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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越发密切，特别是教育文化领域，相互理解、交流与合作成为必然，出国留学热潮扩散至全球各地。出国留学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才全球流动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主要群体之一的国际学生，其数量连年递增，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流动人口和文化传播载体。由于出国留学必然是要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所以大部分留学生会首选去发达国家留学。然而，过去近二十年来，尤其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来华留学生规模迅猛增长，中国迅速成为位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一的留学目的地国，逐渐跻身为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国。 [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现代化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来华留学生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且与国际密切接轨。由于中华文化魅力的吸引，以及中国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地方政府奖学金的完善与普及，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青少年选择来华留学 [2] ，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来华留学生较为集中的地区。中国教育部《2018年度我国来华留学生情况统计》显示， 2018年全年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共计49.21万人 [3] ，这些来自196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就读于我国1004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遍布于国内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说来源国范围与接收地范围均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佳水平。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政府各类奖学金对来华留学生依然具有强大吸引力，奖学金对周边国家发挥着显著的拉动作用。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在我国的青海、宁夏、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和江西等边境省份以及中部地区呈现出明显扩大的特征，北京、上海、浙江位列吸引来华留学生人数省份前三位。
早在2016年7月，教育部就颁布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这一教育领域的重要文件，它是《新时期对外开放意见》的配套文件，也是《国家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落实方案，为“一带一路”建设在教育领域的切实推进提供了指导与支撑。该文件明确表示，要坚持“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并重、公费留学和自费留学并重、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并重、依法管理和完善服务并重、人才培养和发挥作用并重”，要实现留学人员管理服务体系全链条的完善，要为平安留学、健康留学、成功留学提供有力保障；提出每年资助1万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或研修；为有效实施“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特别设立了“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以此助力沿线各国的人才培养，并专项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和优秀技能人才。 [4] 近二十年来，来华留学生的生源国已逐渐形成稳定的覆盖范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来华留学发力点。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 [5]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待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外国学生来华留学潮”在未来可能还能继续保持，甚至出现爆发式增长。
从我国来华留学生的生源国别分布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留学生生源国别分布不太均衡，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是我国来华留学生的主要来源国或地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留学生数量在不断攀升，已成为我国外籍学生的主力军。在2018年来华留学的外籍学生中，来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外国留学生始终居于首位，占比高达59.95%，而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人数则又首屈一指，位列前15名，这些留学生的生源国主要有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等。 [6]
图1-1 来华留学生洲际分布图
资料来源：《2018年度我国来华留学生情况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大量东南亚学生选择来华留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邻近，交通方便，文化背景、风俗习惯、气候饮食相近，具有地缘、人文、族缘等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中国政府，特别是与东南亚毗邻的省份出台了鼓励性政策和专项经费支持。如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份为了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将吸引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学生到本地区的高等学校学习纳入本地区整体发展规划，有些省份甚至设立了专项奖学金、助学金，以及制订了各种形式的资助计划。吸引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学生来华留学，可以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相互了解，是中国对东南亚文化外交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东盟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主要途径之一。
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的发展，一方面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取得了重要成果，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来华留学生教育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其中，来华留学生的教育管理以及来华留学生面临的巨大文化差异与跨文化适应问题是较为突出的。众所周知，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是文化发展的巨大动力，然而，文化的交流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不同文化之间常常由于存在的差异性而引起文化冲突。 [7] “全球化潮流冲击下的人类社会，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碰面机会大增，但结果也带来了彼此之间互动所产生的曲解、误解或难以理解。” [8] 跨文化传播的大量理论和研究表明，母文化（Home Culture，留学生自身原有的文化）和东道国文化（Host Culture，旅居者进入的文化）对跨文化适应有着很大的影响。 [9] 不同国家的文化上必然存在差异，随着国家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种差异就会不断凸显出来，如缺乏足够的包容、理解、信任和平等心态，接触越多，误解、抵触、冲突甚至对立就会越剧烈。可以想象，国际学生离开熟悉的文化环境，进入全新和陌生的社会文化氛围，将会感受到非常明显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而且这种差异和冲突所涉及的范围也会相当广泛，最为突出的是：不一样的教育方式与学习方式的不适应，饮食、气候、语言环境改变的不适应，语言障碍和生活习惯差异的不适应，思念家乡和亲人以及由此带来的孤独、落寞情绪甚至是缺乏安全感等，这些都会增加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难度，进而影响留学生的日常学习与社会交往活动。如能妥善引导留学生正确认识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帮助他们顺利度过“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阶段，他们就能很好地完成跨文化适应，就会对所在的国家给予正面的评价，会与学校、老师和中国同学形成良性互动，有助于招收留学生的高等院校创设良好的教学氛围，进而促进东道国与留学生母国的教育文化交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周边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怀有疑虑与恐惧，担心强大的中国会损害其利益，导致“中国威胁论”不时出现在东南亚国家各主流媒体与报刊上，这些舆论的误导难免会使得东南亚国家民众对华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敌意。如何冷静地面对东南亚国家民众的疑虑和恐惧，妥善地化解敌意及应对无端的扭曲和抨击，让东南亚国家民众心目中的中国从“令人疑虑的国家”变为“可以靠近交往的对象”，成功树立中国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的新形象，是当前我国在东南亚地区开展公共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
而中国如何才能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树立自身真实的形象？由于国家形象是由“自我形象”和“他我形象”相互建构形成的。因此，除了采取积极友善的对外经济和外交政策，还需要主动向东南亚地区展示自我的“优质形象”，通过切实的步骤让“他者”（东南亚国家民众）看到中国的和平意图，特别要注重培育“他我形象”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只有这样构建而成的中国形象才不失偏颇，易让东南亚国家民众接收与传播。让“特定他者形成的镜像”来有效构建、阐释或评价中国的真实形象有很多传播途径，报纸、电视、网络等一些官方途径是常见的传播媒介，民间传播途径因其传播的可靠性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 [10]
