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侯军

“深圳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曾是一个众说纷纭、充满争议的“热词”——毕竟当时的深圳还是一个刚刚成立十多年的年轻城市，就像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你非要说这个孩子具备什么“文化特质”、拥有什么迥异于他人的“文化形象”，旁人自然会觉得好笑——而我恰恰是在90年代初从天津南下深圳的，正好赶上那一阵的“深圳文化热议”，立马就接触到彼时各路人马的观念交锋：有人认为深圳还是“文化沙漠”，根本谈不上什么“深圳文化”；有人据理力争，举出深圳刚刚建成的几大文化设施，非要为“深圳文化”争得一席之地不可；有人不认为“深圳”能够独立形成“文化”，坚持要把它纳入岭南文化的大板块中；也有人认定“深圳文化”只有向毗邻的中国香港文化“靠拢”，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文化身份上的独立存在价值……

作为一个从内地初来乍到自诩的“文化人”，我立即被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化观点所吸引；又因身处媒体要冲，很快便主动参与到这场有关“深圳文化”的热议之中。不过，我的视角和做法略有不同，我认为，“深圳文化”这个话题，单靠深圳自家人关起门来吵来吵去，意思不大。应该多听听外部的声音，尤其是国内文化发达地区的专家学者的看法——毕竟深圳是全国的深圳，“深圳文化”之所以引人关注，也正因为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国人对这样一个完全按照改革开放新思路设计出来的地方，其文化形态和文化发展，充满了期待和想象。于是，我开始在我供职的报纸上，有计划地策划采写了一系列有关“深圳文化”的名家访谈，若北京刘梦溪的《深圳，新兴的“文化开发区”》、若上海余秋雨的《深圳，创建“后代人的文化”》、若天津蒋子龙的《深圳，经济辐射文化》……这些文字，以及由此“引进”的各种新鲜观点，也很快成为“深圳文化热议”的新话题。

国家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就与深圳市文化局等地方政府部门联合创办了“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我一度成为这个研究机构的“常客”，对这个新生的文化研究机构持续追踪报道。某一天，研究中心杨宏海主任郑重地向我介绍一位新来的年轻人，说是刚刚从中山大学毕业的研究生，那就是毛少莹。

我对毛少莹的最初印象是，有些腼腆，不多说话，好像总在思考着什么，显得沉稳有余而活泼不足，这与她的年龄不太相称。此后一段时间，研究中心陆续来了很多年轻人，一个个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很快就在我们的报纸版面上激扬文字，呼风唤雨。一时间，有关“深圳文化”的“话语场域”似乎无形中在向研究中心悄然转移。对此，我自然是乐观其成，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我努力促成的结果。

但是，我却不常见到毛少莹的身影。不光各种会议、座谈、饮宴、茶聚等热闹场合很少见到她，报纸版面上她的文字也不多。我偶尔会打个电话问她近来在干啥，她总是轻声细语地说：“我吗？上班呀，写稿呀，带孩子呀……”

“深圳文化热议”很快就随着深圳“文化立市”大政方针的确立而逐渐降温——文化毕竟不是“热议”出来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才是深圳人的行为准则。回望近三十年前的那一阵“深圳文化热议”，我觉得其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提供了多元的选择路向，培育了一代深圳人的“文化情结”，为深圳最终确立“文化立市”战略发展路向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此后十多年，我因工作重心的几度变换，与“深圳文化”的话题渐行渐远，与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也联系渐疏。这期间，不断地听说当年研究中心的那班年轻才俊们，有的幸遇伯乐，提拔了；有的抓住机遇，下海了；有的另谋高就，改行了。主任换了几茬，新人进进出出。但是，每每问到毛少莹，总是得到几乎同样的答复：“她呀，还在那儿！”

光阴荏苒，春秋代序，毛少莹就像一颗坐标恒定的星星，默默地守候在自己的方位上，勤勉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既不与日月争光，也不在意偶尔的云遮雾罩，电闪雷鸣，而当一切散去，她还在那里；偶尔也有天幕辉煌、彩霞绚烂之时，你也找不到她的光影，因为她的光影已然融入那耀眼的绚烂之中；唯有万籁宁静云淡风轻之际，你才会蓦然发现，她依旧在那里悄无声息地浇文化之花、培文化之基。在深圳这样一个圈子原本很小，资讯又高度发达的城市，能像毛少莹这样潜心于应用性文化研究，近三十年如一日，“只挖这一口深井”的学者，确实是极为罕见的。

罕见往往意味着非比寻常，意味着难能可贵。在一个众声喧哗、人人生怕被忽略被遗忘被边缘化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学者需要何等韧性和耐力，才能抵御住各种诱惑，心无旁骛，孜孜矻矻，埋头在自己的研究课题里，并营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学术天地！

是的，毛少莹正是这样，以自己近三十年的默默耕耘，致力于将无数飘浮在口头上和纸面上的“文化”，一步步植根于深圳这座城市的文化实践中，让“热议”化为“实锤”，让“务虚”化为“务实”，让“理论”化为“实践”，让五彩缤纷的“文化理想”，化为目可见、手可触、身可感、心可通的公共文化空间……

她深知，文化虽然五彩缤纷，文化研究却是寂寞之道。尤其是她所从事的应用性文化研究，无数心血和智慧融入一项项政策、法规、远景规划抑或实施办法，连个署名的机会都没有，更遑论成一家之言？而某些以主流自居的文化学者一向对这类专为某些政府部门或社会机构服务的研究者，不肯以正眼相视。然而，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当其大转型大发展之时，又急需这些拥有专业知识又有现实关怀的学者，为诸多当务之急提供具有学术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专业意见。于是，各种应用性研究成为不可或缺、又很少有人肯做的“冷门”。一个学者的专业选择，对其日后的学术成就至关重要。是选择“显学”还是“冷门”，体现着一个人的智慧和远见，更考验着其学以致用的现实情怀。毛少莹不是没有选择的空间和机遇，她以理工科的本科背景，加以名校哲学系的学术加持，本可以左右逢源的。据她自己讲，起初她也曾对专门从事应用性较强的决策咨询研究，“有一点抗拒”。在一篇访谈中，她坦言：“此前我做哲学研究，对理论问题比较感兴趣，加之传统的文史哲等理论界对跨学科的应用性文化研究并不是很认同。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面对的文化管理、文化政策等问题深深吸引了我，投身其间，至今也算是乐此不疲吧。”

如今，摆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部《深圳文化发展研究》，就是毛少莹多年来“乐此不疲”的成果之一。如果不是缘于这部书稿，我还真是不清楚，这些年毛少莹竟然做了这么多、这么重要、这么不为人知的贡献——这部书中所涉及的诸多文化政策法规决策，我都曾关注过、报道过、评论过，但却并没有把它们与毛少莹联系起来。如今，读其书，识其人，我领悟到了一个深圳学人的襟怀和境界：力戒空谈，埋头实干，不求个人功名之闻达，力求贡献城市文化之发展。走笔至此，我不禁对这位当年还有些腼腆、如今已卓然成家的女学者，肃然起敬。

是为序。

2021年5月13日于北京寄荃斋