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展现在这里的，是新发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套全新理论。所谓广义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类学马克思主义。这套理论不是我们加给马克思的，而是在全面掌握马克思理论后从其自身中发现出来的。但发现出这套理论之后我们才明白，它既有以往探索的历史踪迹，也有现实社会的理论需要。概括来说，近几十年来有三种理论研究以及学术发展方向与本书相关。

其一，是对马克思理论中有关“人本理论”的关怀。最早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拓者卢卡奇，提出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接着是在20世纪30年代，组织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西方出版的郎资胡特和迈耶尔，认为通过《手稿》发现了一个人性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并以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从而形成了“两个马克思”对立论。随后是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认为马克思青年时代关于人的思想和人本主义贯穿于马克思的一生，实际否定了两个马克思论。在中国，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之后，兴起了“人学”和“类哲学”的研究。前者声势浩大，形成了独立的学术发展潮流，后者虽然显现出一种人类学责任，却未能充分发展起来。最近，对马克思理论中的人的因素以及人学、人类学研究也比较兴旺。但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是一种现象性的研究，没有从必然性上指出马克思理论中人的因素的本质和根基何在以及其整体面貌。

其二，是近来关于马克思理论中的双重逻辑的研究。诸如，王南湜教授的《马克思哲学中两种逻辑的张力及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仰海峰教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许恒兵的《马克思主义的双重逻辑解析》和《马克思论未来理想社会的双重逻辑》，王云霞的《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双重逻辑》，王贵贤的《〈巴黎手稿〉中劳动概念的双重逻辑》，以及硕博论文：刘桂香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双重逻辑》，胡寅寅的《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双重逻辑》，等等。这些近期的论文表明，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基本的学术方向。但是，这些研究所针对的，大都是就马克思的某种具体理论来研究它的双重理论和双重逻辑的，例如仰海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人类学意义的一般生产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时期的资本逻辑”等。这些研究自然难以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的理论构建。最近王南湜教授根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逻辑和科学逻辑（本书称之为人类学逻辑与经济学逻辑）的双重存在，强调指出在经济学话语中研究马克思人本逻辑在当代的重要性。这一层我们在导论中再加讨论。这里要加以强调的是，指出了马克思理论中双重逻辑的存在，是一种重要的发现。但是，其根源何在？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些双重逻辑现象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本书的探索可以从必然性、整体性上回答这一问题。

此外，关于马克思理论中的许多“悖论”问题，如“正义悖论”“道德悖论”等，也和这些问题相关。

其三，为什么我们要在这时提出广义马克思主义即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特征？这和整个世界的人类学发展以及世界哲学在20世纪末出现了人类学转向有关。前者我们已在其他著作中做了讨论，这里不赘。就世界哲学的人类学转向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它和世界历史本身的人类学转向有关。俄国学者韦里亚斯金娜在《哲学上的人类学转折》中指出：第19届世界哲学大会（1996年在俄国召开）表明：“今天在哲学中，人类学转折作为一个明显的事实被肯定下来。首先，人类学转折意味着，人的问题已占据首位，它要求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科学和文化取得了那么多伟大的成就，而人至今还成为问题。” 而自第19届大会至去年在中国召开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几乎每次大会都和人的问题有关甚至以人为主题。第24届大会以“学以成人”为主题，不仅仅是紧扣中国人本哲学思想的问题，它更是向世界提出了在今天和未来世界，人如何成为人的问题，人如何配称为人的问题。而这也就是人的人类学发展问题。这些情况表明，世界历史的人类学发展已经浸透在各种思想理论之中。当代的人类世界及其人类学问题，成了当代哲学和各种思想理论集中关注的对象。这不仅体现在“人类学”这种科学在这些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也体现在西方哲学对人的问题的普遍关怀。用中国学者的话说，当代世界的哲学主要都是从不同角度出现的“人类学范式”的哲学，并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当自觉地向人类学范式发展。王南湜教授直接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就是一种人类学范式的哲学。因此，向人类学范式的转变，并不是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而是回归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本的真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原本形态而言是一种人类学范式的哲学，但这一点长期以来被人们遗忘了” 。

这就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需不需要以及能不能向人类学转向的问题。如果说不能，那就会落在世界哲学对人类问题的集中关怀这一大趋势的后边，在关于当代世界的问题方面无话可说，即不能不“失语、失声、失踪”。如果说“能”而且必要，那就有个如何从我们传统的“非人”理解中转向对人类问题的关注问题，转向之后是怎样一种理论形态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深层依据是，马克思原有的理论中有没有人类学问题及其理论逻辑的存在？本书的探索从根基上回答了这一问题。

本书的研究，原本并不是为了回答上述三大问题的，也不是从上述问题出发的。而且，笔者也从未就上述种种理论进行过思考。这里所提出的广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从对马克思的理论发现和其理论逻辑出发而得出的结论，即它是在发现马克思的双重历史使命和双重理论论域之后（见导论），进行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但它却意外地与上述三大问题相关，并且从理论根基上回答了这三大问题。由于这三大问题大家都不陌生，而本书的讨论对于理论界来说则比较陌生，因而，我们不妨从这些理论现象出发，来理解本书的理论脉络，这或者是找到了一种方便的开始，因而称之为前言。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稿在2010年之前已经基本草就。其“导论”的基本思想在2010年就已发表。在它的前期理论已纷纷问世之后，方有机会在今天、在人们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推出，它因而不能没有它的年代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