国际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能够提升一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该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增进一国同其他国家间的友谊，实现其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所达不到的目标。因此，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能够代表一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甚至能够衡量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在华庞大的东南亚国家留学生群体具有东南亚普通民众及在华留学生的双重身份，他们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师生接触、社会互动以及语言学习等活动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能真正地接触与认识中国的本土文化。这一群体的特殊身份恰好能成为一个良好的民间考察对象，既能成为我国公共外交的重要受众对象，也能成为我国公共外交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是我国开展对东南亚地区公共外交可培育与借重的独特资源。这一群体“他者镜像”的传播将在对外交流中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宣传我国成就，解读我国政策，展示我国形象方面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海外华人社会之外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
留学生的教育与管理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的一门显学，而“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素来是来华留学生研究中最为重要、最为敏感且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国内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国内对此研究始于从教育国际化、来华留学生教学、留学生管理、留学生语言教学、留学生培养、留学生招生、留学生课程体系建设、留学生留学动机等角度去探寻来华留学生教育与管理的历史演变与现实观察，这类研究散见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教育管理、语言教学与研究、比较教育、现代传播等研究主题的各类著作与论文中，研究领域包括语言、文化、宗教、哲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影视文学与国际关系等，相关研究越来越显示出各学科交叉、多元视角的趋势，且在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也在不断拓展。但对来华留学生的文化差异、跨文化适应、社会文化适应等关注和研究还不够，相关的著述不多，深度、广度不够，系统性不强。而且由于研究对象来源地域的局限性，相关研究主要以东亚、中亚、欧美、非洲等地域为主，对东南亚的来华留学生这一群体关注不多。概言之，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差异研究、跨文化研究、来华留学研究三个方面。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过去数十年，世界各国坚定追求合作共赢，殷切期盼和平发展，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诸多益处。在此背景下，日益增加的国际合作需求必然带来跨文化交际广度的延伸、深度的拓展以及频度的增长，同时，越来越广泛、深入且频繁的合作过程中必然也会有越来越多文化差异显现，一些由其导致的国际合作障碍也随之引起关注。为了实现更好的合作共赢，文化差异相关问题逐渐受到重视，随着现实需求的增长，在近年愈加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
1.文化差异的重要表征
文化差异是跨文化研究的起点，通过对其研究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达到共存共生乃至共荣。学界对文化差异的相关研究，从研究立场来看，多遵循人类学在文化差异问题研究中的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相对论两种立场，其中又以文化相对论立场的研究为多，通过将不同文化进行共时横向比较，发现差异，探索平等融合的机制。而从研究议题上看，侧重于关注东西方宗教、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研究；从研究领域上看，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法律、教育等领域都对文化差异进行了相关研究，而近年来有关于中外经济合作、国际教育以及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深受学界广泛关注。综观学界对文化差异的研究，学者们研究的目的归于发现、比较和认识文化差异，最终指向发展文化认同。
整体而言，学界将文化差异划分为东西方文化差异，并进一步具化为不同文化间的民族差异、宗教差异、种族差异和语言差异。东西方文化差异有以下三方面重要表征：一是价值理念差异，即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二是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观念差异；三是学习文化差异，即输入为主与输出为主的差异。
2.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三大文化差异表征的基础上，学界又根据不同的社会领域对这一议题深入研究，将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从不同维度进行了分类和阐释。
从政治维度上看，学者们多关注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问题及其对民族认同和社会和谐的影响，相关研究涉及民族认同、政党文化、国家意识、国家政策等方面的文化差异。例如，学者王建娥探讨了文化差异与民族认同的问题，在其研究《族际政治民主化：多民族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中通过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文化比较，深入探讨当代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政治民主化问题，提出了对族际政治中文化差异问题的见解。她认为，“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的目标和出发点应该是求同存异，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创造一种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制度空间”，国家的政治是应该给予文化差异和价值冲突一定的制度空间用于互动；少数民族的族裔文化认同和个人体现的民族性不应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被冲击和破坏，在不侵害他族生存和利益的前提下，发展该民族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延续其文化和自我特性，“在保持传统的族裔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政治认同”，在于其他民族的互动交流中互惠互利，促进国家这个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和谐与发展。 [11]
从经济维度来看，学界对文化差异相关的探讨主要涉及经济发展、消费观念、跨国贸易、企业文化等方面。例如，学者李楠和林友宏关注文化差异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在《族群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基于基因和姓氏的实证研究》中，通过对省际族群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经济数据分析和考察，发现“两省之间的族群文化差异越大，人均GDP的差异也随之增大”，并指出，族群文化差异对“以市场化指数衡量的制度差异”存在较大的影响作用，对省际贸易表现出阻碍作用。 [12] 学者雷小苗关注到了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经营中的跨文化管理问题，她在《正视文化差异 发展文化认同——跨国公司经营中的跨文化管理研究》中结合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从国家、企业、个体三个维度立体地分析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建设性地提出了跨文化成功管理的六个阶段：正视文化差异、避免文化冲突、培养文化敏感性、促进文化融合、推动文化创新、发展文化认同。关于发展文化认同她做了进一步探讨，提出三个策略，即利用文化互补的母国化策略、缩短文化距离的属国化策略以及融合多元文化的全球化策略。 [13] 该研究结论不仅适用于经济管理领域，还能为涉及文化差异的诸多领域提供应对思路，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从教育维度来看，学界关于文化差异的研究主要涉足教学管理、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例如，学者杨晓宏和党建宁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本土化策略研究——基于中美教育文化差异比较的视角》的研究中，在教学研究领域，他们从文化差异视角探讨中美两国教育的差异，开展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本土化研究，他们对中美教育文化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描写，并对二者间的差异进行了深入的横向对比，指出中美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个体与群体本位、求久与求变、唯上与平等、中庸与多元的观念差异，而这些文化差异在教育层面产生作用，从而导致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学模式的差异，进而促使教学方式的差异，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他们剖析了翻转课堂的内在特质和实现因素，通过比较研究中美两国在文化层面所存在和体现的差异，从意识观念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对国内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建构路径展开了思考，兼顾宏观微观双重视角，从观念、政策制度、操作实践三个层面探索本土化翻转课堂的具体实施模式，构建了有层次、有条理的翻转课堂本土化策略框架体系。 [14] 据此可见，文化差异研究在教学中具有将先进教学方法本土化、促进本土教学教育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从艺术维度来看，学界对文化差异的观照主要体现在文学作品、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等诸多艺术形式当中。例如，学者徐梦蝶的《文化差异与中英文学作品语言的艺术应用》，周星、曹岩的《审美信仰与理论思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思考》，薛其龙的《指向“他者”的创作：人类学绘画批评与实践方法反思》等研究从艺术维度下的各项细分领域对文化差异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15] 文化差异普遍存在于各个需要文化接触、交流互动的社会领域中，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切入，都能照见文化差异在该领域中的独特表征，然而，关于文化差异的成因，学界的观点则大致趋向一致。
