也就是人的解放过程，全人类解放也就是这种异化的克服过程。所以“异化劳动”既是个阶级性概念，又有人类学意义，因为它建立在人的人类学劳动（外化）的基础上。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异化劳动”和建立在异化劳动之上的“剩余价值理论”，虽然具有一致性，其核心理念也大体相适应，但“剩余价值理论”是描述资本主义生产特性的特殊经济学概念，是个狭义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图式。它强调剩余价值不能由资本独占，它是为无产阶级解放服务的。马克思也并没有把它推广到哲学中以及全人类解放中去。而“异化劳动”则是个哲学性的理论图式，是指人的异化的一种严重形式，是剩余价值理论图式的根据，因而是广义的哲学范畴。它所包含的人的异化理论则是为人类解放服务的；两个范畴的广义与狭义是自明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异化劳动只要是私有制统治下的劳动都存在，而剩余价值则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才是一种典型的存在。前者广泛而后者相对有所专指。
所以异化劳动理论是个广义的哲学性的理论图式，而剩余价值理论则是个狭义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图式。前一图式强调异化的消解，它是为人类解放服务的；后一范式强调剩余价值不能由资本独占，它是为无产阶级解放服务的。其广义与狭义是自明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文献中，明确以“公有制”否定“资产阶级私有制”，这是与上述狭义的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直接相联系的。但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还提出了“社会所有制”，在《资本论》中继续强调了这一概念，并指出这是在社会共同控制财富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又肯定了新出现的“股份制”，认为股份制资本“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
。可以认为，这种股份制，至少应当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这种新的生产形式应当理解为个人可以支配产权的股份制即共有制，这是通向“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即“社会所有制”的形式，它是一种“与私有资本相对立”的“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也就是说，它是由一定的人们“直接联合起来”在“共同控制财富”的基础上重建的“个人所有制”。这显然与《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立刻实行的因而也是暂时性的“公有制”有所不同：在既有的公有制（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形态下，个人对于财产的占有只是名义上的，不可控制产权的，因而是空空洞洞的；而在共有制（股份制）中，个人对于股份的占有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自由控制的，个人有直接产权。因此，一个股份公司就是一些人共同占有财富的共有制。这就是说，马克思肯定了一种既与“资本家私有制”有别、又与“公有制”有别的“社会的所有制”，即“它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做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的共有制，这是一种“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个人对他参与的资本有直接控制权。个人能不能直接控制一定份额的资产，即在共同占有一定财富的基础上个人有没有可控产权，是公有制与共有制的本质区别。马克思所强调的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就是要“在社会共同控制财富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
，即让“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这应当理解为共有制即社会所有制。马克思没有给出这种共有制的具体方案，但股份制不能不是由经济自身的逻辑所发展起来的共有制的一种典型形式，这显然是与经济成长论有逻辑联系的所有制模式。当然，对此还需要深入的研究。但是，前者（公有制）作为无产革命的产物属于狭义理论范畴，而后者（社会所有制）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而自我否定的结果，是经济成长的逻辑产物，属于广义理论构建，则是可以肯定的。
马克思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方面提出的这三类双重理论范式，为他的狭义理论与广义理论分别奠定了经济理论基础。
此外，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动胀破”与“自动扬弃”，不能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双重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有市场论（《共产党宣言》）与无市场论（《哥达纲领批判》），也不能不是双重理论构建。
马克思明确地构建了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社会历史发展变革理论。《资本论》第1卷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的矛盾，随着生产发展而日益尖锐化，于是，社会分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社会化大生产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走向破裂，并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而建立社会主义。这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以及它的阶级体现——阶级斗争的必然性所决定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基于经济学逻辑的政治革命论，可以看出，它是经济学逻辑的必然结果。而在《资本论》第三卷和《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三大变化：银行制度的出现，促使资本社会化；股份公司的出现，突破了资本的私人占有性，并且导致了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同资本完全无关”的“管理劳动”的出现，导致新的职业（管理阶层）、办公室人员即新的白领阶层的出现等。这些既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的否定性成长的概括，又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发展：它预示了新的中产阶级在以后的出现。马克思在这里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成长对自身的不合理性特别是资本私有性的三大扬弃，这种从个人私有到一定的社会共有，可以称之为经济成长论。它既与经济学逻辑有关，又是建立的人类世界的人类学的成长发展之上，即资本家走向联合生产，即资本共有和利润分享共有，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人类学逻辑使然。
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之后（1867年），迟迟不愿出版第2、3卷，而是在观察当时的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其意图可能在于把资本主义的具有世界进步历史意义的东西概括进来，但却终至于未能如愿，而由恩格斯根据遗稿整理出版。很显然，第一范式是直接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它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直线性的逻辑结果，这被认为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而后者则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具有普遍价值导向的、带有新时代特征的东西，例如对股份制，马克思就看到了它扬弃私人资本的一面：“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
，即股份制成了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这也就是说，它是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的扬弃，是社会经济活动向新的有利于人们从私人资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生产方式的成长。这显然与前一范式有质的不同，属于向人类解放方向发展的经济成长论。如果说，第一种范式的逻辑必然性在于以暴力打倒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话，那么，第二种范式的逻辑必然则表明了资本私有制有可能成长为《资本论》中所说的“社会所有制”。股份制和共有制显然是一种社会所有制，这显然是一种经济成长理论，是走在人类解放这一大方向上的。因而，前者体现为狭义理论而后者则走向了广义理论构建。
这里我们看到如下两种逻辑：人的劳动论→狭义生产论→私有制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公有制论，这是传统的狭义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批判方面的基本理论构建和基本理论逻辑，即经济学逻辑，它是以阶级性为根基的无产阶级解放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人的本质力量论→广义生产论→异化劳动论→社会所有制论，则展现了一种更广泛的、自身发展的以人类性为根基的人类解放的理论逻辑，是一种人类学逻辑在起作用。可以说，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人类走出劳动异化、走出社会异化的环节，是走向自由解放的环节。但二者所揭示的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逻辑依据也不相同，这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而不应当像过去那样，或者看不到二者的区别，或者突出前一方面而遮盖后一方面，使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成为空寂的楼台。
重要的是，上述广、狭二义的理论范式，它们各有各的理论逻辑，各有各的理论体系。二者的基本关系，是广义理论范式不能逻辑地归并在狭义范式之中，相反地，狭义理论范式倒是广义范式在一定社会历史和理论设定情况下的特例。如导论中所说，这种双重理论构建，是互根互张的理论关系，二者共同张开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空间，马克思的经济学真理，就存在于这个理论空间里，而不是单纯存在于狭义理论或广义理论里。而这种在经济领域的双重理论构建，为社会政治领域的双重理论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