3.文化差异的成因
关于文化差异的成因，学界普遍认为主要来源于文化起源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差异。文化起源方面的差异，是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思想观念等多维度的不同综合因素所致。而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的差异决定生产方式的不同，进而促成了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的不同，从而衍生了文化差异。 [16] 意识形态层面，东方文化尊崇“伦理”，正如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倾向于借助舆论和社会制约来规制社会成员的行为，偏向集体主义，重视评价，看重面子；与之相反，西方则看重“法理”，利益与面子之间更倾向于前者，偏向个人主义，社会评价和舆论对个人的规制作用不如东方强。 [17] 意识形态层面的差异又进一步作用于属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使文化差异体现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4.文化差异的影响
关于文化差异的影响，学者们大多认为在不同文化的接触和互动中，文化差异的存在易产生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一般表现为提升文化间的交流难度和互信建立的难度，文化之间的差异越大，信息对称性越低，它所造成的难度越大，若无法妥善处理，甚至可能爆发文化间的冲突和跨文化交际的失败。但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文化差异的积极影响。例如，学者艾德勒（Adler）提出了文化协同增效（cultural synergy efficience），它指在由多种文化组成的组织中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艾德勒认为，文化差异的存在为多元文化构成的组织中的文化协调增效提供了条件，强调不要一味地忽视或缩小文化差异，而应将文化差异构建和发展成组织运作的有利因素。在此基础上，艾德勒提出了在文化差异环境中多元文化合作达成平衡的文化支配、文化顺应、文化妥协、文化回避、文化协同增效五种处理策略。 [18]
而在有关于留学生的研究领域，文化差异相关理论的应用价值则更为突出。大量研究证实，文化差异研究与留学生管理制度的科学性、管理方法的合理性以及实施过程的有效性息息相关，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将在后文特别展开阐述。
学者们从多元学科、多重层面、多种视角和多样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跨文化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可划分为跨文化心理、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传播等领域，具体而言，既往研究又进一步聚焦诸多跨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如跨文化适应问题，“文化休克”现象、成因及应对策略等研究。结合本书探讨的问题，笔者将在此着重阐述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及该研究领域下的重要议题研究现状。
1.跨文化心理学研究
文化群体之间的行为模式差异，常常是由其思维方式和心理机能的差异而产生的。因此，跨文化心理学就不同群体的文化现象以及群体间的文化差异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研究范式，对跨文化研究的发展具有导向性作用。
1980年，跨文化研究领域有两部重要著作正式出版，分别是《跨文化心理学手册》与《跨文化人类发展手册》，这标志着跨文化心理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得以建立。之后，马塞拉主编的《跨文化心理学》、塞格尔的《跨文化心理学》相继出版，跨文化心理学在此之后成为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此基础上，跨文化心理学在西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国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国内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代表著作有王宏印教授的《跨文化心理学导论》、万明钢教授的《文化视野中的人类行为——跨文化心理学导论》以及郑雪教授的《跨文化智力心理学研究》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人口流动距离、时间、规模大幅增加，不同族群间的跨文化交际增多，与之相应，跨文化心理学在我国学界亦越来越被广泛关注。
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多致力于探讨不同群体间的文化和心理差异、这些差异缘何存在以及如何化解差异所导致的负面问题，国内外学界已有大量实证研究，从心理层面对文化差异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剖析。著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约翰·贝里（John W.Berry）在其心理学研究著作《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与应用（第3版）》中，将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议题归纳总结为三个统领性议题：一是文化应被视为一种外部环境还是个体内在环境；二是相对主义—普同主义维度；三是跨文化差异在何种程度上可用宽泛的整合性概念或维度来有意义地概括。同时，这位学者指出，相比于其他的心理学研究领域，跨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议题更为突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主位与客位视角，研究方法的选择和研究视角的切入，都十分值得考量，在此基础上，这位学者又进一步警示，在跨文化心理研究的数据阐释过程中，必须注意可能面临的三大威胁，即“缺乏等效性”“过度概括”以及“未充分重视文化层面与个体层面的差别”。 [19] 这一反思和警示为跨文化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启示。
从更为具化的研究领域来看，近年来，关于跨文化心理的研究已然不再满足于文化和心理层面的探究，转而进一步涉及生理层面。有学者表明，学界现已有研究尝试从人体机能的角度探讨跨文化心理学相关问题。 [20] 近年来，国外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依然注重理论建设和研究方法的完善，为具体跨文化案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愈加成熟的研究范式。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黑泽尔·马库斯（Hazel Markus）在2019年7月由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第11届国际跨文化研究学会上针对其提出的独立/互依自我能动性理论（Independent/Interdependent Agency）做了进一步补充。她认为，该理论能为东方和西方、男性和女性、中产和工薪阶层、城市和乡村等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研究提供较为清晰的分析路径，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然而，在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维度下，学界应该拓宽视野，在固有的思考路径下，更应注重将研究对象中的每一个体视为多元文化共存的矛盾体，以客观的视角切入，从个体、互动、机构、思维四个层面对独立和互依两种不同的自我能动性进行价值衡量，警惕并规避基于西方话语体系而致使对独立自我过于强调、对互依自我却存有偏见的非理性立场。 [21] 这一洞见对未来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相较国外，国内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则更凸显其现实导向和问题导向特征，更关注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衍生的现实问题，相对更侧重于针对特定群体或者区域进行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以期为中国社会的和谐和发展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例如，在我国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的地理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和心理差异，近年来，随着城乡融合的稳步推进，其间的交流与碰撞更为频繁，学者张海钟、姜永志在《当代中国跨文化心理学的新领域——中国城乡区域阶层文化心理跨文化研究》中，试图从文化进化的角度切入探求一条城乡融合的路径，并指出，中国城乡区域阶层跨文化心理研究作为跨文化心理学的新领域在学界发展起来。 [22] 除了国内群体之间的跨文化心理研究以外，中外之间的跨文化心理研究也依然受到重视，并且随着中外合作关系进入多个新发展领域，这类研究的重要性尤为显著。例如，学者王琼在其研究《跨文化心理学在跨境电商沟通中的应用——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中，关注到了跨文化心理学在跨境电商沟通中的应用，通过对不同文化背景下消费心理特征与行为特点进行分析解读，为畅通有效的跨境电商沟通提供参考，从而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跨境电商领域的深度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23] 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同群体间、跨区域、跨文化交流合作将更加趋向常态化、多元化与深层化，跨文化心理学在诸如城乡融合、跨境电商和更多的现实应用场景中越来越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一言以蔽之，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在当下及未来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或将更为深远，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潜力不言自明。
2.跨文化适应研究
跨文化适应是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国际跨文化研究学会（IAIR）前主席、挪威卑尔根大学教授戴维·山姆（David Sam）将跨文化适应研究的发展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是模型建构阶段，该阶段以约翰·贝里（John W.Berry）的二维理论为代表；二是测量和研究方法完善阶段；三是跨文化适应因果机制探究阶段。经历了这一发展过程，学界对跨文化适应问题建构了相对成熟的基础理论，并探索出了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后续针对具体问题或特定群体的大量跨文化适应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相对于理论，跨文化适应更像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需要研究者具备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语言学甚至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和素养。这一视角，可以为多种学科提供分析样本和观察客体的模式或模型。在跨文化适应研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文化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该理论的提出者约翰·贝里（John W.Berry）1992年发表了《跨文化心理学》（ Cross - cultural Psy chology :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他结合个体跨文化适应和族群间的跨文化关系研究，提出了跨文化适应的四种策略——世界文化同质化、相互改变、相互排斥和主流支配；新西兰心理学者科林·沃德（Colleen Ward）提出了“文化适应过程模型”（Model of the Acculturation）指出了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德国心理学者迪特尔·丹沃特（Dieter Danckwortt）的“对陌生文化的适应理论”，提出了“U”型假说，解构了跨文化适应的不同阶段及其特征。上述跨文化适应研究理论和模型对我国发展留学生教育事业及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人口流动和文化流动规模大幅加大，在不同文化的频繁交往中，文化交流与碰撞时刻发生，文化间的差异也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学界对跨文化适应问题的关注度也逐渐提升，大量有关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随之涌现。近年来，学界关于跨文化适应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向，其中，新西兰惠灵顿大学科林·沃德（Colleen Ward）教授团队提出了规范多元文化主义（Normative Multiculturalism, NMC）构念（Construct）理念，该构念由接触多样性、多元文化意识形态和多元文化政策与实践三个维度组合而成，指向于“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他所处的社会有多种文化群体共存、多大程度笃信文化多样性有价值并益于社会、多大程度上支持并维护各个文化群体保有自身文化和公平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该构念“对社会整体的连通性具有积极影响，并与个人幸福感息息相关，是理解与整合跨文化适应因果机制的重要理论构建。” [24] 此外，跨文化适应中的身份认同问题也是一个深受关注的新的研究取向，学界将跨文化适应理论与身份认同理论有机结合，深化了研究者对跨文化适应因果机制的认知，促进了该领域研究范式的创新和发展。上述的学者科林·沃德的研究团队综合多个西方国家研究成果，指出“移民的身份认同与协商是影响其跨文化适应的重要因素”，基于多种社会身份认同而产生的归属感对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具有决定性作用。国际跨文化研究学会（IAIR）会长、日本庆应大学亚当·克米萨洛夫（Adam Komisarof）教授团队则侧重于民族国际认同与跨文化适应和归属感之间关系的研究，探讨了东道国国民对国家身份的定义以及移民在东道国的归属感和接收度等因素对跨文化适应的影响。而国内跨文化适应研究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交叉视角为多，并侧重于关注海外中国留学生和来华留学生两个群体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关于海外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谢琼、戚一娇在《基于文化维度理论的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研究——以留学德国半年以上的77名中国学生为例》的研究中，以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学理论为指导，从生活、学业、人际交往三个维度切入，对在德中国留学生产生“文化休克”与跨文化不适的主要成因展开探索，以此来观照中德文化差异，通过解读这种差异，帮助海外中国留学生正确认识和直面文化差异，为其提升文化适应能力、减少跨文化适应障碍提供参考。 [25]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在过去数年，越来越多海外学生将中国纳入留学选择的目标国家，来华进一步学习深造，因此，关于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既是国内跨文化适应研究的重点，也是研究热点。由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既往研究数量较多且与本书核心议题关联密切，将在之后对其展开详尽阐述。
3.“文化休克”研究
“文化休克”与跨文化适应密切相关，是跨文化适应研究中的重要议题。1960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Oberg）在《文化休克：适应新环境》中首次提出了“Culture Shock”（也译为“文化震惊”）一词，其内涵是“一个人初次进入异文化环境后，出现的各种心理、生理上的不适应，由于失去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 [26] 。出于对这一词的不同理解，国内学者们将其翻译为“文化休克”“文化震荡”“文化冲击”和“文化震惊”等不同的中文释义，但综观中国学界，应用“文化休克”的译法频率较高，如胡文仲、祖晓梅、关世杰等国内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在谈及“Culture Shock”相关问题时，多用“文化休克”的译法。文化适应过程一般经历四个阶段，即蜜月期（Honeymoon）、挫折期（Culture shock）、调整期（Adjustment）、适应期（Adaptment），而“文化休克”通常出现在第二阶段，即挫折期。关于“文化休克”的应对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抗拒其所面临的新文化，并且强力维护传统文化；二是为依附新文化价值观而摒弃原有的价值观，即同化；三是接收新文化的同时依然坚持立足于自身文化传统。 [27]
国外有关于“文化休克”的研究涉及其概念界定、研究对象、发展阶段、具体表现、成因及影响等方面，并根据研究的侧重点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从概念上看国外学界普遍达成了共识，大多侧重于从心理和外部环境两方面因素对“文化休克”的内涵进行解析。在概念认知基础上，国外学界通常针对个体、特定群体或社会组织的“文化休克”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个体和特定群体的研究较多，社会组织的研究较少，研究立场以“客位”研究为主，从第三人视角对研究对象的跨文化和“文化休克”经历进行客观描写，而鲜有以自身体验描写和分析的“主位”研究。从研究结果来看，国外研究普遍认为“文化休克”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内因在其中占有主导性地位。从应对策略来看，学者们认为由于“文化休克”的主体具有差异性，因此应该根据地域、文化背景及个体性格特征等条件而区别化应对。 [28] 随着各国之间的教育人口流动越来越多，国际学生群体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休克”问题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特别指出，在面对“文化休克”时，“国际学生采用跨文化印象管理策略来促进对新文化的成功适应”，印象管理策略的成功运行需要“监控和控制一个人的非语言行为，以符合目的国文化的规范” [29] ，通过这样的管理策略，以推动其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较为理想的交际体验，积累和强化正面交际反馈，从而提升跨文化交际的自信心，降低“文化休克”的负面影响，促进跨文化适应。
通过检索“文化休克”相关国内研究文献发现，国内研究者对“文化休克”的研究侧重于成因、影响和应对策略，并将“文化休克”置于外语教学以及对外汉语教学中，以“文化休克”的化解为出口探索语言教学现实问题的解决，而其中，来华留学生的“文化休克”问题深受不同研究领域的关注。
从形成原因看，学界普遍认为“文化休克”时常发生在跨文化适应的第二阶段，即挫折期，或称危险期，但是，学者薛惠娟在名为《文化适应与个人资本形成——中国学生留英经历研究》的实证研究中表明，接收学历教育的来华学生在生活变化最大且可利用解决问题资源最少的适应初期和危险期遭遇了最严重的适应问题，并提出了“资本—个性转换”理论范式，基于此对来华留学生的“文化休克”形成机制展开了实证研究，她指出，来华留学生的“文化休克”因诸多因素而产生，而宗教信仰、文化、语言、教育制度、气候与生活方式是关键成因，并重点论述了语言因素中的“双重语言障碍”（留学生的汉语基础薄弱且授课教师的英语水平欠佳）以及教育制度差异（中国重理论传授而留学生母国重应用）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文化休克”产生的重要作用。 [30]
从所造成的影响来看，“文化休克”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消极影响自不待言，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梳理“文化休克”相关研究可知，有学者认为“文化休克”对跨文化交际者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美国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文化休克”是一种发展机遇，是个人理解自己价值体系视角的一种体验，从而可以审视、重新整合、重新确认自身与他者的关系。 [31] 学者李彩霞在《跨文化适应视角下的文化休克研究》中，通过梳理多位持“文化休克成长论”观点的学者的见解后，认为“文化休克不是只形成对跨文化交际者的负面障碍，同时它也对跨文化交际者提出了积极的挑战，是交际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发展和个体内在成长的助推剂” [32] 。这启示我们应善于把握“文化休克”的正面推动作用，结合实际进行进一步研究，探索出一条在面对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文化休克”危机时转化危机的有效路径。
从应对策略层面看，学者贾冰、宁珊在《社会工作对在华留学生文化休克问题的介入研究》中，从社会工作的视角论证了社会工作介入帮助在华留学生克服“文化休克”的可行性与重要性。他们认为，首先，社会工作出于其福利性免费服务的特性，更能为留学生所接收；其次，社会工作方法基于心理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经验而开展，其专业性和科学性能够精准有效地帮助来华留学生克服“文化休克”；最重要的是，社会工作尊重个别性，可依据案主的情况适时调整策略，协助来华留学生重建自身的社会支持，完成生活、心理和礼俗三个方面的文化适应，从根本上帮助留学生度过“文化休克”期的可能性较大。 [33] 这一极具创新性研究和实践的视角，在留学生解决“文化休克”难题的实际应用中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来华留学生教育和管理实践中，引入社会工作中的相关理念和适当的操作方法，或能为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培养和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提供新动能。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国际合作的加强和全球人口流动愈加广泛，在“文化休克”议题之后，学界对旅居者从东道国返回母国后出现的“返乡文化休克”问题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返乡文化休克”是与“文化休克”相对的一种发生于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现象，又叫“逆文化休克”或者“逆文化冲击”，是海外旅居者从异国或异地文化回归母文化后所经历的一种文化再认识和再融入过程中产生的现象。1944年，学者斯格兹（Scheuts）出于对赴异国他乡服役多年的士兵返回到美国时所遭遇的种种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困难的研究，首先提出“返乡文化休克”一词。1998年，学者迈克尔·佩吉（Michael Paige）将“返乡文化休克”定义为海外归国人员返乡后面对熟悉的文化所经历的冲突与矛盾。然而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关于这一议题的现有研究还非常少，研究的深度也相对较浅，研究对象则主要集中在“赴外汉语教师”这一群体上。而随着我国赴外旅居工作群体和来华留学群体的增多，为帮助其建构更好的返乡文化适应能力，回到母国后尽快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发挥自身价值，由此可见，与“文化休克”议题相关“返乡文化休克”还有巨大的研究空间。
4.跨文化教育研究
除了上述几个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外，跨文化教育与本书内容关联密切，遂在此稍作相关研究阐释。跨文化教育是随着全球化背景和大规模的文化流动应运而生的学科交叉领域，而关于跨文化教育的研究则可称之为学界从教育角度探索减少跨文化冲突、促进文明互鉴的理论自觉。关于跨文化教育的研究，从整体来看，学界主要关注其培养目标、问题及发展策略三个方面。
从跨文化教育的培养目标来看，学界较多将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置于跨文化语境中进行探讨，但学者姜亚洲在其学术著作《跨文化教育——从多元文化到跨文化》中指出，跨文化教育实际上是一种“面向他者的教育”，他援引了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多元文化/跨文化教育”专家弗雷德·德文（Fred Dervin）教授的观点，认为“跨文化学习应该通常包括对我们自身文化信念、实践的批判性反思，从而形成不带偏见的、富有同情的理解” [34] ，基于此，姜亚洲指出跨文化教育需要考虑“培养尊重文化差异的态度”和“培养文化批判意识”两个维度的目标，相比以往相关研究体现了其创新性，尤其“培养文化批判意识”中，所谓的“批判”，既是“对文化立场的反思，也是对自身文化实践的改造”，文化在批判的过程中得以整合和发展。 [35]
关于跨文化教育的问题，从全球视野来看，英国华威大学教授海伦·斯宾塞（Halen Spencer Oatey）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在提升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方面的成效提出了质疑，她指出目前高等教育国际化强调的是校园群体构成的国际化和多样性，而非跨文化互动本身，为此，她提出全球适应模型（Global Fitness Model），该模型以互动融合为导向，同时提出了与之配套的全球教育侧写分析工具（Global Education Profiler），其涵盖了诸如个人特质、语言能力、沟通技巧等层次，并将如同社会与学术的融合、社区接收度等语境因素也纳入考虑范围中。这为跨文化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洞见和实证思路。 [36] 从国内视角来看，学者谭旭虎在其研究《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教育中的问题及其对策》中指出，我国的跨文化教育整体而言存在跨文化教育发展不充分、全民跨文化欠缺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缺乏跨文化整体性设计与具体实践指导、国际学生管理中跨文化教育意识有限、留学生教育更多关注的是文化而非跨文化，最终导致留学生整体跨文化适应和融入情况欠佳的问题。 [37]
为了回应跨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学者们做了进一步探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思考。201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教授在与美国跨文化交际学院珍妮特·M.贝内特（Janet M.Bennett）教授的学术对话中表示，跨文化教育要培养学生“自由穿越不同文化边界的跨文化能力”，而非“掌握一点具体的文化知识”，因此，他主张在跨文化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必须重视思辨能力的培养，让二者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同时，要把具体文化知识和一般文化知识的学习相结合，形成案例与原理相互协助理解的学习模式，以此提升学生的跨文化理解和运用能力。 [38] 谭旭虎学者则在前述的问题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的跨文化教育在明确具体的跨文化教育的知识、能力、态度价值目标的确立以外，应在总体愿景与宏观设计中体现跨文化教育理念意识，并注重跨文化教育课程及项目的开发，此外，应该从教师队伍入手，开展针对性的跨文化教育培训、开展多元化教学，最后落脚于国际学生，创设其与社区的跨文化互动，提升整体的跨文化氛围。 [39]
5.跨文化传播研究
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起源于文化人类学，美国著名人类文化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 The Silent Language ）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一词。20世纪50年代，出于对在外交过程中“美国人忽视他过期待”从而引来“敌意”这一问题的反思以及令美国外交事业更好地发展的目的，霍尔建议美国国务院外事服务讲习班（Th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FSI）开展文化传播训练计划，这一创举被视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开端。 [40] 但那时跨文化传播研究仍属于文化人类学的一部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才从文化人类学中分离出来，正如我国著名跨文化传播研究学者关世杰在其著作《国际传播学》中所言，在美国文化学者们的极力推动下，跨文化传播得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41] 在此之后，如勒罗伊·斯坦利·哈姆斯（Leroy Stanley Harms）的《跨文化传播学》（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等跨文化传播研究经典著作逐渐涌现，与此同时，跨文化传播学相关课程在美国多所高校中开设起来。 [42]
关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特征，有学者从国内与国外的研究侧重点差异入手对其进行了阐释。例如，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师、新加坡国立大学媒体社会学博士徐明华学者在其名为《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文献综述——以2000—2011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为背景》的文章中，对比梳理了中外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差异，并指明了中外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特征。徐明华认为，相较于国内，西方的跨文化传播学在理论建构上显得更为成熟，学科建设也更为完整，西方学者在该研究领域提出的高语境（High-context）、低语境（Low-context）、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 tence）、编码与解码理论（Encode/Decode）以及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Globalization/Glocalization）等经典理论概念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意义重大，可称之为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不可不知的理论导向，而国内的相关理论建构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从实践层面看，西方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关注“外来移民在使用媒介时的身份认同问题”“受众在消费外来文化时的身份认同问题”“受众在消费外来文化时的心理接收过程”以及“构建跨文化人际关系时如何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问题”等，同时，国际学生在接收国际教育过程中的跨文化交流问题也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中得到了一定的关注。 [43]
相比起西方，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中国逐渐融入世界交往体系，带来了诸多中国与外界的接触与碰撞，在此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研究开始进入国内学者们的视野，跨文化传播译著开始被引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力丹在《“一带一路”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面向》中指出，“我国有延绵的国家边境线、丰富的国内民族生态、迫切的对外交流诉求”，在改革开放后，“许多学者开始探讨跨文化传播的内涵和外延，跨文化传播中的 ‘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现象，以及如何通过提高传播技巧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等等”。 [44] 在社会现实需求的推动之下，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徐明华认为，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90年至1995年，这一阶段的重点是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理论成果的引进与译著，是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初创期和对国外理论成果的借鉴期；第二阶段是1996年至1999年，这一阶段的研究从西方的理论成果学习与研究转向对国内现实的思考与探究，将西方的既有理论成果与中国的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多侧重于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的融合研究，是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拓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00年之后，这一阶段的研究侧重于学科的交叉，众多学科从自身研究视角出发介入跨文化传播进行交叉研究，例如文学、心理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学科，这一阶段是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深化期。 [45]
由于“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等概念的提出和相关举措的落实，跨文化传播研究近年来在国内学界备受关注。从研究内容来看，徐明华学者认为近年来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跨文化新闻传播研究、跨文化影视传播研究、跨文化网络传播研究、跨文化广告与公关研究等。 [46]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近年来，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大量有关“国家形象及其建构”问题以及“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等相关研究涌现，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为更好地发展国际中文教育，建构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传播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之相关的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与跨文化传播相结合研究，如学者李宝贵、刘家宁的《“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研究也逐渐增加，以期回应汉语推广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持续发展，留学成了世界范围内教育交流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和普遍现象。中国是一个拥有灿烂悠久历史文化的东方大国，极具文化魅力，随着数十年来综合国力稳步提升，教育竞争力也显著加强，从而成了众多国际学生的留学目的地。为更好地展开国内留学生教育和管理等问题，来华留学相关研究越发体现出迫切性和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通过文献梳理可知，来华留学相关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即来华留学趋势、来华留学政策及留学生管理、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接下来，将对三个方面的研究现状展开说明。
1.来华留学趋势研究
关于来华留学的趋势预测和研究，多数学者抱有积极的态度。学者林松月和刘进指出，“中国也因此得已提前完成《留学中国计划》50万留学生的预期目标”，并认为，在“十四五”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将可能彻底转向以高等教育内在规律、高等教育市场规律为主的来华留学工作发展逻辑”，来华留学吸引力将进一步提升，来华留学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同时，他们指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留学生不低于本校学生总数的5%，而目前中国正处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期，根据该比例测算，中国来华留学生规模将进一步大幅增加。 [47] 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防控失败，疫情盛行。在此背景下，林松月、刘进、高媛在《后疫情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常态——基于对菲利普·阿特巴赫等21位学者的深度访谈》中指出，后疫情时代，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发生剧变，由于疫情防控的溃败，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西方主要留学目标国不再是国际学生的留学首选。他们访谈的澳大利亚学者朱莉·莱斯克（Julie Leask）认为，由于疫情的影响，地缘政治力量发生转移，国际学生将一改往日以欧美为主的流向而开始向亚洲流动，美国将“不再是唯一典型的国际化标杆”。另一位受访专家马金森指出，在由新冠肺炎疫情激起的国际教育新一轮洗牌中，“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正在崛起，印度也将变得更加主导”。总而言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后发入局，获得国际学生的青睐。 [48] 学者刘进、陈劲认为，来华留学总体规模会继续保持增长，甚或可能跨越“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的拐点”。 [49] 而学者陈丽和伊莉曼艾孜买提则更为直接地表示，来华留学生规模会超过出国留学规模，中国将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贸易顺差”。 [50]
然而，并非所有观点都表现出乐观态度。上述的刘进等学者虽然对来华留学的趋势抱有较为积极的态度，但同时也表示，这种趋势并非在此轮重新洗牌中自然而然就能发生，“传统高等教育强国保守势力抬头”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们不能忽视的变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化的发展，尤其是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造成了阻碍，因此，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除非通过新的国际化模式创新来应对这场变局，转化危机，否则也难以在客观总体走低的大形势中实现突围，并且“这其中以区域国际化、在地国际化最为可期”。 [51] 学者马万华和张颀认为，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人员流动控制已被证实是遏制疫情最为有效的措施之一”，为此，诸多国家都出台了相应的人员限流政策，国际航班减少，签证政策收紧；为避免人员聚集，许多语言能力考试场次数量减少乃至取消，这些因素都极大地限制了留学规模，而在全球跨国留学生总数大幅降低的前提下，来华留学趋势也难免遭遇下行。 [52]
鉴于以上针对来华留学趋势两种截然不同的预测及相关论断可知，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全球性背景以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格局下，中国必须重视并抓紧来华留学教育政策和管理方面的调整和创新，适应新发展格局，把握新发展机遇。因此，来华留学政策及留学生管理值此关键时期更彰显出其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2.来华留学教育政策及来华留学生管理研究
学界关于我国来华留学教育政策及留学生管理的研究并不少见。从政策层面看，学者们一方面以历时的角度纵览来华留学教育政策的演进脉络并对其走向提出前瞻性见解，另一方面则对来华留学政策的特征、成就及其局限性进行了共时研究。从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研究来看，学界的研究偏向于探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其出路，其中，由于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在当今发展格局下的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这一议题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成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热点。
对于我国来华留学教育政策的研究，学者刘宝存、张继桥通过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来华留学教育政策进行梳理，总结相关政策的演进历程，体现出“政策目的由政治外交本位向教育本位转变，管理体制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办学主体由政府向学校转变，管理模式由差异化管理向趋同化管理转变，政策取向由外延扩张向内涵发展转变”五大特征，表示我国来华留学教育政策在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对我国的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助推作用，但他同时也指出我国的来华留学教育政策在发展和施行过程中皆存在一些必须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而言表现为政策层级低、政策制定滞后、政策配套缺乏、政策执行不一等。在总结特征、得出问题的基础上，两位学者也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对策，他认为问题的解决需要推动来华留学教育立法、提高政策制定的效率、完善政策配套、强化政策执行，通过自上而下协同运作，保障我国来华留学教育政策的时代适应性、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 [53] 此外，学者孙红采用文本计量分析结合宏观数据分析，使用政策工具理论 [54] ，发现了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总体发展逻辑，即“规模扩大—质量提升—品牌打造”的变迁逻辑，在此逻辑框架下，又有政策主体趋向多元化、政策工具发展多样化、政策体系建设走向完善化的特点，基于政策实施获得可观成效，来华留学生规模显著扩张、生源国籍总体多元化、生源学历结构提升，在这些发展背后，中国政府奖学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撬动因素。同时，这位学者也通过研究发现了我国来华留学教育政策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教育质量领域的政策供给相对不足，治理主体的权责分工不够清晰，能力建设、系统变革及激励工具使用不足且形式相对单一”等，鉴于此，该学者指出要进行师资队伍建设、课程教学优化以满足政策发展需求，同时，要明确治理主体全责和分工，提升协同治理效能，保障政策的有效实施，此外，还应设置激励策略，鼓励政策落实各方在实践中发现和总结问题，畅通沟通渠道，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保持信息对称，及时进行政策调优，回应现实需求。 [55]
根据前文所述可知，来华留学发展呈现规模剧增、生源多元、学历提升等诸多变化，鉴于此，以往的来华留学生差别化管理方式已无法良好回应新的管理实践诉求，在此背景下，学界近年来针对来华留学生管理的探讨侧重于讨论来华留学生的趋同化管理相关研究，探索适应实践需求的有效管理体系。2018年，教育部《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提出“推进中外学生教学、管理和服务趋同化，要求高校将国际学生教育纳入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实行标准统一的教学管理与考试考核制度，提供平等一致的教学资源与管理服务，保障中外学生文化交流与合法权益”。 [56] 学者马彬彬等认为，在跨文化背景下，“趋同管理”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至关重要，他基于“同中有异、求同存异、大同小异”的原则，指向来华留学教育“知华、友华”的培养目标，从语言、知识、文化、情感四个维度“趋同管理”培养模式进行了探索，为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研究提供了一条较为系统的思维路径。 [57] 同时，学者张静指出，我国高校国际学生趋同化管理总体而言体现出了集体主义文化共性，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存在一定差异，她通过对学者邱洋海《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的困境与突破》 [58] 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进行梳理，基于职能部门和学院二者间对将来华留学生管理方式，将管理模式划分为半趋同、多数趋同和接近完全趋同三种。在通过对三种模式的先进性和局限性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她表示，被北京语言大学马小垒等学者认可和强调的“双向趋同”的趋同化管理模式是“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中外教育交流合作、分享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经验的有效途径”，而张静所谓的“双向趋同”，即国际学生管理和中国本土学生管理之间的双向趋同，这种管理模式要求接收管理的双方共同学习，来华留学生的培养质量要与本土学生对标，而本土学生也要注重发展国际化视野，从而本土学生和来华留学生都实现跨文化能力的提升。 [59]
但是，从现实层面来看，来华留学生的趋同化管理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学界有学者关注到此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学者林松月和刘进研究发现，来华留学生的趋同化管理面临障碍、难以实现因三重因素共同作用而发生：根本原因是“来华留学生招生政策与招生体系设计缺失”，基础原因是“教育教学管理缺陷”和“留学生学习投入不足”，现实原因是“留学生管理机制不完善、服务体系有失偏颇”，基于问题导向思维，他们指出，要理想地顺应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的必然形势，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具体而言，应“建立来华留学生资格审查机制，严把入学门槛，完善招生体系”，同时，基础建设要紧跟改革步伐，应“健全来华留学生教育培养体系，提高教育质量和培养标准”，最后从现实层面着手，“完善来华留学生日常管理体系，改善服务机制与服务理念”，最终实现“招生—培养—管理”三个环节的有效衔接和有机融合。 [60] 通过系统改革，多方联动，以清除障碍，让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切实有效地实行，提升来华留学生的培养质量，服务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张静在分析了多种国内外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模式后特别指出，“以趋同化名义忽视国际学生内部差异及其与本土学生的差异，是国际学生教育管理的懒政表现”。关于此，学者姜亚洲也提出，“在文化多样性教育中应避免将文化差异的特征与学生的族群身份直接对应，而学习者也应该通过文化多样性教育认识到这种本质主义的陷阱。” [61] 这一观点十分值得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以及留学生管理者和相关教学人员加以反思，并警惕其所提及的问题。
3.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
要有效提升来华留学生的培养质量，发展高水平的国际化教育，必须关注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国内关于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研究，主要有地域和群体两类划分。从地域看，以中亚地区、非洲地区和东南亚具体某一国家的来华留学生研究为多。
一是关于中亚地区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研究。随着我国与中亚五国友好合作逐步加深，来华的中亚留学生群体的跨文化适应研究备受国内学者关注。学者彭欠以来华中亚留学生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文化适应、心理适应、学术适应三个维度进行跨文化适应调查分析，分析得出文化差异与语言障碍仍是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危机产生的主要因素。 [62] 学者王冰一和赵国栋同样通过对来华中亚留学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其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出现的跨文化适应危机，这种适应危机具体表征于交友、饮食习惯、行为差异等方面，对此，他们提出了培养知华友华使者、持文化融合与文化独立并重原则等应对策略。 [63]
二是关于非洲地区来华留学生群体的跨文化适应研究。程伟华等提出了中非双方数十年来休戚与共，并肩奋斗，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来华非洲留学生群育培养方面存在宣传力度、认识高度、品牌打造、资助渠道等方面的问题并深入探讨了问题成因，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对于非洲来华留学生的培养应该配合国家发展战略，加大宣传力度，选择关键领域，明确目标定位，打造特色项目，培养高端国际人才，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影响力，加强中非教育合作交流，培养“中国通”和“非洲通”人才，使非洲来华留学生的培养与中非国际合作的现实需求相匹配，发挥留学生在中非关系中的桥梁纽带作用。 [64]
三是关于东南亚地区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研究。当前，关于东南亚地区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研究也是一个研究热点。学者吴佳逢从跨文化适应的生活适应性、语言适应性、文化适应性以及心理适应性四个维度对来华印尼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现状进行评估，评估得出适应度最低是文化方面，同时，该学者调查发现，文化适应性表现最不理想与印尼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渠道和形式单一、这一群体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表现一般等因素密切相关，进而提出应将价值观的传播、文化认同感的加强、意见领袖的培养、良好认知的形成等公共外交核心要素与具体的留学生教育管理有机结合，以提升来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性。 [65]
除了如上所述的以地域为分类标准的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以外，还关注到来华留学生中的细分群体。例如，预科留学生这一特殊留学生群体也受到了学界关注。学者孙洁认为，由于来华预科留学生具有学习年限短、教学目标高、学习强度大的特点，这一群体的跨文化适应难度相对普通来华留学生更大，因此，该学者从心理适应、社会文化适应、校园适应三个维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来华预科留学生校园适应难度最小，心理适应次之，社会文化适应难度最大。 [66]
值得一提的是，在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相关研究中，留学生的跨文化社会支持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问题为大多数学者所深入探讨。在多数文献中可见，当前来华留学生的社会支持网络都具有一个显著的共性，即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主要由来源于其母国的群体构成，这种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向同胞寻求社会支持的行为能够使他们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支持，从而促使他们在东道国生活的过程中表现出较高的跨文化适应水平，但这种较为理想的跨文化适应水平的背后存在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学者刘宏宇在其著作《“一带一路”视域下来华留学生的文化碰撞与适应》中指明，“这种只与本国人交往、抱团的思想，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从学生培养层面看，存在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水平难以得到提高的问题，从社会互动层面看，当来华留学生与外界发生冲突时，若与母国来华留学群体抱团太紧，或可能“将个体事件演化为群体事件，甚至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67] 由此可见，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密切关乎公共外交，来华留学生的管理和教育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综观来自基于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既有研究可见，文化适应对来华留学生群体而言具有较大难度，纵然经过了长期研究探索，该难题仍未得以良好的解决，这一客观事实说明相关研究任重道远，未来进行基于来华留学生群体的跨文化适应研究具有显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根据以上文献梳理可知，当前的文化差异与适应性研究主要包括留学生来华、在华的相关问题，国内外学者从多维度视角，对本书所涉及的跨文化及来华留学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既有学者对相关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发展路径进行探讨，提出新的研究框架，又有学者对跨文化及来华留学实践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给予了学术观照，进行了丰富的实证研究，为我国教育界和各级政府掌握和治理目前留学生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学术参考。总体而言，既往研究体现出了如下特征。
第一，从研究视角看，相关研究多倾向于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而从国际关系视角对来华留学生的文化差异和跨文化适应相关问题的观照相对较少。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知，来华留学生教育作为公共外交中的重要版块，该议题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国际关系息息相关，在全球局势动荡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具有重要的研究必要性。
第二，从研究对象来看，相关研究大多聚焦就读于国内某特定地区或特定高校的留学生群体，以对留学生作为他者进入东道国文化中生活和学习情况的讨论居多，而对留学生母国文化背景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距离对留学生群体的影响等方面讨论较少。同时，对某一特定生源地域的来华留学生关注不足，目前所观照的地域分布比较零散，难以形成体系，从而致使未能系统性阐释问题并提出路径指导。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质性研究多于量化研究，实证研究数量则显然更少。宏观概括多于微观描述，理论阐释多于案例分析，研究总体而言较为笼统。针对性解决以特定地区作为生源地的来华留学群体的文化差异和跨文化的研究不足，能系统性、针对性地揭示该问题现象背后的形成机制并提出应对策略的相关实证研究则更少，当前学术和理论指导无法满足来华留学生培养和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现实诉求。
综上所述，既往研究涉及诸多领域、涵盖诸多视角，观照诸多个案，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见解，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撑和多样的研究范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实践经验，与此同时，却也给未来的相关研究留出了一定的探索空间。换言之，留学生文化差异及跨文化适应领域还存在许多需要深入探讨的议题。例如，在研究方法上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在研究思路上找出问题研究背后系统的理论依据，在研究成果的应用上侧重减轻跨文化适应过程对东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造成的消极影响，为促进我国留学生教育发展提出对策与建议，从而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等。因此，如前所述诸多研究空间，将是本书需要关注与探讨并给出解决路径的议题。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稳步实施，中国将走向开放程度更高、文化更为多元的大国，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吸引力显著增强，“来华潮”的热度也居高不下，越来越多国际学生将中国列为留学目标国。来华留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给我国的对外教育体制和管理模式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如何大幅度提升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程度和对接收国的满意程度，已成为促进和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好交流，提高我国高等院校的国际交流水平，扩大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进而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所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此外，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为保障疫情防控，减少疫情的人际传播和扩散，减少人际交往，保持社交距离已成为人们心中的安全共识，一定程度上的社交阻断已成为当前常态。但是，仍有大量来华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和生活，也有许多国际学生即将来中国留学。在人际交往减少、无法经常外出接触丰富的社会和社区文化的前提下，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及在中国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进度可能会减慢，这将造成来华留学群体在华的跨文化适应难度提升。因此，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在疫情当前的现实背景下显得意义重大，一方面能够帮助来华留学群体减少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障碍，另一方面又可结合实际为留学生管理工作提出相应的策略支持，可以称之为学界回应社会现实诉求的理论自觉。
由于跨文化适应研究始于西方国家，因此当前研究资料多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但跨文化适应的产生首先要基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必然以西方社会文化环境为背景和认知起点，其研究成果主要适用于西方国家或接近西方国家社会文化特征的情形，当然不能充分解释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本项研究选取发展中国家视角，以跨文化适应理论为基础，力争以东南亚留学生为研究对象，以中国社会文化为背景或影响因素，为跨文化适应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范本，拓展了跨文化适应研究的视角，其研究成果也可尝试解释东方社会文化环境下的跨文化适应问题。
加强对来华留学生文化冲突与适应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提升我国对外教育水平，培养出一批了解中国、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和感染的外国学生，他们将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桥梁，成为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这对促进不同国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实现“民心相同”，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文化意义。
在研究过程中，本书主要采取了以下研究方法。
中国留学生教育的主体和客体分别是中国教职员工和外国来华留学生，所以研究东南亚来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问题需要同时分析两方面情况。笔者设计了两份不同的调查问卷。其中调查问卷（1）主要发放给中国教师、学生和工作人员，考察受访者对不同文化群体成员的接纳程度、受访者和东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的交往情况及主要障碍等；调查问卷（2）主要发放给东南亚国家留学生，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汉语水平、来华时间、教育水平、所学专业、资金来源、来华前的出国经历、来华学习原因等个人情况，重点考察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主观因素，如日常生活、心理、语言、学习和社会交往等。也设计了一些能够反映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客观因素的问题，如受访者如何看待云南文化、云南生活、云南人和云南高校等。
相对于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更为随意，也更利于深入特定问题、发现典型案例。笔者约谈的特定对象约30位，分别来自缅甸、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其中男同学17名、女同学13名。访谈前设计访问提纲，经过预约时间，预约地点完成。针对不同受访者，访问侧重点有所不同，一般会以有目的地了解某一方面的问题为主；还有一些正式访谈，随机发生，如在课题主持人教授的留学生课的课间，访谈时间长短不一，内容丰富，经常会以无拘无束的“拉家常”的形式进行。
个案分析法能够帮助笔者跟踪特定调研对象，考察受访者跨文化适应的过程，对于课题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按照来华时间长短，也就是跨文化适应的不同阶段，笔者选取田野调查对象中的17个东南亚国家留学生做个案分析，这些学生来源于不同的东南亚国家，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其中男同学9个、女同学8个，共跟踪调查了2年。主要从日常生活适应、心理适应、语言适应、学习适应和交往适应等方面进行观察和记录，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东南亚国家留学生在云南遇到的“文化不适应”问题。
笔者首先分发纸质和电子调查问卷，然而采用SPSS 20.0 [68] 与Excel 2010两种统计分析软件对收回的问卷进行统计分析，最后对调查结果进行定量描述。
“留学生”（International Students）一词最早使用于唐朝，专指日本政府为了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多次派遣唐史、“留学生”和“还学生”来中国。 [69] 久而久之，“留学生”一词便保留了下来，专指离开户籍所在国家，旅居国外，从事学习或研究工作的人群。随着跨国学习情况的普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对“留学生”进行了界定：在非常住国家和地区的高等学校注册学习的学生。这一定义强调了留学生的居住地和正式身份。因此，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对象“东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特指持有东南亚国家护照，在中国各类学校注册的，接收学历或非学历教育的东南亚国家公民。
本课题研究选取的主要样本为中国高等教育学校的留学生，特别是以云南高校的东南亚来华留学生为主。通过分发调查问卷、个别访谈与个案分析，共对650名留学生进行了调查。这些留学生来自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其中男同学377名、女同学273名。他们中有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也有无神论者等。
发放调查问卷的同时，笔者还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30位受访者进行了深度访谈，旨在探讨留学生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实际感受、看法、态度等，之后对个体的描述进行分析与总结。
问卷调查样本主要为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财经大学、云南农业大学、昆明医科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南林学院、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红河学院、大理大学、德宏师范高等专科12所云南高校的东南亚国家留学生，以及部分参与短期来云南交流与培训项目的东南亚学生。总共发出600份纸质和电子版问卷，回收380份，其中有效问卷365份，回收率63.33%，有效率96.05%。
跨文化适应研究本身需要长期的动态的考察研究对象，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研究者很难做到自始至终的跟踪调查，因此，笔者选取了不同汉语水平、不同年级、不同国别、不同来华时期的东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与综合分析，其结论可反映东南亚来华留学生在华期间面临的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对应的跨文化适应不同阶段的表现和特征。
表1-1 受访者有效问卷调查样本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
表1-1 受访者有效问卷调查样本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续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收回的问卷调查统计材料整理所得。
本书将云南省作为研究区域和东南亚在华留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典型的中外文化的巨大差异和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
本书试图考察云南各高校东南亚国家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具体包括访谈、观察、非正式交谈、个案分析等，提出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消解方法。
由于研究对象为东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因此在样本的选择上限制较多，问卷调查选取的样本集中于云南省几个东南亚国家留学生集聚的高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针对性，但样本的覆盖面和数量都有待提高，使得本课题研究的普遍性、全局性研究出现了“瘸腿”现象。此外，由于东南亚国家留学生集聚的中国其他各地文化差异迥异，再加上来自同一区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环境的东南亚国家留学生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不仅有整体性的差异特征，还有留学生个体间的差异特征。在同一文化范畴内同样具有地区差异特征、个体差异特征，因此，量表的适用性还有不科学、不严谨之处，有待于后续研究加以完善。
考虑到客观条件，笔者着重考察东南亚来华留学生所感受到的文化差异和与之相应的跨文化适应过程，没有将研究对象与其他族群或在其他社会文化类型下感受到的文化差异与跨文化适应过程考虑在内。其实东南亚国家留学生来华期间，除了会与中国文化发生冲突和碰撞，与此同时，还会与来自其他区域、其他民族国家、其他文化背景的留学生发生跨文化交际的困难与障碍，对于这方面的文化差异及对应的跨文化适应状况没有进行调查与分析，在下一个阶段的研究中，可以对这些因素予以充分考虑，还可以做一些纵向的追踪实验，以期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的研究更为全面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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